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面皮儿
网络图片。非文中所写面皮儿。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和父亲从来没有红过脸，更不要说争执与吵闹了。
我小的时候，父亲长年在外面拉架子车，挣钱养家，母亲在家里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操持着家务。我们兄弟多，虽然有祖父、祖母搭把手，但家务事还是让母亲很忙碌。因为家里孩子多，劳动力少，为了弥补工分的亏空，祖父也是长年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尽管生产队照顾祖父，让祖父做体力稍轻一些的活儿，但这些活儿大多需要投入很长的时间，祖父其实也是不得闲的。祖母大概是中国最后一代裹脚女子，拥有典型的三寸金莲，走路时两只脚快速地点地，但不能长走，也不能长时间地站立。在我的印象中，祖母所做的事情就是居家看门。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的辛苦就可想而知了。不必说生产队里繁重的劳动，单是做一家人一天三顿的饭、洗一家人的衣服，就是极其辛苦的事情。
父亲拉架子车出门，有时候要十几天才能回来。不出门的时候，会在家里待着，偶尔会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一点儿工分，但更多的时候，是出去打牌。父亲有几个固定的牌友，他们聚在一起赌博，共同遵循着一条古老的赌规：输家不说散局，赢家就不能说散局。父亲有赢的时候，但大多数情况是把随身带的钱输光了才回家，有时甚至还会欠下一些赌债。回到家时一般都是天刚亮的时候，母亲给父亲单独做点儿饭，大多是鸡蛋面皮儿。先炒几个鸡蛋，加一点儿青菜，烩成汤，然后在锅壁上浇一圈面糊，待面糊受热成型后直接用铲子铲进汤里，连汤带水盛给我的父亲。这在当时，是极奢侈的饭食，而母亲却用它来款待赌博归来的父亲。父亲吃完后，倒头便睡，通常要睡一天一夜，然后又拉着架子车出门。父亲出门之前，母亲还会给父亲做一顿饭，大多数时候还是鸡蛋面皮儿。因为那个时候，家里能够做出的最好的饭就是鸡蛋面皮儿了。父亲拉着架子车出门的时候，母亲只是默默地看着。后来，每当我读到“潭面无风镜未磨”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那时的表情和眼神。
有时候，父亲也把牌友约到家里。他们在一起打牌，母亲还要想方设法地给他们做饭。有一次，父亲和牌友聚在我家堂屋打牌，我看他面前放着一些零钱，就走过去怯怯地对父亲说，我想要两毛钱买个本子。父亲看也不看我，说：“去，去，去！要上就上，不上就算了。哪有钱给你买本子？”母亲把我叫了过去，拉着我的手，走进里屋，从兜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两角钱纸币，让我拿去买本子。对于母亲的行为，我曾经不能理解。我觉得母亲过于软弱，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父亲。我因此与父亲的感情长期停留在“敬畏”的层面上。但我与母亲谈论父亲的时候，母亲却从来没有怨言，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爸就是那样一个人”。让我不能理解的是，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常常是笑着的。
父亲去世时，母亲很伤心。但她没有嚎啕大哭，也没有以泪洗面。母亲的伤心是那种表面上很平静的伤心，那种伤心让我不必为母亲过于担心，却又忍不住隐隐心痛。为了安慰母亲，我与母亲说到父亲时，总会说父亲的一些不好。
说到父亲的不好时，总会提到鸡蛋面皮儿的事，母亲开始时的回应只是浅浅地笑一下。后来我说得多了，母亲终于开口了。母亲说：“你父亲虽然有很多不好，但他养活了一大家人。一家十几口人，没有缺过吃，没有缺过穿。你们兄弟八个，没有一个不让上学的，都是上到你们不愿意上为止。你光看到你父亲的毛病，不知道他拉架子车在外面有多苦。夏天，地上热得烫脚，他拉着架子车在路上走，一天磨坏一双草鞋，每次出门都要带十几双草鞋。冬天，外面那么冷，他夜里就睡在车子底下。雨天，在人家的屋檐下避雨，还得跟人家赔笑脸，说好话。他受那么大的罪，还不能吃一碗鸡蛋面皮儿吗？再说，他赌博的钱，也是他自己挣的。你爸是用命养家，我是用劳累养家。跟你爸比，我算享福的了。”
我先是无语，接着是惊讶，最后终于被震撼了。我的母亲，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妇，竟然有如此的智慧和美德：她看得见丈夫的缺点，更看得见丈夫的本事；她能包容丈夫的缺点，更能肯定丈夫的贡献。她知道自己的劳累，也知道自己的卑微；她能承受劳作的辛苦，更能找准自己的位置。她曾经那么累、那么苦、那么难，但她不说累、不说苦、不说难，却说“享福”。
据说，赌徒的心理大多是不健康的，做起事来往往没有底线。我想，父亲之所以没有滥赌到完全不顾家的地步，固然因为父亲没有忘记对家的责任，但每次父亲赌博后回到家里，母亲都给他做一碗鸡蛋面皮儿，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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