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崔方春
红包，在我这个古稀之人的脑子里感觉很浅，记忆很淡，甚至没有什么印象。儿时拜年，长辈们随手给的五分一毛的几张纸币，揣在厚厚的棉袄袖筒里，一遭下来能被双手攥出水来。一个春节得到的压岁钱，换不来几个练习本和几支铅笔，但它却是一个学期的重要经济来源。因此，我是盼着过春节的。至于生日，父母和亲朋没人给过红包，从骨子里根本不知道这档子事儿！
追今风赶时髦，给晚辈发红包是有了第三代才开始的。2011年秋，大外孙女出生后，好像立马在自己的脑子里立下了规矩，每年生日、春节和六一儿童节三次“表示”是不能缺的。入托上学以后，孩子要是取得个好成绩获得个什么奖项，也会发个红包激励激励。有为老大开的先河，小她姐姐五岁的小外孙女当然不能例外。慢慢地，给这姊妹俩发红包竟成了我们老两口离不开的操作。因此，由红包引起的故事也多了起来。
2013年春节给大外孙女的红包，是在从济南回青岛女儿家的汽车上由妻子相送的。当她拿着鼓鼓的红包，逗着不到两岁的外孙女磕头作揖说拜年话的时候，小家伙憨态可掬的动作和吐字不清的话语，逗得满车人前仰后合，乐不可支。一会儿，大外孙女好像明白了什么，停下手中的动作，抬头望着自己的妈妈。
几秒钟后，她突然很清晰地蹦出了四个字:“姥爷的呢?”女儿好像没听明白，很认真地问:“你说什么?”外孙女很执着，用力晃了晃手中的红包，又重复了她那句话:“姥爷的呢！”这时，我们几个才醒过神来。她心目中，红包应该是姥姥姥爷一人一个，姥爷没给不得找“后账”嘛!“好，好!姥爷给补上，给补上。”我一边说一边继续逗着玩，才移开她的注意力。车到青岛，我的第一任务是“还账”。当然，新红包没装多少钱，也没有增加我的经济“负担”。但这次教训还是提醒我，在孩子眼里姥爷姥姥给红包必须一人一个。
2016年4月，二外孙女在她爸爸的外派工作地韩国首尔出生，女儿也随着工作单位迁移到省城居住上班。从那时起，特别是女儿产假结束后，我们一大家子八口人开始了两国两地一边四人的生活。即，我和妻子、女儿和大外孙女在中国在济南，女婿、二外孙女及她爷爷奶奶在韩国在首尔，各自进行着不同的工作和生活。当然，也没有机会一家人给两个外孙女过生日，共同祝贺一番。给她们姐妹俩的红包，成了“网银”“微信”转账的例行公事，全部“资金”也就进入了女儿的生活周转，甚至随着网购去了不同的商家。
时间一晃就是三年。2019年7月，女婿结束七年的外派工作回到国内，调到了省城。二外孙女结束了三年多漂泊生活，与自己的妈妈姐姐团聚在一起。她们的爷爷奶奶同时来到济南，我们实现了大团圆，给外孙女发红包成了近在咫尺的事情。
按说，如何处理红包是女儿小家的自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作长辈的不宜过多地干涉。一日，我却萌发了自己认为非常好的想法—-给两个外孙女单立账户，存储她们得到的红包和零用钱，分别用于姐妹俩的教育支出。这样，既可以归集一块资金，为他们的教育积累一定的经济基础，又可以避免因管理不善给孩子造成乱花钱的习惯。这个设想建议，得到了妻子、女儿女婿的赞同和支持。女儿女婿还提出从他们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存入外孙女的个人账户，积少成多，以保证俩孩子今后的受教育所需。
女婿很快给俩外孙女开好了账户和银行卡，我们各自按照约定操作自然不在话下。可现实生活，特别是小孩子的内心世界，单纯用转账方式是满足不了的。去年给二外孙女过生日，因红包引发的故事就令人啼笑皆非。
生日那天，我们根据预想作了功课。提前告诉八岁的大外孙女，今天是妹妹的生日只能给她，等到你生日也给同样的红包。她听懂了这个安排和道理，点头表示同意。晚饭时刻，熄灯，唱生日歌，切蛋糕，一切按程序进行，场面热烈，气氛融洽。可在给红包的那一刻，问题发生了。当二外孙女接过红包左右端详的时候，满嘴吃着蛋糕的大外孙女一推盘子，哇的一声跑着去了卫生间，任凭谁叫就是不出来。见状，我们老两口立马找出400元现金，分装两个红包递过去，女儿女婿也作了同样的表示，姐妹俩才又欢快起来。
对红包引发的这起“祸端”以及给孩子红包的利弊，我想了很多思量了好久。觉得，红包作为一种习俗或文化，在加强辈分联系，活跃家庭氛围，增进亲人情感方面有其积极意义。长辈应该正确使用正确引导，晚辈应该正确认识正确对待，避免产生消极因素。同时，要充分考虑未成年孩子的心理变化，妥善处理可能引发的不利影响。
作者简介：崔方春，山东青州人，从事银行工作41年，退休职工。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已发表诗歌散文数篇，出版长篇传记《往事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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