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中国 | 作者 许永杰
天津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一部陈雍先生的考古学专著《考古何为》。接到电子版粗读后，在微信上回陈先生八个字：体大思精，雅俗共赏。
《考古何为》
作者:陈雍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定价:98.00元
《考古何为》（下文简称《何为》）全书共有8章，分别为“考古学”“田野考古学”“考古学理论结构”（包括考古学年代学、层位学、类型学、阐释学四种方法论）“研究取向和研究模式”“指导思想和思维方法”“考古学文献”“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学考古和用考古”。
《何为》“开头的话”讲：“《考古何为》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可以用‘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特色考古学是什么’来概括。”这让我们想到俞伟超先生1996年曾写过一本《考古学是什么》的书，收录俞先生有关论述和对话16篇，内容主要有考古学理论及演进，考古学基本方法论——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文物学、考古学文化、考古学目的和作用，以及“新考古学”等。俞先生的著作不同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如葛剑雄《历史学是什么》、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等19部），后者是出版社专门组织相关学者撰写的学科知识的普及读物，《考古学是什么》则是收入俞先生与“考古学是什么”相关论文和谈话的文集，立意于学科知识的提高而不是普及。《考古何为》一书的“考古学文献”“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学考古和用考古”等是《考古学是什么》不收的内容，“考古学理论结构”“研究取向和研究模式”“指导思想和思维方法”等，也不是为了普及学科知识而收录的，《何为》一书是一部普及与提高兼备兼容的著作。
体大思精之体大，不仅仅是指其编写规模宏大，更在于该书的写作立意于告诉读者“中国特色考古学是什么”。**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对广大考古工作者提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时代要求。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需要考古人给出准确的诠释。近代意义的考古学是一外来“物种”，《何为》开卷便重申李济、苏秉琦、夏鼐等前辈关于考古学不是国学、不是金石学发展来的认识。读者从该书8.4“闻见”郑振铎、夏鼐、苏秉琦、张忠培条目中，可以感受到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为创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付出的艰辛，可以了解到根植于中国黄土的考古学的成长历程。读者从该书8.1~8.3“读书”“考察”“教学”节目中，也可以感受到陈雍先生这代学者为创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付出的努力。何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该书5.1“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提到俞伟超、张忠培两先生在《探索与追求》一文中总结的五个特点，中国考古学最大的理论特点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中国考古学是这样走过来的，今后还要这样走下去。建设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的立意通贯《何为》全书，阅读全书的读者会有这样的感悟。
《何为》关于考古学的精密、深入、独到的见解，每每皆是，不胜枚举。
考古学研究对象——遗存的多样性，决定了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众多。关于考古与其他学科结合研究，《何为》页12讲：“把运用科技手段研究考古遗存与利用考古材料进行自然科学领域相关研究混在一起统称为科技考古，反映出在学科分类方面的混淆不清。”我在《民族考古学是什么》中也曾认为，利用地震学知识，解释房址的倒塌现象，属于考古学，可称“地震考古学”；利用考古材料证明历史上曾发生过地震，应属于地震学，应称“考古地震学”。
不同学科整合研究同一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何为》页111~112认为：依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证实或证伪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是历史学的方法，而不是考古学的方法。”陈直先生用居延、敦煌两木简，汉铜器、漆器、陶器，以及封泥、汉印、货币、石刻以证《史记》《汉书》，虽较出土文献多出古代器物，但仍是二重证据法；宿白先生运用《营造法式》和《地理新书》等历史文献，解释白沙宋墓的壁画内容、仿木构造、墓地布局等不是二重证据法。我个人的理解，能够想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的方法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具体运用这种方法，我们要揣摩王国维、陈直、宿白等大先生的具体研究，从中学到真经。至于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五重证据法则涉嫌炒作，多学科的整合研究而已。
考古学的生命活力在于田野考古学，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田野考古能力为国内同行所称道。陈雍先生、许伟先生、张文军先生是继张忠培先生、林沄先生、匡瑜先生后的吉林大学第二代田野考古教师，我们这代人挖探方、清遗迹是他们手把手教出来的。他们在几十年的田野考古的实践中遇到过众多的疑难现象，《何为》“田野考古学”章之2.2.2条目以图示的形式例举4例饶有趣味的“非典型案例”。案例1，下图位于③层和④层之间的M10有问题吗？
这让我们想起当年太谷白燕遗址发掘时，在探方壁上划出一块类于M10这样的土。无论是谁看，无论是什么时辰看，都认为没有划错。时值黄景略先生在工地考察，他蹲在探方中苦想了两天后突然站起，口中念道：“我看是门”，提着手铲对着探方壁就哐、哐、哐地捣了进去，原来这是一座窑洞式房屋的门道，神奇！除窑洞式房屋外，偏洞墓、袋形穴等都可以这样表现在探方壁上。
案例4，上图M2打破M1，M2墓主脚部一鬲，失一足，M1墓主头部一足，两者可以拼对在一起，这件器物应归属哪一墓？其实这是《宝鸡北首岭》的77M9和77M4的实例，报告按常理将器物归属早期单位。其实，这是一例田野操作失误造成的错误认识，器物应属于晚期单位。由于晚期单位77M9没有清理到墓底，而将鼎足遗落在早期单位77M4中。我在《漫谈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方法》中，举例龟山二号墓，报告认为墓主是节王刘纯，但报告刚刚发表，又清出一枚龟钮银印，为襄王刘注，印章太重落在墓底的淤泥中。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百年，《何为》扉页题词：献给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事件是1921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发掘渑池仰韶村遗址。作为本次发掘的主持人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史上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1931年，梁思永先生主持发掘安阳后冈遗址后，学界认识到安特生发掘方法的不科学性，同时也认识到他所主张的中国原始文化西来的说法的不正确性，对其批评多于肯定。1980年代以后，学界多讲仰韶村遗址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开山意义，肯定多于批评。《何为》在谈到仰韶村遗址发掘时，首先讲到安特生发掘时只到过几次现场，日常发掘和测量是袁复礼主持和操作的，接着转引梁思永先生、傅斯年先生、李济先生对安特生的批评。最后总结“安特生用地质学的方法发掘仰韶遗址，用人类学的方法命名，解释‘仰韶文化’，用‘文化西来说’推定其来源，在他的发掘与研究里，没有考古学方法论是非常明显的，当是不成熟的田野考古学。”
陈雍先生曾出版两部考古学专著，一部《考古杂俎》，是他退休前自选的积四十年的考古学论文集，可谓“雅”；一部《说说考古》，是他为天津《今晚报》撰写的百篇考古随笔，可谓“俗”。《何为》则兼具两者，雅俗共赏。
《何为》有一突出的写作特点，就是缜密的逻辑阐述与易懂的实例演示相结合，这是最利于读者领会和接受的著作方式。对于无尽无休的炒作概念的文章和著作，我们有着切肤之痛。20世纪末，黑龙江考古所从事三江平原聚落考古时，只能看到介绍聚落考古的概念的文字，而不了解此方法开创者戈登·威利在维鲁河谷的操作（陈淳先生组织翻译的《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出版于2018年）。为此，我专门约陈雍先生到赤峰考察有美国学者参加的聚落考古实践。论述考古阐释学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模式”章，每一部分都是这种方法写作的。4.1.2“考古学文化分类”举例李伊萍《龙山文化：黄河下游文明进程的重要阶段》，4.2.2“社会结构”举例陈雍《解读良渚文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特征及其研究路径》《姜寨聚落再检讨》《半坡文化彩陶的鱼纹分类系统》、陈畅《大南沟墓地的社会组织与性别考古学研究》，等等。
《何为》“考古学文献”章主要是依据为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硕士研究生讲课的讲义改写的，“田野考古学”章主要是依据为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讲课的讲义改写的。这两部分学员都是具备一定程度考古学知识和有过一定田野考古训练，而需要进一步提高的人。该书兼具提高与普及，更适合考古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程度的读者，我曾将该书发在微信中的一些内容转发到我的研究生群内，收到了非常好的学习效果。
《何为》的一些内容，成书之前曾在陈先生的微信朋友圈里发布，引得圈内的讨论。成书时陈先生又把相关内容收进书中，这又成为本书的一个亮点。我的《旧事新忆》也曾尝试这种写作方式，链接讨论的内容对于著作有着类似注释的作用，帮助理解作者的想法；录入微信圈的链接，拉进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相信这种由新媒体导致的写作形式会为更多的作者接受，成为一种新的著作体裁。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