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郊区》，[英] 艾伦·梅斯著，田丰、陈剑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2月。
过去以“中产社区”居多的郊区自此成为脏乱之地、废弃之地。遗憾的是，佛罗里达只说了福特把城市变为郊区的目标是讨好底层白人，却没有说，为什么偏偏是某种风格的购物商场成为他的例子。
《郊区一隅》（Scenes from the Suburbs，2011）剧照。
假如我们进入北上广等城市的郊区，可能会看到沿街排列的服装店，门口摆放着灯箱，配色炫眼，夹带“优质”“国际”等用语的广告语不停闪烁，从不远处还可能听到店内传来快节奏的歌曲。附近或许还有一座五六层的购物大厦，聚齐了银行、五金店、珠宝店、眼镜店和快餐店等众多类型的店面。这本来算得上是一种市井气氛，漫步其间，熟悉感、安全感和舒适感都是少不了的。我们却可能在某个瞬间察觉到什么异样，五味杂陈，不可形容，仅有“像县城”或算贴切。这里且不说不少郊区本是由县城转换而来，如北京和上海的主要郊区在上世纪50年代左右由河北江苏的若干县域划入，连主城区作为县的历史也是流传下来的，如“成都过华阳，现过现（县过县的谐音）”的谚语就表现了上世纪20年代以前成都县与华阳县两地的一段历史关系。我们忘记了每座城市都经由人和土地的叠加累积形成，市镇、城关镇变县城，再变主城区，或者郊县、郊区，“像县城”此类评价没有多少道理，然而我们对郊区的感受无疑又是真实的——无论是文本还是外形或配色，似乎都与整个城市气质不般配，生活在这里好像不是生活在北上广。
致使郊区和“suburb”被嫌弃的，大概都是某种有关“根”的东西。
“根”与“无根”
让我们首先放弃用“地摊小店”来解释郊区为何被异样评判。
是的，受理性感染和驱动的城市建设，在近现代历史上确实有扫除一切“不合理”的冲动。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1961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反思的纽约就是如此，纵使她描述的西村，小而多样，堪称典范，在本世纪其实也照样由银行和价格高昂的服饰店替代。莫斯科维茨（Peter Moskowitz）写《*死一座城市》悲伤地感叹，坐落在西村的比萨小店不见了，接替的是高档食品店。然而，这些写作和研究其本身就证明小摊小店是被视为都市生活一部分的，而不是非都市的。陈映芳的《城市中国的逻辑》关于“异常性”和“正常性”的提出与辨析，也便是提醒怎样在城市社会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虽然人们会迷恋整洁、亮丽、统一，毕竟谁能抵抗视觉上的吸引呢？但每个人终究是要在这儿生活，安全、方便和实惠最紧要。这也是业态多样性之所以受居民欢迎的理由。没有人会因为北上广或纽伦还存在小摊小店而否认其都市性。
《城市中国的逻辑》，陈映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
县域城市或郊区一直在试图模仿大城市，减少其传统的农耕痕迹，告别县治时代的城镇遗产。农耕的、传统的被认为是落后的，数字的、现代的被认为是先进的。当“suburb”成为内城缙绅化的“接盘侠”，一样有模仿的成分在，打造郊区，实则是把郊区变为比城市更城市的地方，购物中心和摩天轮破土而出。殊不知这些景观是曾经工业社会的产物，假如将城区的湖畔和自行车道拆掉，换为此种似乎摩登的建筑，势必会被认为是庸俗之举。在这个有关城市景观的序列之中，湖畔、自行车是环保的，也是道德的，购物中心和摩天轮是实用的，也是粗犷的、退步的，而前者被认为高于后者。这是否是一种精英知识的傲慢暂且不表，就说那模仿者长久都活在被模仿者的影子下，并且这影子还是刚过去不久的（如果时间距离足够遥远，反倒可能被接纳）、刚被抛弃的城市景观方案。当一首歌开始烂大街之时也就是它即将被淘汰之时，便是这个道理。
人，大致都偏爱寻根。城区是有根的，人们说起老北京、老上海、老广州，指的是那个可追溯的、未曾中断的老城。早期建筑风貌是它们的过去，从传统到现代，再到“超现代”，老城一步一步变迁，各个阶段都有文本、建筑或照片作为见证。为了凸显此处的连续性，人们甚至会认为老城才是一座地道的城市，且是这座城市的全部，某些郊区是算不上某城市的。后来者郊区本来居于下，再加上它靠模仿和再造扩大规模，并以此拉近与城区距离，必然处于被忽略的角落。
大城市通过书籍、电视和其他新的媒介向仰慕它的人展示其前世今生。一个北漂或沪漂租房，到郊区找房源，刚走出地铁的那个瞬间可能会大吃一惊，来北京、上海前在脑海中已经无数次浮现了它的印象，而这印象在时间上是连续的，目之所及，连续性却似乎被不见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某种无根风貌就像“闯入者”一般，忽然窜到跟前，让人一时不知所措，最后以一句感叹结束这段心路历程：北京上海还有的地方不如老家繁华。
地道，或原真性
对地道的执迷，同样表现在“土著”“土生土长”这些词语上。唯有老城居民毫不犹豫地自称本地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整个生命历程的每一步都发生在这座城市。在有关地道的表述之中，被排除在外的是郊区“土著”。
郊区是附属的、晚来的，郊区人开口介绍是“上海人”，多半会迟疑，一旦被辨认，少不了尴尬。内城拆迁重建，部分老城居民会随着安置房迁到郊区，带去老城人的身份。不过在坊间严苛的界定下，父母（如1978年后）或祖父母（如1949年后）才迁到本地，随本人在此出生，照样算不得是某种符合原教旨主义的地道。城市的土地变迁和人口迁移有其历史复杂性，要把这种事讲清不太可能，也因此，当北京胡同里有老人家自嘲他不是北京人，“北京人只有一个，住在周口店”，会引起人们一阵笑。这个场景真实发生过，有兴趣者可在诸种短视频APP搜索到。它首先自然是一个笑话，倘若按照这个方法，人会在寻找“我来自哪”这个问题上迷失，陷入虚无。但它也是有意义的，它解构了“土著”，动摇了两元对立思维的根基，如城区与郊区、城市与乡村、本地与外地或外省。
去追溯起源并以此为标准进行分类，无疑是普遍的*。美国纽约的社会学家佐金（Sharon Zukin）就发现，本世纪初，在纽约的大众文化传播中有个怪异的概念反复被提起。这就是“原真性”（authentic）。人们使用“原真性”界定什么是、什么不是一座城市原初具备的。既然是原初的，那么必然得由最早居住在本城本区域的那群人来定义，所以第一要务是找出这批居民。佐金不得不感叹，“很荒谬”。在北京胡同里的老人家更巧妙地表述了她的这层意思。
《裸城》，[美]莎伦·佐金著，丘兆达 刘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
其实佐金本人也无法否认一个生活事实，那就是确实只有当居民进入到他们熟悉的、原真的环境，才可能感到安全和舒适——北京人喝豆汁儿，武汉人吃一碗热干面，唯独此时此景，使居民感受到他们与脚下这片区域的联系，前人缔造的生活方式只在他们身上得到了传承，他们整个人都属于这里。所以她在《裸城》这本书中以反思纽约为例来说明，它的原真性绝不是苏荷区的历史建筑，也不是时代广场的灯光秀。“起源”暗示是一种让人能在该城市落地生根的道德权属，而原真性是“一种生活和工作的连续过程，是一种日常体验的逐步累积，一种人们对眼前房子、身边社区每天依然如此的期待”。如果连续性突然没了，城市就失去了某种灵魂。“没了”这个事件不可避免，比如，“附近的五金店或者皮鞋修理店一夜之间关了门；门窗被铁栏杆紧锁，阳光下的窗边陈列着一罐罐爱丽牌（Rustoleum）油漆和各式扳手”。
这是一个启示。
郊区大致包括乡村和城镇两部分，前者是农耕社群，后者是乡镇、县城社会，本都与大都市不同轨。我们只是因为看到郊区靠近城市且由城市行政机构作为上级管辖，共用同一个城市名，而自然会认为城市的不同区域有无数相似之处，尤其是习俗、方言、风貌，在发现其实不同后，难免质疑郊区不够地道，或者用纽约人的话来说不具备原真性。郊区内部那些属于它本地的原真性与都市无关，按照都市的标准无法追溯。它的地道或原真性，大概也很难是以前的农耕和县城方式了，城市化已经在这里彻底展开。那么未来何尝不是在日常生活的连续性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