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蔺中原
看着月亮慢慢从皂荚树茂密的枝叶里缓缓升起，看着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的变幻着形状的云朵消失在遥远的天际，看着深邃的天空那些渺远的星辰一闪一闪眨巴着眼睛从东方升起缓缓向西方移动，偶尔也会看到带着长长尾巴的流星划破长空在终点处化为一团火球消失在远方，心里便会升起许多疑问升起许多想法急切需要得到解答…… 青涩年华——题记
一
那一年中考结束时，带队的彭老师说大家来县城不易，自个儿找地方吃了饭逛逛县城，中午一点从住宿的地方统一乘车回家。
我数了三遍，兜里的分分钱角角钱全部合在一起还剩一块一。这钱还是中考前母亲悄悄塞给我的，用手巾包着的一大把，其中还有许多硬币，让我不要给父亲讲，到了县城想吃点啥就买。父亲给的钱交给带队老师后一分不剩，带队老师管车费与食宿。
我花了两毛钱在国营饭店买了一个肉包子当午餐，觉得很奢侈，虽然我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吃得下十个。我拿出挂在脖子上的电子表看了一眼，离乘车的时间还早。这电子表是在县城二中教书的小姑送给我的。她说花了她三块钱。那是有一次她回家来听说我成绩不错，为了鼓励我就许诺说只要我那个期末总分能考进全级前三，就买一块至少两元的电子表送我，而我考了第一。
吃完手中的包子，我已到了新华书店。我在店里逗留了至少一小时，翻了很多图书，不过我都先看价格，超过一块的马上丢掉。最后我花了七毛二分（原价）买了本《彩霞满天》，琼瑶的，那时琼瑶已经很出名。捧着《彩霞满天》，看着精美的封面，我的心底已升起一种莫名的愉悦，可能是因为我有了一本真正属于自己的课外书吧。还剩一毛八分我全部买了花生牛轧，本来只能买九颗的，但卖花生牛轧的大娘给了我十颗。我轻轻剥开一颗放进嘴里，舍不得咀嚼，让它慢慢化开，化开，满嘴生香……我忍不住又剥了一颗放进嘴里……
回到住宿的地方时客车已到门口，先到的同学已经坐满了前面的位置。我轻轻跃上车，看到坐在三排的吴林和李辉在争辩上午考的英语阅读中的一道题，两个都互不相让，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吴林补习了两年，李辉补习了三年，两人在班上都深得班主任的喜欢，因为从第一学期半期到期末，再到第二学期的一模二模，他俩的成绩都非常喜人，并且在预选考试中他俩都考了四百九十多分。从他俩不顾及旁人的高频声音和自信语气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自己本次考试都非常满意，有种舍我其谁的霸气。坐在旁边的其他班的同学好多都向他俩投来复杂的眼神，有羡慕、嫉妒、怨恨甚至诅咒。
我往里走了几步，看到孙小九把头埋在前排的靠背上。孙小九是我的好朋友，我轻轻碰了碰他问他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他慢慢抬起头来看了看我，面无表情地长叹一声，摇了摇头后又把头埋在前排靠背上。我知道，他一定是听到前面两个“霸气”的同学的争论而担忧自己本次考试的成绩。他已补习三年了，今年考不上的话，可能不会再有补习的可能。坐在倒数第二排的两名女生，各自将一条腿盘放在座位上，面对面头挨头小声地抽泣，在学校里我看到过他们，只是不知道她们的名字。一考定终身，几家欢乐几家愁，一样的年纪一样的心情，大家心照不宣。
我选了最后一排靠窗边的位置刚坐好，带队老师就上车来清点人数了。他把住车门大声叫了两个名字，就听见有人喘着粗气上了车并坐在了我旁边。许是受到了车内气氛的影响，我的情绪突然有些低落。这一车人，有多少能够“跳出龙（农）门”？又有多少将永远留在农村？ 返回的途中下了一场瓢泼大雨，虽然下的时间短，但碎石子铺就的马路上还是堆满了从山上冲下来的枯枝落叶。雨停不久就有同学陆续下车，有的脸上带着自信，有的脸上带着沮丧。车到站后没有进站，也没有开到学校，而是径直开到了小镇中心十字街。街心青石板路面被雨水冲洗得能照见人影，此时北面天空出现了两道绚丽的彩虹，像两条平行的抛物线，横跨在当时小镇最雄伟的建筑——百货大楼上方。看着两条彩虹，我没有像其他同学及围观的人们那样欢呼和惊叹，但情绪已不再低落，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
二
我家门口有一株高大的皂荚树，落叶之前都长得很茂密，每个晴朗的早晨枝叶都会将阳光摇碎后洒落在我家堂屋的墙面上，墙上挂着的*的像就显得更加真实而鲜活。皂荚树东面往下是一面近百米深的斜坡，半个小镇居民的生活垃圾基本上都往这里倒。那时候的人们没有环保意识，当垃圾堆积成山后，政府就会安排人来烧，一般三五天烧不完。如果没有风或风由东向西或由北向南吹，我们这一串土墙草屋就整天笼罩在浓烈而刺鼻的烟雾之中，太阳透过浓烟照在土墙上，使得墙上那一块用石灰打底的红色文字“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显得十分暗淡。
皂荚树下面是一条马路，县城到小镇的唯一通道。马路往里是一块大土，栽着应季的粮食或蔬菜。大土往区革委方向是一条向上的土坡，大土与土坡相接的地方有一间青砖木质结构的公共厕所，粪坑上面搭有两块厚实的木板，两块板之间相隔七八寸，供人们方便。我们小时候都是在自家门前的煤灰堡上方便，因为小没有羞耻心，邻里大人们看到了也不会说什么，都习以为常。后来读书了就不能再在煤灰堡上方便了，必须去公共厕所。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卫生条件真的很差，人们的素质也不高，每次去方便时都要带很多纸，都要小心翼翼找落脚的地方，因为脚下会有很多成堆的粪便立在木板上，有些还长了灰白色的毛，奇臭无比。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就是大便掉在粪水里很多情况下都会溅到屁股上，这也是要多带纸的原因。
大土后的土坎有五六米高三四十米长，就在这高高的土坎上面建有一串长长的土墙草屋，共九户人家。草屋门口都有三到五米宽的坝子，大多铺着不规则的石板，坝子边土坎高有点危险怕小娃娃摔下去，因此都栽着树或放置着比较大的石头，起围栏作用。胆子大的人们在此乘凉时都喜欢坐在这些大石头上并把双脚悬在土坎外。草屋都有两层，上下层之间是一层竹泥结构的隔层，我们通常叫它土楼，土楼下面都用厚厚的塑料布遮住，以免有人在土楼上走动时会有泥土掉下来。土楼上面每一户人家之间都用细竹条或竹篾编成竹排隔开，相邻两家楼上摆放有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其实那个年代没什么摆放的，一般每家楼上都有一张床，是小孩或老人睡觉的地方，其他多数是杂物。如果是收获的季节，可能会摆放有从地里新刨出来的不多的洋芋或红薯。当然，能摆上一个除了过年过节才拿出来炖点肉的沙罐就很了不起了。
面对草屋最左边那户人家姓王，家里经常都只有一个老妇人，母亲教我们叫她王奶奶。王奶奶家坝子边有一条石梯子路与去区革委的土坡路相连，沿土坡向上走几米，左边又是一条石梯子路与小镇通往县城的路相连，此处耸立着当时最雄伟的建筑之一——邮电局，小镇通往县城的班车停靠在此。继续沿土坡往上走二三十米，右边就是区革委特别气派的大食堂，能在里面就餐的都让老百姓羡慕。食堂对面是砖瓦结构的电影院。那时人们虽然穷，但看电影的人还是比较多。记得有一年放《宝莲灯》，站票都卖完了人们还在往电影院里挤，电影院索性将四道门一起打开，真的是里三层外三层人山人海，听大人们说散场时发生了踩踏事件，有一小男孩死亡十余人受伤。那时人们法律意识淡薄，没有人找电影院的麻烦，被踩伤踩死自认倒霉。再往前就是如四合院般的区革委，拥有当时唯一的水泥地面。
我们这里地处云贵高原东南坡面，秋季多阴雨，稻谷与玉米要根据天气抢收。区革委的水泥地面是晾晒粮食最好的场所，集体时没有人抢，土地下户后，这里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为了争夺一块水泥地面晾晒自家粮食而大打出手的情况时有发生。那时打架及各类纠纷的调解基本上不用派出所出面，直接由生产队队长负责解决。
我们这个生产队的队长是王幺奶，个儿不高，有些瘦小，但看起来精气神很足。队里哪家大盘小事基本上都是王幺奶当总管，所有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人家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队里哪家吵架斗嘴，王幺奶都能调解得妥妥当当。
土地下户之前，每天早上五点五十分，公社的广播就开始播放歌曲《东方红》，歌曲还没唱完，王幺奶就会提着大锣到每家每户门口敲，边敲边大声吆喝：出工咯——出工咯——不多久大人们就扛着红旗敲锣打鼓到田地里干活挣工分去了。中午十一点五十分与下午五点五十分，广播都会播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后都是时事，每个时间段播放约一小时五十分钟。公社在小镇的东南面，距离小镇近三华里，中间是一大片田野。那时我们听不懂广播里播放的内容，只知道中午与下午广播一响，县城到小镇的班车就会出现在公社下面的马路上，它的终点在王奶奶家门口土坡坎下的邮局旁。班车停稳后，坡上或田野里就会响起锣鼓声——收工时间到了，此时我与哥一定会趴在王奶奶家坝子边的大石头上盼着母亲早点回来做饭吃。
王幺奶家与我家之间隔着一家人，长期只有两位老人在，男的看起来体弱多病，一天到晚旱烟不离口，偶尔还会吸食点鸦片。那时我们还小，不知道那是鸦片，偶尔会看到他把米粒大的黑色的东西涂在碎碗片上，用烧红的铁丝去烙，那黑色的东西就会冒出大量褐色烟雾，他就会及时地用嘴里衔着的竹筒把那些烟雾全部吸进肺里，憋十多秒气后微微仰着头再慢慢把烟雾吐出来，很享受的样子。女的精神状态比较好，在皂荚树下摆有一个小摊，卖些针头麻线胶圈发夹什么的，偶尔也偷偷卖些鸦片——当然这是大人们茶余饭后聊家常时不小心说出来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姓什么我不知道，母亲让我们叫他俩祖祖（比爷爷辈还高一辈）。
我家另一隔壁住着一宋姓人家，他家有两个女儿都已出嫁，有一个小儿子在读初中，成绩不好，不务正业，还很好赌，因为他家是“居民”户口，中考时两百零几分就被技校录取了——那时农村户口是不能上技校的。儿子读技校去了，家里时常就只有两位老人在，母亲教我们叫他们宋公公（我们这地方管爷爷叫公公）和宋奶奶。宋奶奶姓什么我现在都不知道，但我依稀记得宋公公以前在我们这个小镇的饭店里当厨师，那时还不叫小镇，叫公社。
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上吐下泄。父亲带我到医院打了针吃了药，刚刚出医院就把药吐出来了，且症状没有得到任何缓减。
不知道父亲当时是怎么想的，他居然破天荒把我带到了饭店，花了一毛二分钱给我煮了碗抄手（馄饨，我们这里管它叫抄手），就是宋公公给我煮的。那是我记事起第一次吃抄手，吃第一口的感觉今天想起都还有回味，找不到一个确切的词语来形容那个美味，显得词穷。可是碗里的还没有吃完立马就全吐在了桌子下面，那种想吐的感觉是一瞬间产生的并且就在那一瞬间就会吐出来。照顾宋公公养在饭店里的那条黄毛子狗了，三下五去二舔了个精光，水泥地面上留下了许多哈喇子它都还在舔。
我有气无力地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奄奄一息。隔壁男的那个祖祖略懂些土医术，他知道我的情况后拄着他的旱烟杆来到我的床边，把我的衣服脱下来，将右手食指蜷起来，用第二个指关节使劲地在我的胸口上划了一下，他对父亲说你看你看，我划过的地方高过其他地方很多，这是“鱼鳅症”（地方音，医学里具体叫什么不知道），治晚了要死人的，一脸严肃。父亲有点急了说医院已经带他看过了，没用。祖祖说我给他“刮”几下，马上见效。说着祖祖就在我的胸口上用力地密密麻麻地划了十好几下，眼泪都差点给我弄出来。不过说也奇怪，他用手指划着的时候虽然痛但肚子里面感觉好受。接着他抖下烟杆上的烟斗和烟嘴，从我睡的床下抽出一根长长的稻草从烟杆的一头穿进去从另一头拉出来，上面敷满黑乎乎的气味浓烈的烟油。他将敷满烟油的稻草的一端平放在左手食指第一节关节上，用拇指长长的指甲卡住稻草，关节微屈，再用右手食指与拇指把稻草慢慢拉出来，一小堆烟油就留在了左手食指上，像极了他涂在碎碗片上吸食的鸦片。接着他熟练地用右手拇指的指甲蘸着烟油在他划过的地方用力地掐，每一道划痕上差不多要掐五六下。胸前处理完后他又让我翻过身来在背上完成了相同的操作。他对父亲说明天早晚他再来给我掐几下就好了。
半小时后我想吃东西了，母亲提前就给我熬好了一大碗大米稀饭的，我不知道母亲是在哪家借的，那时过年过节都很难见到纯的大米饭，一般都参杂有包谷（玉米）饭。我大口大口吃着没想那么多，后面没吐也没拉肚子过。第二天早上祖祖给我又治了一遍，下午他来时我说味道太难闻了，没有再让他治。他叮嘱我说两天内不准洗澡。我遵照他的叮嘱两天没有洗澡，身体已痊愈如初，之后到现在几十年了再没犯过这样的病。
后来土地下户，饭店关门，宋公公就回家了。
开始时宋公公还做一些包子馒头来卖，但小镇上的人们都很穷，因此他家的生意不很好。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家开始做起了死牛烂马瘟猪肉的生意。他可以把死牛烂马做成烧腊（将牛马肉进行深度腌制后放在柴火上熏烤，除去水分后的成品，当然，这个说法不专业），把瘟猪或死猪肉剁碎后加入香料做成香肠再烤成腊肠。这些东西在本地无法销售，因为了解的人不会买，不了解的人消费不起，所以这些东西都拿到县城或省城卖给了有钱人。他家生意越做越好，收的死牛烂马瘟猪就没个标准了，有时这些猪牛马都开始臭了他还收，有时一二十斤重的小猪死了他也收。当然这可苦了左邻右舍，尤其是夏天，他要把猪小肠洗净吹胀放在门口的本来是晾晒衣服的竹竿上晒，大头绿蚊子只一会儿便会爬满吹胀的小肠，那腥膻味加上从他家屋里传出来的浓烈的臭味可以熏一条街。人们都不喜欢与他家往来。
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们都睡了，我和哥睡土楼上。祖祖家隔壁的楼上也住着一位老人，我们称他王公公，他喜欢喝点小酒，性情温和，我们小娃娃都喜欢接近他。他晚上睡觉时总会唱几首山歌或哼几首花灯调。
“一更月儿出东升，我把老人表根生，生下儿子三五个，不知操了多少心。如有一个生了病，吓得三魂少二魂，求神拜佛望他好，望他长大替父亲。谁知长大心变了，媳妇叫他把家分，二老搞得不安身。
……
五更五点天要明，有些媳妇不叫人，在家又把公婆骂，你看气人不气人。屋檐水来旧窝滴，今后还要当老人，看你老来靠何人。”
那天他唱完了花灯调《五更老年人》后隔着两道竹篾篱笆问我和哥好听不好听，我们说好听，只是唱的是什么内容听得不很清楚也听不懂。他解读说做儿子的要懂得感恩，要学会尽孝，如果自己不孝，将来自己的儿子也会不孝……
有时王公公酒喝多了一点的话，还会出一些奇怪又有趣的题给我们做。一次夜深了他还在床上小声地哼山歌，听到我与哥下楼小便回来，就与我俩说：你两哥弟听着，我出一道题给你们做，做对了我明天给你们一块钱买糖吃，做不对的话你们明天打二两酒给我喝。那时二两酒只需八分钱。我们说做对了不要你的糖，做错了我们也没有钱给你打酒。王公公没听我们讲话，直接叫我们听题：三十六块砖，三十六人担，男人一个担三块，婆娘一个担两块，娃娃三个抬一块。问：有几个男人、几个婆娘、几个娃娃？
这道题里的“男人”、“娃娃”我们能接受，“婆娘”两个字我们小娃娃是忌讳说的。我让王公公把“婆娘”这个词换成“女人”，他说只要你俩做得起，换成什么都行。
那时我和哥都上四年级，因为是复读的，数学还不错。我和哥分析了一下，认为娃娃的个数定是三的倍数，就从三十六一直往下，定在二十七个的时候，剩下的必须全是男人才能担得完砖，但没有“女人”，这当然不对，最后我俩把娃娃定在了二十四个，不到十分钟就猜出了结果。是猜，不是算，二十四个娃娃，八个女人，四个男人。王公公使劲夸了我们好一阵子，说你两个娃儿聪明，以后一定有出息！我与哥的虚荣心正得到满足的时候，突然从宋公公家里传出来一声狗的惨叫，接着闷声又叫了几声后安静了下来。
王公公长长地“哎”了一声后便没有了声音。一小段时间后狗的惨叫声又起，叫了几声后又安静了下来，这种情况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才真正安静了下来。
第二天中午放学，王公公坐在他家坝子边看到我们回来了就向我们招了招手，接着从衣兜里摸出了一大把水果糖往我俩兜里装。我们不敢要，急忙把衣兜口捏紧说不要不要。父母管得严，不准我们在外面随便要别人的东西。王公公一边把我们捏衣兜的手拉开一边说，昨天晚上的事我给你家爸爸妈妈讲过了，他们很高兴说我买的糖你们可以要的。我们把糖放在母亲放鞋样（做鞋底用的纸质模具）的柜子上，每人揣了两颗，吃完饭又上学去了。在学校里我只吃了一颗，另一颗我送给了我的同桌。
下午放学回家，远远地看到很多人聚集在我们几家人的院坝里，貌似一个大队（现在叫村民组）的人都聚到了这里。后来听大人说，一个姓章的女人找她家的狗找到了宋公公家，发现狗正在被开肠破肚，从旁边的狗毛颜色她断定是她家的狗。她歇斯底里地哭吼起来，掀翻了屋里的家具，并让她家的大儿子把狗挂在了宋公公家堂屋的香火上，要宋家人披麻戴孝，要宋家人为狗做三天道场，要宋家人把狗埋好，还要立一块碑，落款必须是不孝子宋某某……后来惊动了派出所此事才得以解决，具体怎么协调的我们小孩子不知道。
经过了此事，宋公公一家人在本地已无法生活下去，没过多久他们就走了，听说到外县大女儿家住去了。后来我再没有见到过他们。
宋家搬走了，空气变好了，人们都开始喜欢往我们这几户人家门前串了，因为我们这个大队就只有皂荚树对面我们这几户人家的视野最为开阔，站在坝子边就能看到一大片田野，并能清楚地看到自己家的田在哪里，田里的庄稼长势如何。而向东最远能看到本地海拔最高的山——西山，西山是庄稼人的晴雨表，如若山顶有雾，必定会下雨；若山腰或山脚有雾，必定是晴天；若都没有雾且能清楚地看到“公公背媳妇”——一块长势奇特的岩石，将会晴一段日子。
三
这天雨后初睛，加上有两条彩虹横跨在北面天空，空气十分凉爽，人们就都跑到我们这几家人的门口乘凉来了。
我从十字街下车后四下望了望想在人群中找一个影子，没有找到。我收拾好自己的行礼——考试期间换洗的粗布衣裤、文具和《彩霞满天》——就径直向家里走去。
远远地我看到父亲和乘凉的人们在聊天，我隐隐听到王幺爸对我父亲说你家“秀才”考试回家来了。
王幺爸近四十岁了还单身，身板有些瘦小，长得有点尖嘴猴腮——这样形容老辈有点不敬——因为他属鸡，同辈人都叫他小公鸡，小辈中很多都叫他公鸡幺爸，他不喜欢这个称呼， 也不喜欢这样称呼他的小辈。有一次我学别人叫他公鸡幺爸，被母亲听到了训斥了我一顿，让我给他道歉，他说不用不用，其他娃娃都是这么叫的。当然，之后我就一直称呼他王幺爸了。王幺爸农忙时做庄稼，农闲时打些零工，诸如在工地上担灰浆，给车御砖御水泥御钢筋，给政府食堂、银行食堂担水等。每天做饭时，他会把油煎冒烟后才把菜放进去，那油烟会飘去很远，让人闻到羡慕；炒菜的声音也会传去很远，让人听到感觉到馋。如果门口恰好有人，会说还是公鸡的生活充满阳光哦！王幺爸会趁机炫耀地说我是油锅儿不响不吃饭，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很多年以后王幺爸离开生他养他的地方时也没取上媳妇。
门口人多，父亲看着我问我考得怎么样。我看了看其他人，他们有的在谈论庄稼与收成，有的在说张家长李家短，也有几个盯着我像父亲一样等着我回答。我说了一句话，有点故意地大声地想引起别人注意地说了一句话：如果我们小镇只招一个学生，那一定是我。说完我就走进里屋见母亲去了，同时把还剩的八颗花生牛轧给了母亲和两个妹。隐隐听见父亲在外边说：啷个冲，到时候没考上么，老子说……
晚饭前父亲让我去给他买了一瓶冬泉大曲和半个卤猪耳朵，母亲在家煮了一锅渣豆腐，还例外炒了一盘鸡蛋，有点过节的味道。
母亲其实很反感父亲酗酒的，以前父亲每次喝酒都非得把自己喝醉，醉了就在家拿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个撒气，最后的结局一般是我们把他扶在床上后他就人事不醒了，而母亲与我们哭成一堆。之前我们小不懂事，后来慢慢长大了，多少明白了其中的一些原因。
我的奶奶与外婆是亲姐妹，我的父母属于姨妈开亲，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近亲开亲对子女的智力是有影响的。
我们国家1971年提出计划生育，开始时并没有全面铺开，直到1982年9月才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计划生育政策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听母亲说我们这个小镇（原来叫公社）是1978年后才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那时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海报贴得满街都是，诸如：为革命实行计划生育；搞好计划生育，促进经济发展；生男生女都一样，移风易俗创新风。也有一些关于优生的，诸如：直系亲属禁止通婚；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禁止通婚等。
父母都是小学六年级毕业的，都考上县城中学（那时乡镇上没有中学），都因家庭经济原因最后都没上成学。那时候是“老学”，能毕业水平都不低。从我记事起父母都喜爱看书，什么《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隋唐演义》《封神演义》等半白话书籍他们都能看得懂。母亲还常常在凉爽的夏夜坐在坝子边给我们几兄妹讲书里面的故事，讲得最多的应该是《通言》与《恒言》里的故事，教人不欺人也不自欺；教人不因善小而不为，也不因恶小而为之；教人勤俭节约拒绝浪费；教人恶不怕善不欺。这些内容主要体现了因果轮回、因果报应，虽然有些封建说教的思想在里面，但总体来说还是教人学好。
应该是我们兄妹四人都出世后父亲才看到“优生”的一些宣传的，作为男人有些事不能明说只能藏在心底，偶尔找到几个钱时便酗酒解愁。有一次喝醉了说我们兄妹几个是一堆憨相，酒醒后母亲第一次与父亲大吵了一架，她没有顾及自己贤妻良母的形象，并警告父亲说以后再听到这样的话，她将带着我们兄妹几个单过，与父亲离婚。
读小学时我与哥都没有给母亲长脸。哥四年级时留级了，我升四年级时与他同级。而这个四年级我与哥又都留级了。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可我家恰恰相反，父亲让哥又去上四年级而我停学在家整整一年。
那一年，改革的春风吹到了云贵高原。那一年，土地下户，包产到户。那一年，还没有听到过“温饱”一词，但吃饭问题开始慢慢得到解决。
父亲依然常年在外做副业，仍好赌，几乎每次回家时都是囊中空空。因此那一年里，我随母亲一起把土里田里的农活都体验了一遍。太阳出来太阳晒，雨下来雨淋，成捆的小麦从坡上扛回家每一趟中途都要休息十余次，扛回来后还要用锤衣棒（洗衣时用来锤打衣服的棍子）将麦穗脱下来；薅秧苗时小腿被割伤长疹子十天半月都好不了；为玉米除草施肥时脸上臂上被一人多高的宽大的玉米叶子拉伤又痛又痒半夜不能入睡；旱季时为了能将水引入自家田里就整夜整夜地排队，轮到自家引水时还要好好守着，一不小心水就会被别人家截走。
那年我十一岁。
其实我做的那点农活相对母亲来说真的微不足道，即使如此我仍认为自己经历了同龄人没有经历过的一些苦难。我甚至认为除了犁牛打耙外所有农活我都会做，只要给我一亩三分地我不会把自己饿死。
十一岁了，我居然没有走出方圆五公里的范围，我的视野仿佛也被限制在了方圆五公里之内。只是在一些个月明星稀的晚上，我会在坝子边将四条长板凳拼在一起仰躺在上面看着月亮慢慢从皂荚树茂密的枝叶里缓缓升起，看着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的变幻着形状的云朵消失在遥远的天际，看着深邃的天空那些渺远的星辰一闪一闪眨巴着眼睛从东方升起缓缓向西方移动，偶尔也会看到带着长长尾巴的流星划破长空在终点处化为一团火球消失在远方，心里便会升起许多疑问升起许多想法急切需要得到解答。那些遥远的星辰来自何方？太阳为什么会东升西落？皂荚树为什么春天长叶而秋天凋零？人与万物为什么都会老去又为什么都会生生不息？我为什么有“我”这个意识？小伙伴们有“我”这个意识吗？他们的“我”与我的“我”一样吗？为什么我恰好生在这个时代而不是五百年前或五百年后？母亲解决不了我的问题，《警世通言》与《醒世恒言》里没有现存答案。
一年后哥又留级了，而我想读书了。
那时我们的书学费是三块五毛，父亲说你两个不要去给老子浪费那七块钱了，还不如省下来老子打酒喝。父亲从来没有给过我们好脸色，虽然酗酒以后没再骂我们憨相。母亲看出我读书心切，她到外婆家去了一躺回来就送我们到了学校，她借到钱了。听说哥已经读了三个四年级，而我留级后一年没有读书，四年级的五个班主任都不收我们，任谁都知道我与哥的基础有多差。还好当时学校里有一个周老师是我家亲戚，我们叫她姨奶，她带我俩找到了四（1）班班主任罗老师，罗老师说看在周老师的面上最多只能收一个，于是我留在了这个班，哥留在了五（4）班。
还记得第一堂课上班主任罗老师说我们班今年有五个插班生，接着念了名字其中有一个就是我。插班生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班读书其成绩不记入这个班，不影响班主任与任课老师的年终考核。
罗老师上的是数学。我还记得第一次数学测验我考了六十七分，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及格；第二次我考了八十九分，全班第一名；第三次我考了九十七分，全班第一名。有同学给罗老师反映说测验的试题我提前看过，当然这句话是罗老师后来给我讲的。其实每次测验前我真的看过试题，因为我哥那班没有拿这个试题测验，都是发下来回家自己做。
第四次数学试题不是铅字的了，是用蜡纸刻的，用油墨手工印制的。后来才知道是罗老师自己出的，不可能泄漏。那次考试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它给了我自信心、荣誉感和成就感，可以这么说它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它甚至影响了我今后的人生。
那天早上是用两节课来进行测试的，后面一节课才开始一会儿罗老师就问有没有谁做完了，全班只有我举手，罗老师看看我肯定地点了点头，温馨提示说好好检查。虽然我认真检查了并认为这是我做得最好的一次，因为试卷上没有我不会做的题，但还是在计算过程中遗漏了半边括号，最后得分九十九点五，比第二名整整高出十分。
还记得那天天气特别好，晚上七点时夕阳还挂在西面山巅，红彤彤的阳光斜斜地穿过教室没有玻璃的窗框落在同学们的脸上，一个个像喝醉了酒似的。那时候交八毛钱就可以上一个学期的晚自习，人们虽然穷，但还是有许多人家交钱。我家交不起所以没有机会上。我悄悄躲在教室后门从被太阳晒裂的一条长长的缝隙里往里看，罗老师正拿着一张试卷对同学们说，你们有人说他的成绩是假的，现在你们说是真的还是假的？连续四次全班第一名，并且这次考试的试题是我亲自出的亲自刻的亲自印制的没有可能泄漏给任何人，我郑重地告诉大家这个成绩它不是假的！罗老师还就此给我取了个名号：状元，这个名号直到现在只要遇到当年的同班同学他们都这样称呼我，我喜欢这个名号。很多年以后，我与罗老师成了同行，都在我们本镇教书，偶尔会在路上遇到罗老师，他仍叫我状元。
之后罗老师在班上宣布插班生的时候，里面没有了我的名字。
我心里充满自豪感脚下像安了弹簧兴高采烈跑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高兴得泪花在眼里打转，对我说要好好读书，只有好好读书才能改变家里现在的境况。后来母亲告诉了父亲，父亲没有想像中的高兴，淡淡地说了句路还长着呢！
慢慢地感觉到父亲酗酒的时间少了，他不知道从哪里借了些钱做起了药生意。一个宽大的方形挎包用一只肩膀挂着，里面都是一些农村常见病的药，诸如三道莲（音）、宝塔糖治蛔虫钩虫，荷香正气水、十滴水治胸口闷胀肚子疼痛，安乃近、强的松治感冒发烧，氟哌酸、土霉素治肠胃炎拉肚子，去痛片止痛，酥胸正气丸治饱胀打嗝，马钱子、扑炎痛治风湿关节炎等等不一而足。那时农村医疗卫生条件都比较差，有时一些家庭常备药物确能解决农村家庭的大问题。每星期到省城进一次药，刚好够卖一个星期。父亲赶乡场，一星期有六天在外。那时生意人赶场没有车，货物都是人背马驮。父亲的挎包轻，一二十斤，与别人比不算很累。父亲没有行医资格，卖药都是挎在肩上的，遇到工商的来查时方便跑。
五年级毕业考试完的那天下午，罗老师立马到我家询问我考试的情况。我给他讲了语文都考了哪些题，我是怎么做的，作文是怎么写的，数学应用题我是怎么解的。听完我的汇报后他马上给我的父母说，你们二老马上要准备钱了，你家这孩子一定可以考进县城一中。那天父亲从来没有过的高兴，强留下罗老师吃饭还喝了不少酒。
确实不出罗老师所料，我考进了县城一中——全县最好的中学。哥考进了县城二中。一家有两个孩子考进县城，在当时莫过于在小镇上放了一枚炸弹，比今天考起名牌大学的知晓率还高。那个暑假我和哥每从街上走过一次都能听到背后一些坐在门口的人们议论，说这是某某家两个孩子，都考进了县城，哎呀真了不起！有时还会听到背后一些妇女说你看你看人家那两个娃娃好争气，都考进了县城，你小龟儿要好好跟人家学。她说话时一定指着自己的孩子。用现在的话说，那段时间我与哥都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我与哥接到县城一中、二中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把自己喝醉了。与以往不同的是，他边喝边说这个家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他要好好做生意；他说他要把赌戒了，永远不再碰那个东西；他说你两个要好好读书，只要考得起学校我砸锅卖铁都要供你们读；他说他今天高兴，他说醉了这次以后他会少喝酒；他说……
父亲那天喝了很多酒，我与哥把他扶上床后他倒头就睡，睡得很死很沉很香。
四
那个暑假父母对我和哥都有些放纵，哥常去找他的同学们玩，而我则去了外婆家。
其实我与哥都是在外婆家长大的。上小学后的每个假期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我喜欢与大我四岁的幺舅骑马放牛，在放牛山上与差不多同龄的小伙伴们玩。肚子饿了我们就到处找能吃的东西充饥：春天有各类泡儿——乳白色的大米泡、红色的栽秧泡、红得发黑的鸡屎泡与薅秧泡、黑红色的马桑泡（吃多了会中毒），有刺苔，有木耳等；夏天有青蛙、蜻蜓、野李、牛咪咪、羊舌条、猫饭母等；秋天有八月瓜、毛栗、山核桃、青杠虫、蝗虫等；冬天的山上基本上没有可以吃的东西，但农村孩子有的是办法，我们会在野兔、斑鸠、麻雀、野鸡多的地方安（设）下套子，运气好的话大家就可以搓一顿野味。
植物类的一般都可以直接入口，动物类的一般都要烤熟后才吃，可小栓子与小蚊子却有些例外。
小栓子个儿比我们同龄的几个高，上嘴唇长期吊着两筒“大鼻龙”（长鼻涕），看着吊得很长了“吸呼”一下又不见了，有时还会听到“嚯”的一声，吞了！
比拇指大一点的青蛙，小栓子捉住后放在水里随便清洗一下就直接入口，不咀嚼，生吞。小栓子说小青蛙放嘴里它自己会轻松地滑向肚子（胃），他说他一天要吃二十个左右的小青蛙才有一点饱的感觉，他说小青蛙刚进肚子时在肚子里跳动的感觉很舒服。小栓子吃蜻蜓也简单，去头去尾去翅膀后直接入口，然后慢慢咀嚼，他说不放盐都有盐味，味道很美。
其实在我们这一群放牛娃中，我最佩服的还是小蚊子，他从小赤脚没穿过鞋，下雪天甚至“桐油凝”（很厉害的凝冻）依然如此。他不仅可以在石子路上健步如飞，在铺满杉丫、枯树枝、白刺藤甚至红指刺的放牛坡上也如履平地。
小蚊子吃青杠虫是直接入口，吃蜻蜓与蝗虫时去翅去头去尾，也是直接入口，慢慢咀嚼。他说青杠虫最好吃，吃青杠虫就像过年时吃碗里最厚的那块肥肉一样香。
那个年代没有寄生虫一说。我们胆小的不敢这么吃。我们一般要把这些小动物处理干净后撒上盐，再用瓜叶或其他比较大的树叶包裹好放火里烤熟后才吃。
小栓子与小蚊子生吃小动物没有出事，有一天吃马桑泡却吃出事了。他们听大人说吃马桑泡只要不把里面的籽咬破就没事，那天他俩就吃多了，最先感觉是站不稳，接着就是肚子不舒服开始出现呕吐。农村孩子都知道这是中毒了，小栓子叫停了小蚊子，并用力呼唤我们。幺舅毕竟大我们几岁，他立马安排两个人留在坡上看牛马，另外几个轮换背小蚊子，他背小栓子，迅速向最近的人家跑去。大人们用母猪粪兑水给两个灌下去，一边灌两个一边吐，最后连黄胆都吐翻。可能因为我们农村孩子的命贱且发现得及时，命就这样捡回来了。醒过来后两人赌咒发誓说他们吃的时候真的没有把里面的籽咬破。
吃，在那个年代，真的是最大最大的问题！
除了割草放牛，除了吃，我们还会许多今天即将失传或已经失传了的许多游戏，比如扑克类的：拖拉机，三五反，五十K，六朋友，七王五二三等；行为类的：打地主（用五块较大点的石头立在地上分别代表强盗、两个打手、县官、皇帝的一种游戏）、母猪窝、捉瞎猫、丢比子、纸板、干油条、跳海、电报等。当然，在所有这些游戏中，大家乐此不疲的还要数“电报”。
外婆家与大外婆家的住房像一个四合院，三面是房，一面是土墙，中间院子很宽大。一天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十余个小伙伴在一起玩“电报”，要求大家只能躲在院子里。轮到小栓子找人了，我把荷叶拉在院子正中央坐在地上保持安静，小栓子先后从风簸后面、鸡圈角落、土墙旁边梨树下、院坎上的石磨下面把人些都找出来了，找到一个就叫一声“电报”，他从我们身边经过了几次，有一次还差点踩到荷叶的脚，硬是没有发现我俩。他吸呼着大鼻涕尖声叫着我俩的名字，说我们违规了，说我们根本没有在院子里，末了说我们再不自己出来他就不玩了。我暗示荷叶去“解放全中国”，荷叶说我们一起去。荷叶说话的声音被小栓子听到了，他急忙指着我们这个方向连说了两声电报。我们虽然被发现了，但他仍然认为我们两个是刚刚从外面悄悄走到这里来的。荷叶对小栓子说你个憨包（蠢货）！
第二天早上放牛坡上荷叶悄悄问我是怎么想到蹲在院子中间不会被发现的，我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她摇摇头说不懂。
那天我们从坡上回来得有点早，我就爬到院子口梨树上去摘了几个梨，到旁边磨石田里随便洗了一下放在嘴里就开吃，还没吃完一半肚子就开始疼痛起来。我赶紧抱着肚子跑去找外婆，外婆马上给我站筷子，口中念念有词，接着是烧香、点烛、烧纸钱、倒水饭（民间一种迷信做法，认为是我撞上了亡魂）。这一切还没有做完时我已痛到地上打滚了，感觉肚子里的肠子被什么东西绞在一起疼痛难忍。外公从地里赶回来急忙把我扶到小凳子上坐好，摸了摸我的手说太冰凉，又摸了摸我的额头说我没有发烧。我歇斯底里哭着说我的手麻脚麻周身都麻。荷叶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的旁边，一副急得不知所措的样子。外公把幺舅叫到我身边来，并脱下我的褂子让我赤裸着上身，他站在我的左面，让幺舅站在我的右面。外公把左手贴着我的心口，右手贴着我的后背，掌心相对，同时用力拍打了我的前胸后背两下，仿佛要把我的病痛拍散，再掌心相对用力往手臂上挤，就像要把被拍散的病痛集中到手臂上来，紧接着再用相同的手法把病痛集中挤到手指上。幺舅的做法与外公的做法相同。外公让外婆将一个小玻璃瓶摔碎，捡了一块很锋利的将我的两个中指第一节背面刺破，指背上马上各流出一团乌黑的血液。外公说好了！
真的好了！前后不到十五分钟。外公说我患的是绞肠痧（不知道医学上叫不叫这个名字），发病急，半个小时不治会痛死人。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坚信中国民间仍然流传着一些能治疗疑难杂症的方法或药物，花小钱或不花钱就能治大病。
五
父亲最终没有管住他的那双手。一位姓张的幺爸到我家串了一会儿门父亲就与他出门了，第二天天亮了才回家，当然也没有去赶场。母亲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说他是老毛病复发了。输了钱的父亲心情本来就不好，说自己还不是想多赢点家里少遭罪。
我与哥在人们的羡慕嫉妒的眼神中顺理成章来到了县城读书。我与哥都是第一次到县城，对那些高大雄伟的建筑、琳琅满目的商品、时尚流行的喇叭裤充满好奇。哥说以后周末多花点时间到处转转，三年的时间够我们转的。县城不大，不到一月我们到处都走周到了。
人们常说：穷书生，饿牢子。对于我与哥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吃饭问题。那时读书要办粮转手续，每月十六斤饭票按月发放，而菜要用现金支付，最贵的是肉，一般四毛一份，其他有三毛的，两毛的，最便宜的是酸菜豆米或糟辣椒炒白菜，五分一份。父亲每月给我与哥各五元钱，用作菜钱与周末的开支。
来县城一中才一个星期我就吃不消了，我个儿矮还没有食堂打饭窗口高，几次放学后去食堂都没打到饭，不是去迟了，而是排好的队眼看要到窗口了就被高大的学生挤到外面去了，甚至有几次我把饭票放在碗里伸进窗口，打饭师傅说我没有饭票，我把碗拿出来看时里面确实没有了饭票。星期六早上放学后我没有给哥讲就坐班车回家了，我要让父亲把我转回本镇来读。父亲第一次轻言细语给我讲道理，让我无论如何都要克服困难回一中读书，说转回来读书会被别人笑话。我想这里面可能有点大人们的虚荣心吧。星期天下午父亲又把我送回了学校。
慢慢地我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后来哥与我商量说吃菜尽量吃最便宜的，这样周末时我们可以到国营饭店去花两毛钱买两个肉包子或三鲜包吃，每两个星期可以看一场电影。那时电影票一般一毛五一张，如果是宽银幕就是一毛七一张。
第一次进县城电影院的场景我还记得，明亮的灯光，清脆的音响，装潢很美的顶，干净整齐的有扶手的座位，与我们小镇上的电影院太不一样了，虽然电影票的价格没有差别。我记不清楚当天放的是什么电影，但我记得电影放映前音响里反复在播放一首歌，旋律很是优美，后来才知道是董文华的《望星空》，那句“即使你顾不上看我一眼，看上我一眼……”把一颗少年的心唤醒，内心开始萌动。
六
事情没有像哥想的那样我们有三年的时间在县城读书。学期刚结束父母就因无法再承担我俩每月共十元钱的生活费而将我俩转回到本镇中学读书。开学后父亲脸上已失去了往日的虚荣。
可能与自己在外生活了一个学期有关，我与哥很快就融入到了各自的班集体中。我在三班，哥在五班。
班主任是一位刚从学校毕业的长得非常漂亮的女老师，姓董，教语文。很多年以后偶然与班上的几个男同学聚集在一起，酒过三巡讲起了往事，都说自己一生中遇到的最美最漂亮的老师还是当年的董老师，都说董老师是男同学心中的梦中情人，是自己今后的择偶标准。然后边喝酒边叹气说，事与愿违，事与愿违啊！
我们班有三个教师子弟：教数学的刘老师家女儿刘云与儿子刘风，教植物（那时不叫生物，初一叫植物，初二叫动物）的龙老师家儿子龙飞。开学初在民主选举班干部时我以最高票数当选为班长，出乎班主任与任课老师们的意料。小学时我没有当过班干部，也不知道这个班长怎么当。三个教师子弟凭票数也在班干部之列，很明显不怎么服我这个班长。安排卫生值日时，劳动委员把龙飞与刘风安排在了一个小组。一天下午放学后劳动委员找我报告说刘风与龙飞没有打扫卫生，不仅如此还把班上桌椅故意安放得乱七八糟，他说他管不了，请我去看哈。我走进教室的时候看到其他同学都在移桌椅拖地，他俩却一直在捣蛋。我有些生气地问，你俩在干什么？他俩斜着眼看着我，眼神里满是仇恨。我刚说了几句，他俩就迎上来与我干了起来。我一边退后一边说我会将此事告知班主任的。他俩有些恶狠狠地吼道：告啊，告啊，老子们不怕。我们仨都属于小个子，按高矮秩序排座位的话，我们都只能坐第一二排。他俩手里都拿着棕叶扫帚，很明显我不是他俩的对手，我也被逼到放扫除工具的角落无路可逃了，本能地想起母亲给我们讲的话：善不欺，恶不怕。我顺手操起身旁的棉布拖扒披头盖脸给他俩扫过去，才两下他俩的脸上身上就全是污水泥浆了。我心里拿捏好分寸的，我不能用拖扒的棍子磕着他俩的头。他俩互看了对方一眼就哭了起来，虽然仍拿着扫帚同我干，但很明显没有刚才那么猛了。我瞅准机会逃出教室就径直朝班主任董老师的宿舍跑去。
董老师的男朋友来看她，一个非常帅气的兵哥。我刚向董老师讲了几句她就打断我说，已经有同学向她反映了，说明天再处理。
第二天我被董老师训了一顿，说我是班长，不应该也不能与同学打架，影响特别不好，要我向他俩道歉。我说我做得不对的地方我改，但要我给他俩道歉没门。我说他俩才应该向我道歉。董老师看出来了她根本说服不了我，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他俩的爹现在都是你的老师，如果你不把这事处理好，它一定会影响你今后的学习……
我最终没有道歉。
不知是我心里有了先入为主的思想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以后上数学课与植物课时总觉得老师待我不如从前。有一次做植物作业时，我在一段答案的中间嵌入了“**省**县**镇**村**组”，结果我的作业仍是一个大红“√”。数学老师上课时总是会强调：我讲了很多遍，要一个“∵”一个“∴”地写，有的人一个“∵”后面几个“∴”，你认为其他班这么写是对的那你去读其他班噻……我总是觉得这些话是针对我说的，因为哥那班的数学老师就是一个“∵”后面可以有几个“∴”，只要上一个“∴”是下一个“∴”的条件即可。
后来的数学课与植物课我很少听，课堂上就有点心不在焉无所事事胡思乱想了。一天数学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证明题，让人举手上去做，没有人举手。过了一会儿，他看到我貌似身在教室心在外，就让我上去做。其实他在抄题时我看了题，我虽然没有在草稿纸上落一笔但我是在思考的，只是不想让他看出我在认真思考他的问题。我的这个表现在今天看来就是叛逆。
我刷刷刷三下五去二就把证明过程写出来了，其中就有一个“∵”后面几个“∴”的情况。数学老师作了点评：思路是对的，但是强调过很多遍了要一个“∵”一个“∴”地写，还是教不转。然后对着我说，既然你不听我的教诲，上课时貌似也不听我讲解，我建议你还是转一个班，或者调到后排去坐怎么样？
我站起来看了看，靠窗最后一桌是空的，那个同学前段时间因为同别人打架被家长带回家了。我立马收拾书本从门边第一桌径直走到窗边最后一桌，记得头抬得很高。
才两天，班主任就找同学来叫我去她的办公室。班主任应该从同学们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她让我不要与老师起冲突，让我要尊重老师，说我是班长，要给全班同学做好表率。其实一段时间来，我也常常用自己小格局的思想思考过很多问题，如何帮助学习成绩差的同学把学习搞好，如何抓好卫生，如何把教室布置得更加漂亮等等，可是我一想到那几个教师子弟，我就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把这些事做好。我对班主任说，除了龙飞与刘风，我与其他同学都相处得很好，但你要求我做的，我估计我做不好。最后我请班主任给我调一个班。班主任说就算给你调一个班，你的这些臭脾气不改的话，这样的问题会依然存在，还有就是你舍得班上那些选你当班长的同学吗？班主任的最后一句话触动了我，我低下了头说我不调班了，我会注意自己的言行，争取做到最好。
我还是坐最后一桌。我发现我渐渐看不清楚黑板了，但我当时不知道这是近视。我给父母说我看不清楚远处的东西，就连黑板上历史老师写的“大字”（经常十多个字占满整块黑板）都看得不是很清楚。邻居王公公、还有略懂土医术的祖祖都给父母支招，说吃点清肝明目的药，最好是蛇胆。
那个期末和暑假，我先用温开水后来用酒生吞了十余颗蛇胆，记得有两个比较大的蛇胆放在手心里的时候它还在抖动，可是几乎没有效果。
进入初二时，还是原来的那一班人马，唯一的变化是多了一门学科——物理，相应地多了一位物理老师。
物理老师姓熊，一直是学校的美术老师，可能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物理老师就让他来兼物理教学。他上课的特点就是整板整板抄笔记，字写得非常漂亮，但课讲得非常的少，同学们几乎靠笔记学习。
两个星期后学校搞分层教学，五班六班是快班，一至四班是慢班。我在五班，哥在六班。五班班主任还是董老师；英语老师变成了王老师；数学老师是以前教哥的数学老师，姓杨，哥说他们班的同学特别喜欢听他上课；地理老师变成了徐老师；物理老师变成了杨老师。原来班上成绩好的包括三个教师子弟都与我分在一个班。学校分快慢班，快班的教师搭配不容怀疑，站在学生的角度我也相信他们一定很优秀。
新班级要重新成立学生干部团队，虽然有大半的同学我不认识，但我依然以最高票数当选为班长，副班长是一位高挑漂亮干练的女同学叫罗丽。
分座位时还是常规的按高矮秩序，我坐第二排，与刘风坐一桌。
一天地理课上大家都在认真抄笔记，突然刘风用右肘撞击我的左手，使得我放在桌子右上角的一摞书被挤掉在地上，碰撞出的声音让几个神经质的女生在这个静悄悄的教室里发出“啊——”的声音，并且我的笔在笔记本上划出一条长长的弧形。徐老师看了我们一眼没说什么。我有点生气地看了看刘风，见他用手在桌子的“三八线”处比了比。我觉得这是女生才会有的行为，没再理他。一会儿他故意用他的直尺把我的文具盒抵下桌子掉到地上，我那个用旧了的铁皮文具盒经不起这折腾，掉地上就摔成两块，里面的文具撒落一地，教室里的同学们齐声“啊——”了一声。徐老师看着我俩，我用手指了指刘风看着徐老师，想看他怎么处理。徐老师没有说话转过头去继续抄笔记。“得寸进尺”这个词语我那天真切地感受到了它的含义。不到一分钟刘风突然伸出右手从桌面上向右横扫过来，我桌子上的东西全部掉在地上。徐老师转过身来看着我们眼里满是愤怒，我以为他是对刘风表露出来的愤怒，原来是我理解错了。他恶狠狠地看了我们一眼又要转过头去抄笔记。
我站起身来问：徐老师，你为什么不管一管？
他居然反过来质问我：你不惹他他会这么做吗？我突然感觉词穷，脑袋里一片空白，只用了一秒的时间就把刘风桌子上的书本文具扫落在地。只见徐老师走到我的身边抬手就给我一耳光。我感觉得到身后同学们异样的目光，也听见有同学在身后悄悄地议论：老师家娃儿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不一视同仁？要打两个一起打噻……
耳膜还在嗡嗡响，我心里瞬间燃起熊熊大火仿佛要从眼里冒出来，我盯着徐老师，满眼愤怒，甚至还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没有哭，虽然心里感到十分委曲。
“亲其师，信其道”。也许是我从此不再喜欢这个老师的原故，初二升初三时我的地理只考了十九点五分，并且我居然想不起他后来在班上上课的一点一滴。到现在我已工作近三十年，我还真的没有在路上或其他什么地方见过他，仿佛他已在我的世界消失了一般。
那件事情没过几天，动物老师（还是教我们初一植物的龙老师）来上课。
上课！龙老师很严肃地大声说道。
同学们“刷”地站了起来，并大声说，老师好！
“坐下！”
没过几秒他又提高声音道：上课！
同学们比上次还快速还整齐，说“老师好”的声音比刚才还大。
原样重复了三次后，龙老师大声问：谁是班长？
我是！我笔直地站起来。他说坐下！
他又大声说：上课！
同学们也懵了，但仍旧齐刷刷站起来。
请班长给我滚出教室，并且永远不准上我的动物课！龙老师厉声说。
为什么？我问。同学们也感觉莫名其妙。
我喊了上课班长必须喊起立，这是规矩懂吗？
我解释说同学们都明白的，不用喊起立大家都会瞬间站起并低头敬礼说老师好的，再说初一一个学期、初二已几个星期了，你上课不都没有喊过起立吗？
你还敢顶嘴？马上给我滚出去，永远不准上我的课！你这样的学生我还没有见过，我教不倒你这样的学生！说这话时他的老花眼镜滑到鼻尖上两只眼睛鼓得像铜铃般大，很吓人的样子。
我把桌面简单收拾了一下拿着英语书到学校花园里读英语去了。我故意把英语单词或英语课文读得山响。
人生中有很多东西可能是得失相当的，就像我没有把动物学好，但我居然喜欢上了英语。后来考上师范，在师范没有开设英语课程的情况下，我自学了高中英语，出来工作后我又自学了许多大专的英语书籍，诸如英语语法、英美概况、许国璋英语（四册）、英语阅读、英语写作等，且都考试合格。这也是为什么工作近三十年了我还可以看懂莫泊桑、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原著。
我又进了班主任办公室。董老师没有责怪我，可能她已了解事情的原委。她只是告诫我说，农村娃娃读书是要比有钱人家娃娃付出得多。她说你人很聪明，成绩也优秀，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出人头地。她说不管以后遇到多大困难，受到多大委屈，你都要迎头向前。她说作为农村孩子，真的只有读书这条出路。她说，你今天所受的苦难，将来都会成为你一生的财富……
最后董老师说：“我已让副班长罗丽喊起立了，动物课你要记得去上，如果龙老师再对你说什么你就装聋，只要他不喊你出教室就行。”
虽然有些话在那个年龄我听起来有些模糊，但我能感到董老师对我的满满的关心与鼓励。
又是动物课，罗丽喊了起立，一切都正常。龙老师还是走到我的身边对我说：你不是不上我的生物课的吗？你那天不是在花园里英语读得很响很流利的吗？你继续去背你的单词读你的英语啊……我保持沉默没有顶嘴没有讲话，如董老师所说。他最终没有让我出教室。课堂又恢复到了往常。
初三时班级又全部重新组合了，不知道是学校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我现在的班级里没有了之前的教师子弟。之前的副班长，就是那位高挑干练漂亮的罗丽，选择了复读初二。其实我有些留念并感谢她，初二那一年她当着副班长却做着正班长的事，给我减轻了很多负担。
班主任姓罗，瘦高个，眼睛特别有神。开学我到班上报到的时候，我没有带钱，不，是父母没有钱给我。父亲让我给班主任说等谷子收割了打成米卖了就有钱了。那时的书学费一个学期80元，高于当时老师一个月的工资。可能是我在学校里的成绩还算拔尖，罗老师说没问题。后来这笔钱是到期末了才还上的。
一天罗老师找我谈心，他问我哪个学科是短板，我说都能学懂，只是语文总是考不了高分。他问我原因，我说作文写不好。罗老师说他查了我初二两个学期的期末语文试卷，发现六十分的基础题我都能做到五十六分以上，就是作文分数太低。接着他就给我布置了任务，要我每个星期必须额外写两篇作文给他，题目不限，字数不限，题材不限，体裁不限，交作文的时间节点是每个星期一早上语文课。
为了“应付”这额外的两篇作文，没有说错，是“应付”，真的让我绞尽脑汁。我开始向同学们借作文选、中考作文（班上有几个家庭条件好的同学都有）来阅读，并充分利用中午或下午放学后的时间记读书笔记，抄写自己认为好的词语、句子、段落甚至整篇文章。我看了作文选上的《捉迷藏》，就套用它的结构把自己小时候捉迷藏的内容放进去写成自己的《捉迷藏》；我看了《论毅力》，就把它的事实论据换成另外一个类似的事实论据。时间长了积累的多了，看得多了背记的也多了，慢慢的就找到了写作文的一些窍门。学期结束时学校要挑选一些好的作文张贴在教学楼一楼楼梯间墙上，而那个学期我的作文就有两篇被选上。后来我的作文经常被罗老师拿到班上当范文来讲评，我的虚荣心得到了空前的满足。
慢慢地我发现我看黑板越来越模糊了，就算坐第一桌也不能完全看清楚英语板书了。家里状况我是知道的，根本没有钱给我配一副眼镜，我也没要求。有一天我意外发现将目光从指缝里看出去，黑板上的字会变得异常清晰，后来我就经常以这种方式来看黑板记笔记了。开始时有老师不了解以为我没认真听课，后来听我或同学们讲了我的情况后都表示理解。
我的语文成绩起来了，但我的化学成绩却没有提升，每次考试都是八十分左右，从来没有上过九十分。当然，在普通班级，这个成绩是很不错了，但与补习班比起来就差了一个层次。
那时的初中几乎每个学校都办有一个补习班，补习班里只有少数同学才补习第一年，多数都是补习了两三年的，甚至有七八年的。因为这个原因，应届毕业生成绩想赶上或超过往届生的，太难了。
那年预选考试全校上线的有六十余人，其中应届生开始时只有八人，后来上线分数降了二分，又有一名应届生上线，他是邻班的一个叫杰明的同学。
那年中考让人记忆深刻——杰明同学逆袭全校第一名，还是唯一的一名应届生，其他全部应届生都落选，包括我和哥。
如果把我们的成绩与高中录取分数线相比的话，哥超了五十多分，我超了将近一百分。
七
那一个暑假活得有些灰心丧气。父母根本拿不出钱来供我与哥补习。父亲依然好赌好酒，输了钱或醉了酒就甩脸子给我们看，母亲也焦急。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哥对大家说他决定不复读了，他说他就算是补习一两年也不一定考得起，担搁了时间不说还耗费钱财，还不如学一门技术或出去打工。
“你家两弟兄都不要读书了，都去学一门技术或出去打工，我们家里少两张嘴就少些开支，你们自己也能有点零花钱”父亲迫不及待地说。
“平还是要去复读，这家人还是要有一个人考出去才行！”哥看了看父亲和母亲说。
“考不起呢？考不起不是又浪费了四五百斤大米钱！”父亲说这话的语气与我和哥当年重读四年级时差不多。
“平要去读书，你不供他我供！”哥有点赌气，语气不是很好，对着父亲说。
“你？你拿什么供？你都还要人供呢！”父亲用很不屑的语气对哥说。
哥放下手中的碗站起身对父亲说：“你问我拿什么供，我跟你讲你不要管我怎么供，就是要饭我也要把平供出去！他一年考不起我供一年，两年考不起我供两年，三年考不起我供三年，直到考起为止！”
“老子睁起眼睛看到的，你有好行（hang）事我还看得到！”父亲有些气不平，他没有想到那么多年来都是他甩脸子给我们看，现在居然当儿子的还甩脸子给当老子的看了。他把手中半杯酒一口喝了，说：“好了好了，老子还不管了，你行事你管”说完站起身进了大门，又从后门出去了，后门被摔得山响。
我最终还是去补习了，我报到的时候已经开学一个星期了。根据我的中考成绩学校只按应届生的标准收了八十块。这钱不是哥拿的，因为父亲请了一个四川师傅教他修手表，他还没有出师。我知道这八十块钱的份量，我没有追问这钱是怎么来的。
母亲与平时一样，农忙时上坡下田干活动，农闲时在家里缝缝补补。
父亲在之后有一段时间很少在家，偶尔回家时就会让母亲做许多好吃的，像过年一样，当然家里多了两个外地人。听母亲说那是两个河南人，到贵州乡下来主要是为了收购一些老古董。我也因此有机会认识了一些后来在电视上才看到的东西，诸如袁大头（大洋）、猫儿眼、美人头、银锭、金砖（有大有小）、夜明珠、各类观音像、弥勒佛像、各类银饰、各类手镯、各类玉石、各类大小不一的瓷碗等，这些东西看起来非常漂亮，但我很难判断它们的真假。
那一年父亲在屋后面的那一小块空地上修了一间石墙小平房，做为他与母亲的卧室。前面依然是草屋。
父亲没时间也懒得管我。哥学了三个月后父亲给他买了修手表用的所有工具，他自己开业了。
八
补习班的生活与应届班完全不一样，所有学生都“身经百战”，大家都能认识并体会到学习的重要性，同学之间有竞争但相处和谐。我坐在第一桌已经不能看清楚黑板上的字了，我给班主任彭老师提出来我去最后一桌，彭老师说你的眼睛本来就近视你还申请坐最后，这是不是……我笑笑说没事的，我知道怎么学习。彭老师看着我笑了笑又摇了摇头说，去吧！
补习的那一年我把重心放在了英语与化学上。
补习班的英语老师姓付，他女朋友是从湖南来学校支教的老师，日常生活中他俩经常用英语交流。记得有一次他正在给我们上课，我们的教室在三楼，他女朋友在操场上用英语叫他，他走出教室站在走廊上用英语同她交流了近十分钟，那流利程度让我们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平时英语课上，付老师抄笔记时都有边读边抄的习惯，因为我看不清楚黑板，所以记笔记时我就会努力地听努力地记，半年过去了我记英语笔记的速度已超过班上所有同学——付老师在黑板上抄完的时候我也跟着抄完，但其他同学是边看边抄。
我们的化学老师姓李，个儿不高但很结实，对待学生既热情又有耐心。我曾经从资料上抄录了五道化学应用题，它们与浓度、溶解度等有关，也是我搞不懂的题型，想请李老师给我讲。他拿在手里看了看说这几个题一时半会儿讲不完，说课后给我讲。第二天化学课上，他给了我五张试卷般大的打字纸，每张上面一道题，上面写满了解题步骤，重点地方还用红色笔勾划了出来。他说你先看，看不懂再问我。我认真研读完那五道题的解题步骤后，感觉到自己的化学学习水平一下子提升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层次，此后的化学测试包括中考成绩都没有低于九十五分（满分一百分）。
补习班那一年，小镇开通了去省城的一趟班车，站点就在我家门口的皂荚树下，每天早上五点五十准时从车里传来当时最流行的邓丽君的《粉红色的回忆》，我习惯了此时起床。
补习班那一年，我基本上是自己规划自己的时间，我很少跟着老师的进度去学习，我要走在老师前面，我要提前找到自己学科知识的短板并提前攻克。
补习班那一年，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进步与提升，我的默默无闻让班主任感觉不到我的存在。班上吴林与李辉在班上表现突出，在同学及老师们心中存在感极强。这不，中考完那天在班车上他俩的表现刷出了“学霸”的存在感，并说好下车后先到班主任彭老师家报到，然后再回家。
补习班那一年，小镇上几家做小吃的开始装修门面，有了一点大餐馆的模型，只是卫生条件依然很差。不过人们那时还真没有多少卫生意识，到餐馆里吃饭无非就是图个吃饱喝足，苍蝇蚊子在眼前飞舞在身上叮咬并不影响这个氛围。
补习班那一年，小栓子与荷叶结婚了。结婚之前荷叶送过我一双鞋垫，红色面料，均匀的针脚，只是每只鞋垫上都留有四个空的菱形。荷叶说本来想在上面绣几个字的，可是自己想不出来绣什么字适合，所以没绣。那时小栓子已是农村一个小有名气的木匠。几十年后我曾在《你不是我小姨》里写过这些事。
九
父亲第一次往我碗中夹菜，他把一块猪耳朵放在我的碗里，还倒了半杯冬泉大曲往我面前推，说马上就要成大人了，学喝点酒。母亲马上把酒给父亲推到他面前，嗔怪着说你好的不教，就教这些坏习惯。看到父亲给我倒酒并让我学喝酒，母亲眼里掠过一丝久违的幸福，虽然她并不赞同我喝酒。是啊，那么多年了，自己的孩子终于可以用优异的成绩改变其父亲的想法，这是给母亲长脸啊。
我说这个冬泉大曲闻起挺香的但喝起来辣喉咙，我不喝。
父亲说你喝过？我说没有喝过，只是读初中的时候用它吞过蛇胆，不是想像中的味道。
我把父亲夹给我的猪耳朵夹给小妹，又从盘子里夹了一块给大妹。她们俩都在上小学。我正准备夹一块给母亲，她马上说不要不要，我不喜欢卤肉的这个药味。我说那你多吃点鸡蛋。母亲说鸡蛋腥味重，她只喜欢吃渣豆腐蘸野葱辣椒水。那个年代一年能吃几顿肉呢？吃鸡蛋都很奢侈。我理解母亲是想让我们多吃点。
等待中考分数这段时间，也是短暂的农闲时间。母亲除了去坡上看看庄稼的长势、到菜园子里摘一些瓜豆或刨一些新鲜土豆回来做饭菜外，就是给我做压边鞋。母亲对我能考上学校一点都不怀疑，倒是父亲看着一天天过去又没有分数的消息而有些焦虑。虽如此，父亲还是在积极地想办法赚钱。而这段时间我把《彩霞满天》看了两遍，乔书培与殷采芹的爱情故事浪漫诗意、青春唯美，有时沉浸在故事里久久走不出来，甚至把自己的女同学全部从记忆里搜寻出来，想看看谁会是自己的殷采芹。同学中对我最好的有晓霞，但我从她那里只感觉到一个姐姐对弟弟的关心；还有一个就是江雨诗，总觉得她与我之间除了同学友谊外还有一种复杂的情感。
江雨诗是我重读四年级时的同班同桌。她比我大一岁，小学毕业时就长得显山显水了。班上的男生有意无意都喜欢接近她，就连那位缺了两颗大门牙戴着一副老花镜的上常识的老师上课时都会故意走到她的桌前问长问短，我们男生都不喜欢那个缺牙巴老师。
我在县城读书的半年没有看到过江雨诗，转学回来后在校园操场上匆匆见过几次面，但很明显地感觉到我们之间不再像小学时那样亲密无间了。初二时学校实行分层教学，江雨诗分进了慢班。没多久我就发现江雨诗与一帮小女生、小男生成天跟在一个长得高大粗壮但五官错位满脸疙瘩的大个子男生身边。后来打听才得知那个大男生是学校里的牌牌廖大冲。
其实我知道，江雨诗与谁在一起与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可我内心深处就是不能容忍江雨诗与廖大冲在一起。我找江雨诗谈过，要她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她直视着我的眼睛几秒后脸上出现一对俏皮的小酒涡，有点夸张地叹息一声后摇了摇头说，我有自知之明，读书那条独木桥我是走不过去了，但我相信你行。说完双手做了个放弃的姿势，说了声再见就转身离开了。看着她渐渐走远，我的心里突然升起一种莫名的伤感，我知道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在渐渐走远。
可能是有人给廖大冲讲了我与江雨诗见面的事，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像往常一样坐在学校那株歪脖子柏树下看书，突然看到廖大冲带着一帮“小弟”走了过来并围住了我。看到廖大冲那张满是*疙瘩的脸，我竟无比的冷静。我慢慢站起身背靠着粗大的树干问你们要干什么？廖大冲说老子看你不顺眼！廖大冲说老子看你就是一副讨打相！廖大冲说老子今天不教训教训你你不知道我廖大冲是谁！边说边靠近我边做出要扇我耳光的姿势。我不慌不忙从裤兜里摸出一把削铅笔用的“王中王”，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并扫视了一下周围的人，熟练地把刀叶子弹出来。靠近我的几个人都后退了一步，廖大冲愣了愣也没再敢上前，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王中王”上。我用刀尖在自己左手臂上划了一道两三公分长的口子，口子虽然不深，但血液依然很快溢满口子并沿着手臂慢慢往下流，像一条红色的蠕动的蚯蚓。我把刀放在伤口上醮了醮血，放近鼻尖闻了闻，再用舌尖舔了舔，一脸不屑地看着廖大冲等人。可能是被我的这种架式震住了，廖大冲带着他的小弟们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看着平常不可一世的廖大冲带着他的小弟们消失在视线之外时，我的心里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舒畅，廖大冲那一帮所谓的牌牌在我的眼里突然渺小得不值一提。这时的我多么希望江雨诗能看到这一幕。
夕阳的余辉被夜幕一点一点吞噬着。坐在那棵古老的柏树下，望着越来越黑的夜空，我突然有一种生疼的感觉，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江雨诗。
我自己用手帕包扎的伤口已经被凝固的血液止住了血。我想起应该回家了。我在歪脖子柏树下的井边清洗了手臂上的血迹与不小心滴到衣服与裤子上的几滴血迹。我怕父母看到。
因家庭条件差买不起任何学习资料，因此我常常利用放学后的这段时间借同学们的学习资料巩固知识，有时候为了借一本特别紧俏的《中学生数理化》（那时能买得起类似资料的家庭很少），我可以不回家不吃饭利用中午别人休息的时间把书上重要的知识记录下来，所以父母习惯了我晚回家。
处理好伤口整理好书本直起身来看到西面的天空残霞褪尽，一弯新月挂在山巅，我真切地感觉到肚子饿了。
十
其实那天我中考回来，下了车向人群之中搜寻了一下，内心深处是想看到江雨诗。后来我听说江雨诗与廖大冲两个月前就结婚了，婚后一个月江雨诗离家出走了，谁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她的母亲气得差点上吊。
廖大冲不再是学校里的“牌牌”，倒像是社会上的混混了。一天他喝醉了到江雨诗家去闹，向江雨诗的父母要人。江雨诗的父亲本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江雨诗的离家出走对他的打击很大，他正一肚子的气找不到撒处，见醉酒的廖大冲上门闹事，提起扁担就给廖大冲一顿乱劈，幸好邻居拉架及时，否则廖大冲不死都会残废。廖大冲一拐一瘸到派出所报案，江雨诗的父亲去做了笔录，知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派出所领导让江雨诗的父亲回家等处理意见。第二天廖大冲酒醒后自知理亏，虽手臂大腿背上多处淤青，但还是去派出所撤了案。
我虽然不喜欢甚至看不起廖大冲这类人，但我内心深处还是为他们难过，更为江雨诗难过。
果实摘得太早，味道一定很苦涩。
十一
中考分数出来了，这事父亲居然比我先知晓。
父亲说他到县城办事，回来时与中学分管教学的赵校长乘同一辆班车。赵校长说他今天到教育局拿中考成绩，说话间神情有些兴奋，对身边的人说今年学校的中考成绩比往年好，说某某某考了学校第一名，在全县都排第二，说可惜他报考的不是中专而是中师。
“赵校长请你重新说一下考第一名的那个学生叫什么名字？”父亲怕自己没有听清楚。虽然之前我给父亲说过大话——如果我们小镇只招一个学生，那一定是我，但父亲仍然有些担心。
赵校长还没来得及说话，车上有几个认识父亲的人齐声说：就是你家“公子”，你家“二公子”！你家这娃儿太了不起咯！只是你怎么让他考中师嘛！车上的人们也在责怪赵校长，说你这个校长怎么当的嘛，第一名居然没有报考中专？可惜了可惜了，哎！
天气太干旱了，除了中考返校那天下了一场短暂的大雨后就没有再下过一滴雨，我与母亲用锑盆从河里舀水到大沟里，再从大沟里把水舀进小沟里流到开裂了的田里。水刚把田跑周到，河里就断流了，因为上游有几台抽水机在工作，渐渐地河里的水供一台抽水机都不够了。
我与母亲回到家时已近黄昏，父亲把饭菜都烧好了，小方桌就摆在坝子中间，一桌子菜有过年的感觉。父亲提着大半瓶冬泉大曲从屋里出来正好看到我们回来，脸上露出一种别扭的笑容。我们都习惯了父亲不苟言笑的样子，突然露出的这种笑容让我们很不适应。母亲指着一桌子菜问父亲：你这是搞的哪一出？今天不是过年过节的，你这是……
“小平考了全校第一名，我卖了两百斤包谷，庆祝一下！”父亲脸上笑意挺复杂：“早知道可以考第一名，我当初还是该让他报中专的，今天一车的人都在怪我。”
虽然这是预料中的事，但我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满满的自豪感。
把母亲脸上没有惊喜的神色，可能她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说的话，早已认为考第一是理所当然的事，微微笑了一下后又叹了一口气说：后面这个月大家勒紧裤带过日子吧！
吃完饭后我去学校看彭老师。彭老师家住学校教师楼四楼上，我还在操场上时他就在他家的窗口看到了我并大声叫我的名字，大声告诉我说我考了全校第一名。我到四楼时他家的门早已打开。彭教师说这次考试太出乎他的意料：他说他最不看好的孙小久都考上了中师；他说他对吴林与李辉报的希望最大但两个的分数都没有上线；他说他没有想到我居然能考第一名；他说他平时关注我不够，要知道我能考那么好的话一定动员我报考中专；他说……
中考前填报志愿时，我确实有过纠结。我在学校里自己填报的是中专，表都填好了，回来给父母讲时，母亲说只要能考上，报什么都行。那天父亲与他的几个朋友在家里喝酒，喝得有些高了，听说我报的是中专时强烈地表示不同意，要求我必须改报中师。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广播里天天在宣传考中专以后不再包分配，找工作难，考中师是定点，包分配，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我又回到学校重新填了一张表：报中师。
在家等分数这段时间，不知道填报志愿的程序哪里出现了问题，要我们重新填报，还可以再次修改志愿。那天我很高兴，认为这是一个改报志愿的机会。我向父亲讲了我的想法：要么改报中专，要么改报高中读大学，并保证说我一定能考上，希望父亲考虑一下我的想法。父亲说你如果坚持要考中专或高中的话，你自己找钱去读。没办法，我还是妥协了，报考中师。
我从小不信鬼神不信命，我相信自己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但在人生的第一大转折点上，我却没有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十二
中考分数出来后，父亲既高兴又有些忧虑。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给我们说他准备去卖“三步倒”。母亲说卖那个东西有点缺德，还是想想其他办法。父亲说缺什么德，你看政府都在清除狗呢，我卖“三步倒”一边自己可赚点小钱，同时也是为政府帮忙呢！
那几年农村流浪狗泛滥，时有咬人事件发生，尤其是在油菜花开的时候咬人事件频发，甚至出现突发狂犬病死亡的现象，因此政府曾组织过几次清除流浪狗的行动，但效果不佳。
“三步倒”就是这个时候流入小镇的。“三步倒”是一种烈性毒药，如胶囊一样，只是它的外壳是石腊做的，比一般胶囊大，把它绑在骨头上给狗吃，只要狗咬破石蜡牙齿碰到里面的药，少则半分多则一分钟便会晕倒。按道理这种烈性毒药是不能在市场流通的，但为了消除狗患，监管部门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小镇上有一罗姓人家专门卖“三步倒”，他出货的渠道没有人知道。父亲说他与这家人对接好了，他在罗家拿药，先卖后付钱，卖不完的可以退回去，也就是卖“三步倒”不需要本钱。
我与父亲一起去赶过一次乡场。父亲提前剪了一小块长方形的纸壳，在上面用毛笔写了“广告”——三步倒。我们天没亮就出发，步行了近二十公里才到邻县的一个集市，那时已是中午十一点了，集市很热闹。谁也想不到，几年前人们卖个鸡蛋都得躲躲闪闪，想做点买卖都算投机倒把，而现在市场开始搞活，从乡场的热闹场面可以看到农村经济开始复苏，人们的思想也开始活络起来，有点经济头脑的人将会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一批，这符合*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
我让父亲分一部分给我卖，他说不，说你不适合做这种事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但从他说话的语气可以感受得到他对我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父亲这一代人身上是根深蒂固的。
十三
短短几十年，我们国家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天的我们不会再去为吃穿发愁。
年越古稀的父亲已不再酗酒，偶尔在饭桌上会小酌一杯，看着满桌子好饭菜时常感叹：生活在这个时代，真好！
教育教学已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值得我用一生来为之奋斗的事业。我有自己不带偏见的教育观念，我有我自己提炼的教育格言。我虽从教近三十年，却从不曾有过职业倦怠。
我越来越觉得当年父亲给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看到我的学生在国家级、省级数学大赛中获奖，我心理充满浓浓的荣誉感；
看到一个个“坏学生”在我的教育下走上正道，我心底升起满满的成就感。
几十年如一日，我把心放在教育上，把教育放在心上。
一万多个平凡的日子，堆积成了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我怀念我的老师，怀念曾经的小伙伴，怀念那些如歌的岁月，怀念那些青涩的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