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童”与Kidult的文化现象
比颓废更鲜明的，是陈奕迅孩童（甚至可称为顽童）的形象。我们的社会把孩童视为贪玩、真诚、情绪波动、做事不合规范的载体。他们的存在是破坏秩序的根源，但也是揭露成人虚伪面具的象征。
多年来，陈奕迅始终贯彻孩童的属性。1998年，陈奕迅的歌曲中，“让我渴睡也可嬉戏”（《我的快乐时代》）或“买了球鞋再买玩具”（《黄金时代》）都跟孩童贪玩的特质构成连结。同一年，陈奕迅凭《我的快乐时代》一碟火速走红，亦因为走红，他不合规范的行为举止顿时成为了大众及传媒关注的焦点。1999年，陈奕迅于《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及《十大中文金曲》上，与谢霆锋替正在认真唱歌的郭富城伴舞，跳着怪异的舞步。2000年，他上TVB游戏节目《宇宙无敌奖门人》时在公众面前露出屁股。2001年，有报导更指出他出言批评三大天王的唱片欠吸引力。这些举动违反了社会大众对成熟或者说成年歌手的期待，破坏了社会为主体预先写好的剧本，因而引起争议，甚至招来猛烈的批评。
不知是幸运，还是那个时代的歌迷需要一个比较调皮的明星，借他违背常规的言行来释放*。外界对陈奕迅的指责，逐渐转化成一种正面的论述。其他娱乐界前辈、乐坛巨星及传媒都形容他“违规”的行为是“真性情”、“孩子气”、“天真”的表现。
陈奕迅及其制作团队善用这些特质，将之表现于表演上，令他的表演变成了一种自我的实践。2000年，陈奕迅加入英皇娱乐的第一首主打歌《打得火热》谈的是主角对性爱的狂热，内容于当时相当大胆。陈奕迅调皮的演绎，在MV中夸张地扭动屁股及随意摆动身体，却淡化了歌曲中所谓“危险”的属性，令各界受落。同年歌曲《活跃症》（黄伟文词）中的“继续嬉戏／痛痛快快地／继续嬉戏／看我到处飞”正跟表演以外的“真我”行为遥相呼应。2001年，陈奕迅在演唱会《The Easy Ride》直接以“童心”为题，把红馆设计成游乐场，舞台上有木马、波波池等。陈奕迅演绎不同类型的歌曲时，就如小孩在游乐场里自由地蹦跳乱舞，透过这些表演上的形象经营，陈奕迅的形象逐渐跟孩子气构成连结。
千禧年初期至中期，Kidult文化于香港兴起。Kidult一词在香港语境里意指孩童化的成人，他们热爱童心，渴望在生活上能率性而为。陈奕迅于2004年接受《JET》访问时曾承认自己是Kidult，面对传媒追访时，只是有话直说，不会考虑“什么（在成人世界中）能说，什么不能说”。在人生问题上（如他父亲的问题），他认为可以用一个“孩童的心态”面对，令严重的事情变得没那么严重。
以上访问反映他拒绝既定框架，意图转换心态面对人生及社会问题的处世之道。千禧中后期，陈奕迅成家立室，育有一女，而听陈奕迅的歌长大的八零后逐渐步入职场，体验到成人社会对他们的规训，以及背后隐藏的枯燥庸俗，更向往一种异于常态的生活。在Kidult成为都市现象下，陈奕迅于舞台上随心而为的表演、常把玩乐挂在嘴边的行径、歌词中拒绝长大的讯息，都幻化成一种对抗常规的生活方式，刚好满足了八十后的心灵需要，其孩童化形象在他、乐迷及社会文化三者的互动下得到巩固。
2018年，陈奕迅老调重弹，大碟《L.O.V.E.》中几首歌曲《蠢》、《破坏王》、《与你常在》继续传递“玩乐”、“挚诚”、“嬉戏”等讯息，但乐迷仍未抗拒。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淘气调皮的特质为他们开拓了一个区隔现实的空间，让这班快要迈入壮年或中年的歌迷可暂时忘记复杂的世界，回味童稚的岁月。
“狂人”与集体的自我分裂
除孩童外，狂人亦是陈奕迅的代表形象之一。“狂”指由于过度、失范的情绪或情感，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行为。我们了解，所谓过度、失范的情绪问题某程度上是社会为了控制偏差，以知识来区分我者与他者的论述。多年来，传媒乐于报导陈奕迅行为失范的消息，说他“情绪失控”、“表演黑面”、“在台上疯言疯语”等等。
这些重复的论述在在反映媒体喜以卫道者的口吻把陈奕迅定性为狂人，也折射社会对拥有“不正常”情绪或情感的主体持保守的态度。陈奕迅在现实中的失范言行显然富争议性，然而，当他以表演及音乐作为幌子，把那些不被外界接纳的情绪呈现出来时，他“狂人”的属性却出奇地如磁石一样，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刘纪蕙的研究指出，存在本身是分裂的：人要进入建制，成为主体一员的必要条件是牺牲不符合社会秩序的杂质，当中包括各种不被接纳的情绪及情感。
陈奕迅的歌曲其中一个重要特色，是经常关注主体那些缺席的、或难以言说的情感。例如《心里有鬼》（2002）呈现的是被害妄想者的内在经验；《斯德哥尔摩情人》（2013）谈的是爱情关系里被虐的*；《阿士匹灵》（2001）、《送院途中》（2000）跟一般情歌一样，都是谈失恋，然而他没有记述主角跟情人之事，或从中流露出对情人的深情，而是着眼于自我对感觉的沉溺，借身体症状隐喻人在情感失落后的精神瘫痪状态。《美丽有罪》（2000）、《低等动物》（2000，黄伟文词）都谈性欲，前者描述一个把性视为禁忌的社会里，人对性跃跃欲试却又充满罪恶感的心理矛盾；后者揭示人的兽性，“留住你是要为身体着想”，赤裸裸地表现人对性爱的渴望。《我有我爱你》（2002）谈的是单恋者被拒绝后，透过批评对方“唔识货”来防卫自我的心理机制。《打回原形》（2001）描述极度自卑者跟情人热吻时的自我怀疑。除心理的不正常外，陈奕迅的歌曲呈现出人的病态行为。例如《防不胜防》（2002）中，主角得不到爱，遂展开各种偷窥及跟踪的举动；《十面埋伏》（2003）中，“我”因过度想念旧情人，发狂地走遍每个角落，奢望能在寂寞城市里寻获她的踪影。
在一个事事要求“正常”的社会里，人往往压抑着那些“不正常”的情感。陈奕迅演唱内在复杂经验的歌曲，配合其狂放的歌曲演绎，正触碰到受众“不正常”的神经。受众那些不为人知或难以名状的*，都能在这个迥异于现实的音乐空间里得到某种满足。陈奕迅在现实中的一些怪异行为一直受到争议，但音乐中的怪异却一致地受到追捧。这现象正好说明人的多面性，一面拒斥人本来拥有的“不正常”属性；同时又借一种被认可的方式，来释放自己“不正常”的一面。（海边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