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促进了玉米在西部的广泛传播
当时，陕西“汉中府之留坝、凤县、宁羌、略阳、定远、洋县六邑，商州之镇安、山阳、商南、洛南四邑，兴安府属之安康、石泉、紫阳、询阳、白河五邑，民食皆以苞谷杂粮为正庄稼”，“山氓为常饭”，而在陕西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包谷）一季歉收，不惟贫者无食，即富者亦无粮”的仰以为生的局面。
在这种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等美洲农作物大规模挺进山区的作用下，中国开始了自宋代引入占城稻以后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对此，历史学家葛剑雄评价说：“甘薯、玉米、花生、土豆等高产耐旱作物的引种等都曾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从而使人口有了新的增加”，学者姜涛也指出：“粮食作物品种的不断改良，尤其是美洲高产粮食作物的引进，无疑也是中国人口在明清两代得以大增长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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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促进人口大爆炸的同时，玉米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冲击。
在明末清初以前，尽管中国的原始森林逐渐经历了大规模破坏，但在川鄂陕、湘赣、赣鄂皖、闽浙赣、闽粤赣等各省交界地区，仍然存在着广袤的原始森林，明朝中后期玉米、马铃薯等耐旱和适宜山地种植的美洲农作物进入中国后，随着玉米的大规模传播和开垦种植，中国的森林破坏也再次进入了高潮。
当时，各地棚民在进入山区后，纷纷砍伐森林种植玉米，在玉米的支持下，在山区扎根下来的棚民又继续砍伐森林炼铁、烧炭、种植蘑菇，这种“剃光头”式的山区滥砍滥发，使得山区土壤在几年后就被雨水冲刷流失，到处“石骨嶙峋”难以耕种，于是，棚民又继续在山区迁移开垦“游耕”，使得中国南方各省交界的森林毁坏愈演愈烈。
到了道光皇帝时期（1821-1850年），陕南地区的山地，“为川楚客民开垦殆尽”、“低山尽村庄，沟岔无余土”，随着棚民的大规模毁林种田，水土流失问题也日益严重，同治皇帝时期（1861-1875年），江西武宁县志就记载说，“棚民垦山，深者五六尺，土疏而种植十倍。然大雨时行，溪流湮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由于棚民开山造成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这就使得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水患日益严重。
对此，当时的湖广总督林则徐（1785-1850年）就向清廷上奏说，汉水流域由于秦岭巴山地区的棚民开山种植玉米等农作物，造成常年水患：“襄河河底从前深皆数丈，自陕省南山一带及楚北之郧阳上游深山老林尽行开垦，栽种苞谷，山土日松，遇有发水，沙泥随下，以至节年淤垫，自汉阳至襄阳，愈上而河水愈浅……是以道光元年至今，襄河竟无一年不报漫溃。”
在这种大规模开垦山区，造成滥砍滥伐森林、水土流失和水患逐年增加的背景下，移民进入山区的棚民与山下的地方土著的矛盾也不断加深，这种土著与客籍之间的矛盾，也使得有些土著将棚民称之为“棚匪”、“棚害”，有的地方土著甚至写了《驱除棚害记》，以记载土著居民连结官府驱逐棚民的“功绩”。
而在棚民方面，一方面是巨大的生存压力，在清代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和人口大爆炸背景下，他们不得不进入山区开垦谋生；另一方面，他们又被地方土著居民和官府所仇恨敌视，随着山区水土流失的日益严重，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进入山区的棚民生存环境也日益恶劣，以致于当时的棚民哀叹说：“某骡子，实则骡亦不逮矣！”
在这种生活得比骡子还辛苦的沉重生活压力下，于是，嘉庆元年（1796年），在棚民聚集、生态环境日益恶劣的湖北枝江、宜都等山区，白莲教起义率先爆发，并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秦岭巴山地区，清廷最终经过九年混战，“竭宇内之兵力而后定之”，尽管白莲教起义平定，但清廷却元气大伤，开始步入乱世末日。
而从某种逻辑上，玉米的传播，也与清朝的人口大爆炸、山区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白莲教起义，有着间接的关系。
▲白莲教之乱，爆发在玉米种植最为广泛和人地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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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鸦片战争的爆发，则使得玉米进一步扩散传播。
1840年，英国正式对清朝发起鸦片战争，清朝在屈辱中被迫卷入全球化，而随着洋布等各种进口商品的冲击，中国传统的手工业者开始大量*；在土地兼并、生态恶化的背景下，农民的生存环境也日益恶劣。
另外，在玉米、番薯等农作物促进清朝人口大爆炸、山区开垦、破坏森林、水土流失的长期积累影响下，到了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中国的水旱蝗灾也开始愈演愈烈，到了道光皇帝时期，清朝的自然灾害到达了高峰，这种生态环境恶化，甚至流毒影响到了民国时代，在从1912年民国建立到抗战爆发的1937年间，短短25年间，中国爆发重特大水旱蝗灾竟达77次之多，并引发了多次大饥荒。
在全球化的商品冲击以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冲击下，晚清民国时期的农民贫困化也日益严重，于是，不仅仅是在山区，即使是在平原地区，尽管粮食种植结构仍然以水稻、小麦为主，但普遍将稻米和小麦用来交租缴税的农民，却吃不起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了，例如在民国时期的山东黄县，由于玉米相对小麦等作物便宜很多，以致当地农民普遍以玉米为主食：
“食粮之属以麦与谷为主要品，其更贱者则为高粱，近二三十年来多种玉蜀黍者俗呼曰包米，遂皆以包米为片片，谷制者少矣，盖黄境全恃三省之粮，东三省产包米，其价较谷为俭，农家乃自种之，食之颇甘，微不耐饥，故包谷日多，而谷日少，并高粱亦鲜食者矣。”
随着晚清民国时期农民贫困的日益加剧，玉米也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开始广为种植，为了活下去，农民不得不放弃了相对精细的稻米和白面，改而吃起了相对粗糙的玉米和番薯，因为玉米和番薯这两种作物相对更高产、更便宜，农民相对还吃得起。
对此，民国时人徐坷在1924年分析说，“南人食稻，北人食麦，夫人而知之，然皆就中人以上之家言之。篓人之常食品，南为薯芋，北为玉蜀黍，南之佐以豆，北之佐以黍、翟者，则仅见。”
▲玉米在晚清民国时期，成为北方贫困农民的重要主粮
由于晚清民国时期农民普遍贫困，因此到了民国时期，山东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是以玉米、高粱、番薯等为主食，而不是传说中的小麦，民国山东的《清平县志》也记载说:
“食品，以麦为尚，惟富民食之：中产以下所食惟玉米，高粮（粱）等，而间以薯芋。”
民国时期河北《清苑县志料》也记载道：“乡民常食以高粱、小米、玉蜀黍为多，向不食用麦粉，即食之均在旧历年节或麦秋时偶用数日，过此以后仍食杂粮，高年人亦有食麦粉者，半皆小康之家，劳农人家自以粗粮为便也”。
而在河南，民国时期的《洛阳县志略》也这样写道：“贫者多食小米、玉蜀黍、甘薯、豆类等杂粮，而佐以园蔬及野菜之类”。
在晚清民国时期农民普遍贫困化的影响下，于是，玉米的种植继续迎来了高潮，甚至在传统上号为富庶之地的安徽、浙江等省的山地地区也“多种之”，例如在浙江遂安县“玉蜀黍……几为全邑半年之粮”。
也就是在这时期，玉米最终在黄河中下游也广泛种植开来，并突破长城，进入到了长城以北的内蒙和东北地区，于是，到了民国时期，中国以水稻、小麦、玉米、高粱、谷子、番薯和马铃薯等为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最终逐渐定型，而历经四百多年传播，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作物最终也在中国扎根下来，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重要主粮之一，并助力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而在品味历史的同时，我们作为祖先艰苦谋生的留存后裔，又怎能不感谢玉米的功勋和上天的眷顾？
▲玉米在今天中国的主要分布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