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秀生
要想得到师傅认可，得眼里有活儿。“那时候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郑秀生说。
厨师的工作就是跟厨房有关的一切。郑秀生记得那会儿还没有煤气灶，哪怕是高配的北京饭店也是灶火墩。学徒们得负责堆煤、搞卫生、刷锅子，甚至要帮师傅洗围裙，“师傅让你累就说明喜欢你，干活不找你才是最大的惩罚”。
慢慢地，他出徒了，也成了别人口中的师傅，后来更是成了北京饭店总厨，多次负责国宴制作。他在天坛祈年殿为世界500强代表准备西餐，也在奥运会期间为体育代表团准备餐食。
2009年，建国60周年，郑秀生在孙久富的指点下，复刻了开国宴菜单，热菜有银盅鱼翅、罐焖四宝、干㸆大明虾、口蘑鸡块、鲜蘑菜心、红烧鲤鱼、红烧狮子头和清汤燕菜。
这是他的初心，也是梦想，更是生活的勇气。
做国宴复刻宴的时候，郑秀生的搭档是他的好朋友，孙立新和武剑利。
孙立新跟郑秀生差不多时候入行，曾是华都饭店、便宜坊总厨。
孙立新
他的经历跟郑秀生也颇为相似。
1972年，当老师建议16岁的孙立新去上北京服务管理学校时，他的内心其实是拒绝的。在那时候的人看来，“厨师属于服务行业，是伺候人的，没人愿意干”。生怕孙立新不听劝，老师特意在毕业时鼓励他：“中国不会老这样，早晚有一天国门会打开”。老师是印尼华侨，孙立新深信他对国内外局势更了解。
尽管还听不明白老师的话，孙立新还是决定，按老师说的办。
新入学的学生被分成四五个班，细分成热菜班和冷菜班，每个班近50人。女孩大多学做冷菜，热菜则以男学生为多。
学校教做菜，讲究的是样样通，淮扬菜、粤菜、川菜、宫廷菜都要涉猎。每天有一位老师来教一道菜，学生们就专门琢磨把那一道菜做好。大概是愿学厨的学生稀罕，师傅们尤其看重，从切菜到翻勺，每个环节都盯着，甚至会一一尝遍学生调的碗汁，具体指导。
入门靠师傅，修行还需自己练。为了雕好花，他成天往家一筐筐搬水萝卜练手。练完不舍得扔，萝卜包包子、蒸窝头、炖汤，拉着全家人一道变着花儿吃萝卜。
毕业后，孙立新到上海绿杨邨实习。那是上海有名的饭店，鸭子做得极好。给鸭子脱骨是件麻烦事儿。师傅从不当着学徒的面给鸭子脱骨，孙立新急于学会这门手艺。终于有一次，他早早到了饭店，琢磨师傅脱好骨的鸭子。没一会儿，就拿了只鸡练手，“皮一点儿都没破”。
可这只鸡是偷来的。这是犯了个大错。东窗事发，师傅气得要把孙立新轰回北京。为了留下来，孙立新又是求又是买烟孝敬师傅。两盒凤凰牌香烟，花了他一块多。
后来孙立新更师从川菜大师庹代良、又跟着香港大厨学做粤菜，成了全才式大厨，在华都饭店当总厨，更在加入便宜坊后创新了一只600多年的烤鸭。
相对年轻的武剑利江湖人称“熏爷”，做得一手好熏肉熏鱼。武剑利的后厨，最早是在人民大学校灶。所谓“校灶”，就是专门给校长等校领导做饭的。校灶更像个精细小料理作坊。按照领导的餐标制作菜单，还要在心里记住每个校领导的喜好，有人爱喝花雕酒，有人喜甜口，还有人晚上11点写完东西，到这里寻一碗鸡蛋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