然而浦口桃叶渡才是真的王献之迎桃叶的渡口吗？在我看来，这恐怕只是个美丽的误会。
一则“江”在古代相当长时间内的确是长江的专指，但秦淮河在六朝时也有“小江”之称，直到唐代，才始见“秦淮”之名。如《献帝春秋》记载：“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孙权说的“小江”，即秦淮河。且有相当史料和地质研究证明，秦淮河在东晋时非常宽阔。据唐许嵩编撰的《建康实录》记载，东晋咸康二年（公元336年），秦淮河上建朱雀桥，“桥长90步，广6丈”，换算成现在的计量单位，长度超过130米，足见秦淮河之宽。且六朝时长江入海口离南京不远，台风海啸常导致海水沿长江倒灌，使秦淮河泛滥成灾。因此，当时称秦淮河为“江”，是站得住脚的。如果仅凭诗句中出现“江”字就武断认为说的是长江，那就拘泥于字眼了。
二则从诗句文本解读，“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诗人是站在渡口处迎接爱人，符合琅琊王氏家族居住在秦淮河附近的地理位置。没有证据表明王献之曾在江北居住，他为何要专门跑到那里等人？桃叶又为何要渡江？虽然浦口地区现位于南京境内，但东晋时并非建康城内一部分。桃叶山所在的宣化镇属于棠邑县（公元397年改为尉氏县）。渡河尚且艰难，诗人没有必要渡江去等人。更重要的是，当时桃叶山虽濒临长江，但因江中大洲阻隔，并非合适的渡江处（下文还将提及）。据考证，明弘治、正德年间，江水东移改变了扬子江水道，“江中之洲”逐年与北岸相接方才消失。而秦淮桃叶渡从六朝到明清，一直位于城市繁华地段。特别是农历三月三上巳节，青年男女着盛装在河边嬉戏游玩，种下情愫，文人雅士在此曲水流觞（如王献之父亲在兰亭所做一样），桃叶的故事发生在这里也更合情理。
陈作仪画金陵四十八景之桃叶渡
三则权威史书志书都支持秦淮说。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祝穆《方舆胜览》均记载桃叶渡“在秦淮口”“原渡口处立有桃叶渡碑，并建有桃叶渡亭”。晚清缪荃孙、冯煦等纂修《江苏省通志稿》，明确指出桃叶渡“在江宁县秦淮、青溪合流处。王献之爱妾名桃叶，渡名因此。今为利涉桥。”前人撰述必经严谨考据，相较一些地方人士的一家之言，还是权威史志可信度更高。
人们从正史中了解了王献之与前妻郗道茂、后妻新安公主的婚恋纠葛。但桃叶其人其事，仅出现在民间传说中。较早出现桃叶之名的是梁代徐陵编纂的《玉台新咏》，选录了王献之的《情人桃叶歌二首》和桃叶的《答王团扇歌三首》。成书于同样定都南京的王朝，且相较东晋尚不算久远，《玉台新咏》证明六朝时代即有王献之和桃叶的传说，但桃叶渡的地点，就留给了大家想象的空间。“总传桃叶渡江时，只为王家一首诗。”晚唐罗虬已道破这一点。传说中的桃叶渡在哪里，甚至是否真的存在并不重要。真实存在并搭载无数人过江的浦口桃叶渡，不应被遗忘。当你乘车下长江大桥，迎面就看到名为“桃叶渡”的商家，也许在无心之间，正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桃叶山与桃叶渡的厚重历史和人文轶事。
晋王南渡破陈处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后，即有南下灭陈统一天下之志。588年冬，隋文帝打响统一战争，令二子晋王杨广（即后世隋炀帝）为伐陈总统帅，时年仅二十岁的杨广率五十一万八千大军，从“东接沧海，西拒巴蜀”的数千里战线上兵分八路进逼建康。杨广亲率的一支军队从六合出发，行至浦口桃叶山，在这里安营扎寨，为灭陈做最后准备。
前文已述，尽管登临桃叶山可隔江眺望建康，但江中大洲阻拦了北方大军南渡，“必西上历阳至采石方得过江。”隋军因无法直接渡江，遂兵发两路，先佯攻历阳（和县）虚张声势，后由总管贺若弼自广陵（扬州）渡江攻克京口（镇江），另一大将韩擒虎自采石、姑孰（均位于今马鞍山）北上，形成东北、西南两面合围包抄建康之势。杨广又命士兵在桃叶山下筑一座“晋王城”以屯兵，与江南石头城遥相对峙以便接应。
昔日晋王塔画像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正月，隋军攻取建康，陈军溃不成军，后主慌不择路，带着张丽华、孔贵嫔两个宠妃躲进后宫的景阳井中，终被发现并俘虏，鸡鸣寺中至今仍存“胭脂井”遗迹。作为胜者统帅，杨广被贺、韩两将派兵从桃叶山恭接入洲，再乘船渡江抵达建康城。至此，中国南北分裂近三百年的局面结束，复归一统。
《隋书》和《南史》一样，也记载了杨广渡江之事，“陈时，江南盛歌王献之《桃叶》之词曰：‘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度无所苦，我自迎接汝。’晋王伐陈之始，置营桃叶山下，及韩擒虎渡江，大将任蛮奴至新林以导北军之应。”将这段轶事列入《诗妖》记载，意为祸乱征兆的里巷歌谣，其实就是古代常见的谶讳之语，在此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