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乳四虺铜镜
汉代是我国青铜镜铸造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这一高峰不仅表现在铜镜铸造数量上有了大幅增加和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应用，更表现在铜镜的种类和纹饰在继承战国和秦代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纹饰和镜种。西汉中晚期出现了一个经典的镜种：四乳四虺镜，此类镜流行于西汉昭宣时期到东汉早期，主题纹饰均为四枚分区乳丁与四虺纹饰的搭配，并采用线雕的表现技法，双勾阳线勾勒镜背的主题纹饰，铸造精巧，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
四乳四虺镜出现于西汉昭、宣以后，沿用到东汉初。均圆形、圆钮、圆钮座延伸出的还有柿蒂纹钮座、并蒂连珠纹钮座。座外四虺纹及四个带圆座的乳钉纹（部分带连珠纹钮座）。四虺成钩形躯体，两端同形，虺的腹背两侧多有禽鸟及其它动物纹，以禽鸟居多。我们先来看这面镜子上的纹饰，我们会发现每条虺的身边都配置着一只或两只鸟。那么，在中国古代艺术中，曾经创造出许多龙—鸟共生关系为母题的作品。其起源之古老，似乎可以一直远到新石器时代，及至我国传统艺术中“龙―凤”配合的出现。雉入大水为蜃。（《礼记?月令》）蛇与雉交，而生子曰枭，似蛇，四足，能害人。（本草纲目）引《类书》［李时珍引陆说：“枭音臬，即蛟龙也，或曰蜃也”。］由这些关于蛟龙（蜃）与燕、雉关系的传说看来，在古人眼中，鳄类与鸟类似乎属于一类。从形态学和解剖学观点看，鳄类与鸟类确实有大量相似之点（如卵生、营巢居等）。那么这种鸟―鳄转化的传说，是否即本于古人类对于鸟、鳄生态与习性的这种深刻观察呢？《庄子?逍遥游》中说：北海有鱼，其名为鲲—何新先生据文献研究表明，鲲也是鳄的古名。他在《谈龙说凤》中对此作了如下分析：山萧，一名山臊，《神异经》作。《永嘉郡记》作同魅，一名山骆，一名蛟，一名濯肉，一名热血，一名晖，一名飞龙。如青色。亦曰治鸟。巢大如五斗器，饰以土垩。赤白相间，状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烧人庐舍，俗言山魅。以上这段文字里明确提出了“山萧”就是“蛟”，就是“飞龙”。又所谓“晖”，音通于“浑”；又记作“玃”，实际就是《山海经?北山经》中所谓“山玃”：“有兽焉，其状如犬而人面，善投。见人则笑，其名如风，见则天下大风”。更值得注意的是，晖，其实也就是鲧：鲧，大鱼。又曰：鱼子也。（案：鱼子即鱼卵）（《尔雅》）案，鲧字又记作鲲，鳏。锟，鱼子，或作鳏。（《尔雅》）鲲胡昆切，大鱼，鳏。又读姑顾切。《说文》：鱼也。一曰丈夫六十无妻曰鳏。又古本切，鲧或作鳏。（《类篇》）案，鲧、鲲、鳏皆音同义通之字，可确认为是一组同源字族。它们之所以可训为“鱼子”（卵），显然是因为其音通于“浑”、“滚”，音中寓有环圆、浑圆、浑沌之义，但这几个字均为鱼名，并训作大鱼。凡鱼之大者皆可称鲲，故鳄鱼也可称鲲。何新先生分析说：“鲲据说能为大鸟，‘化而飞，其名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案，鹏、凤古同音同字，鹏就是凤鸟的异名。但鹏又通彭，是与龙亦为同名。由此看来，在古人眼中，龙凤不仅同源之物，并且可以互相转化。更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在商周铜器纹饰中，可以看到许多古代图纹，其形象往往龙—鸟（凤）难分”。同时，《鳄鱼也有朋友》一书中讲述了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中记述了鳄与鸟类有一种奇特的关系。他写道：“所有的鸟兽都避开凶残的鳄鱼。但是有一种小鸟却能和鳄鱼友好相处。鳄鱼从不伤害这种小鸟，这是因为鳄鱼需要这种小鸟的帮助。鳄鱼离水上岸后，张开大嘴,让这种小鸟飞到它的嘴里去吃水蛭等小生物,这一定使得鳄鱼感到很舒服,这种灰色的鸟叫燕千鸟，也叫鳄鱼鸟或剔牙鸟”。鸟类与鳄类这种奇特的伴侣关系，在生物学上叫作异类间的“共生关系”。这种奇妙的鸟鳄共生关系，笔者以为正是解释中国古代那些奇特的鸟蜃（龙）转化神话的又一证据。在某种意义上，鸟—鳄这种共生和伴侣的关系，岂非正是“龙—凤”配合的传说来源吗？再回过头来，审视一下我们先前所介绍牟四乳四虺镜，是否会感觉到此类镜中的龙—鸟共生于镜的图案似乎就是后代表现“龙凤呈祥”观念的雏形呢？但为什么我们在开头提出将此类镜划为龙纹镜范畴确有牵强附会的意思呢？首先，我们先前提到蜃或枭（即龙）出生前必要“蛇与雉交”。我们再来看以下二则文献：正月蛇与雉交，生卵，遇雷即入土，［体］数丈为蛇形。经二三百年，乃能升腾。卵不入土，但为雉尔。蛇，雉遗卵于地，千年而为蛟。其出壳之日，害于一方。洪水飘荡，吴人谓之发洪。这就说明古人同时也认为蛇与鸟也存在伴侣关系。虽然蛇—鸟伴侣关系未能够得到生物学上的论断，但这却是古人的一种意识，他们将这种蛇雉交媾的意识形态反映到铜镜这一器物层面上也是绝有可能的。其次，我们再来细看此类镜上的虺纹：四虺成钩形躯体，两端同形，绝不同于我们所说的呈C，S型线条的蟠虺纹中的虺纹，而更趋向于蛇蜿蜒的躯体。这也许正是现今有些人将蟠虺纹解释为盘曲的小蛇的另一谬证吧。 （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