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钟麟先生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爱国的将领。早年投笔从戎，辛亥年间追随冯玉祥将军，参加滦州起义，后来冯玉祥将军发动和领导的反袁称帝、反对张勋复辟、北京政变、五原誓师、北伐战争等革命的和正义的举动，均得到鹿钟麟先生的襄赞和臂助。鹿钟麟先生为中国人民的民主和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解放后，鹿钟麟先生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晚年从事文史资料工作，曾撰述回忆资料十多万字，刊之于全国和各地文史资料选辑之中。
我从北伐战争直到鹿先生当国民政府兵役部长时，一直追随他的左右。现将我的所见所闻，并根据鹿先生的回忆资料，编述成文，以使读者对鹿钟麟先生的一生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唯事隔年久，疏漏之处，敬希知者批评指正。
本稿曾请原鹿钟麟将军的参谋长张知行先生审阅，特此致谢!
鹿钟麟，字瑞伯，河北省定州市北鹿庄人。生于1884年3月l2日(阴历二月十五日)。
鹿钟麟九岁时过继给四门次子为嗣。继父早故，继母教子谨严。及长，配婚徐氏，生一女二男，女名乃宣，现住北京；长子乃鸣，字视民，在上海延安中学任教员，已退休，现住上海；次子乃昭，未婚，因病早逝于南京。原配徐氏于1948年4月病故，与次子乃昭同葬南京。鹿于1948年冬续弦王士苹，王现住天津。
鹿氏先祖务农为业，是该庄大族，早年设有文、武私塾，聘有教师，设有弓、箭、大刀、马匹、石制等。鹿钟麟自幼喜好骑马、射箭，住在校内与老师同练，白日习文，夜间习武，好学上进，风雨无阻，给后来戎马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苦读10年，以后在继母娘家罗庄铺村当私塾教员。
不久，因清政府丧权辱国，愤而弃教，立志投军。当时。其伯父鹿全珍在新军第六镇任军官，驻防北京南苑，1906年春，离家前往投效，充当学兵。入伍不久，清政府调邮传部尚书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令新军第三镇统制卢永样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一混成协(协统王化东)随同开赴东北驻防。按第一混成协系由第五镇及第六镇各拨出一标所组成。鹿钟麟从第六镇编入第一混成协，进入由协统王化东亲自领导的学兵营，驻防新民府。
鹿钟麟在学兵营学习了王化东的著作《步兵战斗心镌》，接受系统的军事训练。通过勤学苦练，学习成绩优良，他所在的班，被称为“龙虎班”，鹿是这一班的优秀学员，这和他幼年习武是有关系的。
参加滦州起义
冯玉祥于1909年调到第一混成协当营副。他对培训骨干，颇为重视，尤其是对“龙虎班”的优秀学员鹿钟麟印象较深，这就是冯、鹿相识的开始。
鹿钟麟于1910年从第一混成协调到第39混成协当副官。冯玉祥1910年从第一混成协调到新建的20镇当营长。由于鹿钟麟工作勤恳，颇受直属长官车震的器重。鹿直到晚年，仍念念不忘车震的知遇之恩。当第一混成协驻防新民之初，曾有革命党人孙谏声、戴锡九等人，从日本留学归来，打入该部充任下级军官，秘密进行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活动。这时，冯玉样，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王石清、岳瑞洲6人，发起组织武学研究会，公举冯玉祥任会长。该会以读书为名，团结同志，积蓄革命力量，图谋举事。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石敬亭、韩复榘、张树声、邓长耀等，都是这个组织的骨干分子。由于参加这个组织的官兵愈来愈多，风声也越来越大，引起了外界的猜疑。为转移视听，他们又另设山东同乡会，以掩护武学会的活动。该会除吸收山东籍官兵外，非山东籍官兵亦可入会，为名誉会员。当年武学会曾派鹿钟麟、张树声、戴锡九等潜赴奉天、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借联络山东同乡为名，进行革命活动，并在唐山设立山东同乡会，暗中设置革命机构。在滦州起义前后，唐山同乡会，曾起了不小的作用。
l911年2月，第20镇统制陈宦离职，由张绍曾接替。张绍曾在日本留学时，受革命党人影响，有一定的革命思想和主张。当时革命风起云涌，清政府为向革命势力示威，决定调动大军于秋季举行“永平秋操”。参加秋操的军队，分为东西两军：西军为禁卫军，以满人为主，10月上旬集中到开平待命；新军于10月上旬集中到滦州待命。秋操的消息传出以后，革命党人便利用这机会，策动新军起义。当此之际，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惊惶之余，下谕停止永平秋操，抽调部队南下镇压革命。第20镇统制张绍曾拒绝受命，在滦州按兵不动，准备实行兵谏。王金铭、施从云代表全体官兵要求张绍曾立即率部起义。但张对清政府立宪存在幻想，踌躇不决，最后清政府授张以侍郎衔，调虎离山，由一贯反对革命的顽固派人物潘榘楹继任20镇统制，因此起义行动不得不重新布置。革命党人经过一系列艰苦发动工作，滦州新军终于在1912年1月2日宣布起义，正式成立北方革命政府，公推王金铭为大都督，冯玉祥为总参谋长，白毓崑为参谋部长兼外交部长，孙谏声为军务部长兼财政部长；施从云为滦军总司令，熊朝霖为参谋长，陈涛为前敌指挥使，石敬亭为中路司令，鹿钟麟为右路司令，韩复榘为左路司令，张之江为骑兵司令，凌钺为敢死队队长，刘汉柏为滦州城防卫戍司令。1月4日举行誓师，发布檄文，声讨满清政府，号召同胞群起*敌，光复大汉河山。
当时，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急派迎水镇总兵王怀庆率队驰往滦州，以威胁欺骗手段，瓦解革命官兵斗志，勾结革命内部，原第79标第3营管带张建功叛变。王金铭等率军西上，车抵雷庄遭到清军伏击，终以力量悬殊而失败。王金铭、施从云被王怀庆用诡计所俘，即在雷庄从容就义。白毓崑，熊朝霖、陈涛、戴锡九等，也分别在雷庄、开平、古冶等处壮烈牺牲。
滦州起义失败后，冯玉祥由海阳被押解送保定，路经北京时，得陆建章的营救获释。鹿钟麟因车震从中为力，仍留在20镇39标任副官。民国成立后，20镇改为20师，鹿改任第39旅第2团营副。滦州起义虽告失败，但对促进辛亥革命的成功，起了一定的作用。1924年北京政变后，参加滦州起义的官兵，为悼念革命先烈，由冯玉祥发起，鹿钟麟主办，在北京中山公园正门迎面处，为王金铭、施从云立了铜像。基石上刻有滦州起义的始末，诸先烈殉难的经过。1926年4月国民军退出北京，奉直军阀联合反对国民军唆使警察拆去铜像，派去的警察为正义所感，暗将铜像埋于地下。1928年北伐军打败奉系军阀，攻克北京后，冯玉祥又命将铜像取出，重立起来，直到“七·七”事变后，才被日寇所毁。至今那块基石还依然存在。
参加护国战役
1915年2月20日，袁世凯为巩固在四川的统治，任命其亲信陈宦督理军务，并调李炳之的第1混成旅，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和由20师抽出的第39旅扩编而成的第4混成旅，随同入川。当时鹿钟鳞任第4混成旅2团2营营副，在四川泸州叙府驻防。是年，袁世凯准备称帝，暗示北洋系老将王士珍领衔，通电拥护帝制。凡北洋系旅长以上的军官都要署名拥护。冯玉祥想到滦州起义的先烈血仇未报，坚不签名。1915年12月25日云南督军蔡锷将军通电全国，反对帝制，宣布独立。西南各省纷纷响应，讨袁护国军迅速组成，进军四川，攻打叙府。袁世凯得报，急调曹锟任总司令，坐镇重庆，指挥第3师和第7师会同先期入川的第16混成旅、第4混成旅，在泸州叙府摆开战场。第16混成旅和第4混成旅共同担任守卫叙府的战斗任务，使冯玉祥和鹿钟麟得有机会在滦州起义失败，各自东西达5年之后，又重新相会。参加叙府战斗的第4混成旅，平日军纪不严、军心涣散，被护国军一击而溃。残兵败将拨归冯玉祥指挥。冯将其扩编成一个团，团长张之江，鹿钟麟任营长。冯、鹿重聚，又和滦州起义的老战友张之江、李鸣钟、韩复榘等同欢共事，反对帝制情绪倍增。叙府一战，吓坏了陈宦，急忙派员打探护国军和冯玉祥旅的动态。这时，冯玉祥问计于鹿钟麟。鹿向冯讲了三国“联吴拒曹”的故事，主张东联蔡锷、西逼陈宦，才可获得讨袁的胜利。冯玉祥称赞说：“瑞伯真乃足智多谋!”于是派蒋鸿遇、张之江暗中与护国军取得联系，并派鹿钟麟通过陈宦的参议刘一清(滦州起义的老战友)向陈宦讲述利害，指明出路。冯玉祥也调动军队，施加压力，配合行动。经几度磋商，陈宦迫于当时的形势，终于1916年5月20日通电，宣布四川独立。袁世凯接到四川独立的电文，大为恼火，深感众叛亲离，一气之下，忧病交加，于1916年6月6日，在人民的唾骂声中病死，仅做了83天皇帝美梦。
粉碎张勋复辟之役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对冯玉祥在四川迫陈宦独立，深为不满。于6月6日电令冯玉祥率部北上，驻廊房，并将冯玉祥改编的护国军第五师撤消，仍称为第16混成旅。1917年4月，又将第16混成旅的一部分调赴甘肃驻防。冯玉祥识破了段的分化瓦解的阴谋，遂以统一训练，统一指挥为理由，请示全旅同往。段祺瑞不准，冯玉祥便托病赴京西天台山休养。段藉抗命为由，免去冯的旅长职务。遗缺由被段收买的一团团长杨桂堂充任。在此时期，鹿钟麟先后担任参谋、军法官、炮兵营长等职务。
黎元洪和段祺瑞由于派系斗争，和在对德宣战问题上态度不一，酿成近代历史上有名的“府院之争”。1917年6月7日，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张勋，以调停为名，率5000辫子兵，由徐州入京。先逼黎元洪解散国会，继而迫使黎元洪出走。7月1日，张勋捧出溥仪，宣告复辟。段祺瑞从天津通电，讨伐张勋，令第8师在马厂誓师起兵。第16混成旅的官兵素有反对帝制的革命传统。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等将领，经过商议立即要求杨桂堂出兵讨伐。杨不但不允，反而入京晋谒张勋，表示拥护复辟。鹿钟麟等见时机已到，公推薛笃弼前往天台山，请冯玉祥回旅主持大计。冯玉祥回到廊房，立即召集全体官兵召开誓师大会，一致决议：誓死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坚决反对满清复辟，立即通电讨伐张勋。会后派鹿钟麟、张之江率兵拆毁铁路，断敌后援，然后即率兵北上，向北京挺进。一到丰台先将复辟派张振芳、雷振春等部击溃。随即进入广安门，直冲敌军阵地天坛。7月12日攻下天坛，俘获“辫子军”官兵、枪械不计其数。张勋见大势已去，逃匿于东交民巷荷兰大使馆内。冯复任旅长驻廊房，鹿钟麟任炮兵营长。
以后冯任西北边防督办时，曾在张家口设立西北银行，在所发行的钞票中有精印廊坊断路断敌后援的图案，以教育官兵永志纪念。
护法战役，晋升团长
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理总统，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他们为大权独揽，一意孤行，藉口对德宣战，向日本借款扩编参战军，贯彻武力统一政策。1917年7月，孙中山由上海到广州发出护法号召，8月召开护法国会，成立了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大元帅，通电声讨北洋军阀。段祺瑞也调动大军，开赴湖南一带，阻止护法军北进，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1918年1月段祺瑞命冯玉祥南下，自南京驰援湘西。该旅乘船沿江上驶，经安庆抵九江、武汉地区，即通电响应护法号召，反对武力统一政策，提出和平解决争端，迅速恢复国会的主张。段闻电大怒，大骂冯玉祥吃里爬外。于19l8年3月25日免去冯玉祥旅长职务。第16混成旅的全体官兵一致表示：誓与冯玉样共生死，拒绝接受段祺瑞的命令。段本想派兵包剿冯旅，但怕发生意外，对己不利。于是改变主意，委托驻汉口宣抚史曹锟查办此事。曹派孙岳往返调停，仍令冯玉祥留任，调往湘西，进驻常德。并任命冯为湘西镇守使。不久冯得曹锟保荐，得解除革职留任处分。
鹿钟麟于1917年7月在护法战役中升任炮兵团长，并兼全旅教导队大队长。冯军自此按官兵级别分班分批轮流受训，培养骨干，这是冯旅形成军事集团的开始。
清末民初年间，正值废私垫兴洋学之际，鹿钟麟虽身在常德，但仍甚关心家乡教育事业，在1919年给北鹿庄村鹿树德邮寄1000银元，建立小学一所，免费收容全村学龄儿童入学，村民称便。
直皖、直奉战争
1920年7月6日，冯玉祥奉调离开常德北上，抵达汉口，停留在谌家矾待命。此时，直皖战争爆发，给养饷项均无着落。趁此待命时机，冯玉祥致书孙中山，表示虽扼于环境，未能追随，但精神结合，固已有日。孙中山得信后，即派徐谦和钮永建，持亲笔信前来慰勉。并携来大批书籍相赠，这些书交鹿钟麟妥善保管，因而鹿得以优先阅读，受益匪浅。后来常津津乐道读孙先生著作的收获。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最后以直胜皖败而告终。北洋政府即由靳云鹏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令第20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省督军，原陕督为皖系的陈树藩。陈抗命不交，阎以兵戎相见，但战而不胜。后冯玉祥旅长命入陕，助阎攻陈。冯旅兵分三路，先将陈军在西安周围的据点，各个击破，压迫陈部撤回城内。然后命炮兵团长鹿钟麟架炮描准城内重要据点。没等开炮，陈树藩一看大势已去，便弃城逃去。省长刘镇华出城迎接阎相文。阎相文接任后，以冯立下战功，电请曹馄将冯旅扩编为第11师，冯任师长。阎相文接任陕督后，因环境恶劣，任务艰巨；而又力不从心，不久便服毒自*。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也深感局面难撑，意图窥机摆脱。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鹿钟麟向冯建议：清除贪官污吏，安定民心，促民为农，休养生息。并命令部队清剿小股匪徒，以保护社会安定和人民生命的安全。这些意见为冯采用，对治理陕西，发展生产，筹粮补饷，起了积极作用。因此冯玉祥当着其他将领的面，称赞鹿钟麟：“智勇干练，堪任繁巨，作战有作战的办法，办事有办事的办法”。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任命冯玉祥为后方总司令，坐镇郑州。当时河南督军赵倜明向直系靠近，暗与奉军勾结。冯以全力击溃赵倜。战争结束后，曹锟任命冯为河南督军。鹿钟麟被任命为河南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鹿到职后，便大力扭转社会风气。提倡朴素生活，禁娼禁赌，破除迷信，驱逐僧尼，捣毁神像，将庙宇一律改为学校。河南信阳一带匪患严重，为害乡民，鹿又被任为河南剿匪司令，驰赴豫南进行清剿。冯玉祥所部自陕西到河南这一段时间里，因为有了地盘，既能招兵买马，积存粮饷，又得到中央陆军总长张绍曾的帮助，不断扩充军队，此时已拥有一个师(辖21，22两个旅)和第2、8、25三个混成旅，时鹿钟麟为第22旅旅长。
此次直奉战争，奉军败回关外，曹、吴获得全胜。虽然冯旅在这次战争中，立了大功，但吴佩孚对冯有所不满。冯在河南任督军时，吴佩孚派亲信宝得全为助理军务，实系监视冯的行动。冯识破吴的阴谋，即以宝得全领兵作乱为由，将其处决。这就加深了冯、吴之间矛盾。
当时总统黎元洪，为曹、吴所左右。吴为拔去眼中钉，要挟黎元洪，于10月23日免去了冯玉祥河南督军职，调任陆军检阅使。所部随同开往北京，大部驻防南苑，设陆军检阅使署于南苑，其余驻城内和通州。
冯军调京，没有地盘和税收，军饷和军械均发生困难，经与黎元洪多次商讨，才同意任冯部薛笃弼为崇文门税务监督，宋良仲为京绥路局局长，从这两个机关，每月提15万元补助冯军。
在北京南苑的一段生活
冯玉祥部调驻北京，得到了一个训练的好机会。鹿钟麟的家属住在南苑营门外官市街，租住民房。鹿每天晨起进营练兵，中午回来先写两篇大字，然后吃饭。稍事休息，即到营办公。出入只有随从二人，骑自行车往返，每天晚饭后按照自订课程表，读书、写字、绘画，经过勤学苦练，亦有可观。
冯玉祥在十多年的戎马生活中，深感自己学识之不足。鹿钟麟介绍清末翰林王瑚，字铁珊，博学多才，为人正直。冯玉祥也是久闻王瑚老先生的盛名。于是在1923年春派鹿钟麟回原籍定州市南支合村请王瑚老先生，赴军营为之教诲。南支合村与鹿的住处仅一唐河相隔，王瑚也钦羡冯玉祥的为人，知道他的部队是纪律严明，为民为国，再加上鹿钟麟的引荐，所以慨然应允。但以穿便衣、不穿军衣，不要高薪，出入营门给予方便为约。王瑚到了南苑。冯玉祥以师礼待之，形影不离，时时请教，谈古论今，吸取教益。还定期组织全军军官请王老讲学，从此冯玉祥和全军骨干，学识大有所进。王瑚也随营东征西战，自始至终。
鹿钟麟这次回原籍，看望了族人乡里，沿着幼年读书的校院，走向练武的树林。这片树林原是鹿钟麟栽植的，已高达数丈，非常茂盛。鹿给子侄们讲了栽树的故事，号召大家栽树。继而又视察了他寄钱捐助而建起的小学校。十间并排的教室和老师宿舍，窗明屋亮，整整齐齐，五十多名儿童坐在教室里，安静读书。鹿看了心中非常高兴。乡亲们对他捐款建学，交口称赞。鹿钟麟对家乡建设，非常关心。1935年家乡建造东关石桥时，他捐资5000元。
北京政变推翻曹吴
1923年6月，曹锟和吴佩孚合谋，把总统黎元洪驱逐下台。10月5日导演了一出每一议员5000元一票的贿选丑剧，直系曹锟当选为总统。由于吴佩孚飞扬拔扈，野心勃勃，骄横异常，引起了各方反对。孙中山先生通电声讨曹锟，反对贿选政府。并且与张作霖、卢永祥取得联系，共同讨直。在沈阳召开的三公子会议(孙科、张学良、卢小嘉)，形成了反直战线的三角联盟。
冯玉祥将军是一个爱国军人，他希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情形，常常流露出不满情绪。同时他的领袖欲也相当强。以致遭到北洋军阀上层人物的歧视和猜忌。他对上级也时常违旨抗命，更为当权人物所嫉恨。在皖系当权时，他曾受到徐树铮等人的排挤；在直系当权时，又遭到吴佩孚的压制。但冯对吴并不肯俯首听命。例如吴在洛阳庆祝五旬生日的时候，各方称觞祝寿，馈赠惟恐不丰。而冯独以清水一坛为礼，喻为君子之交。吴亦莫可如何。还如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以援助直系击败奉军而得河南督军，在发表冯为河南督军的同时，并发表宝得全为河南军务帮办。宝得全在冯与赵倜作战时，曾通电对冯大加攻击，并在郑州袭击冯军后路。吴既知宝与冯嫌隙甚深，其所以荐宝为河南军务帮办，用意掣冯之肘。不意宝甫至开封即被枪决。迨吴来电询问，冯则答复并未与宝见面。又如当冯尚未到职时，吴将与其有关系的人开列名单，向冯推荐担任督署各重要职务，仅留秘书长一职由冯任用。冯对他的左右说，这样办还要我这督军干什么?将吴所荐的人选悉予拒绝。再如：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因京汉路军事吃紧，冯派李鸣钟旅北上应援。战事结束后，吴即拟将李旅扩编成师，留驻保定，企图使其脱离冯的节制。卒以冯坚决反对而未果。以上种种，当然引起吴的极大不满。特别是冯在河南将他的第11师大加扩充，积极训练，更为吴所不能容忍。因此冯督豫不到半年，北京政府在吴佩孚的提议下，即将冯调任为徒拥虚名的陆军检阅使，移驻于北京南苑。当时吴拟将冯的第11师5个补充团留在河南，幸得陆军总长张绍曾的支持，方得全部北上。
在冯北调的时候，吴本许冯每月由河南协饷20万元，但事后未履行诺言，以致冯部的饷项曾积欠11个月之久。因此冯曾经有所感触地说：吴佩孚此次将我调职，要置我于绝境，使我们即不饿死，亦必瓦解。
当他在埋头练兵的时候，也同时注意了与各方面的联系。原来冯在滦州起义的时候，已开始和南方的革命志士取得联系，以后又结识了许多国民党人士，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向往之情，日益加深。
冯与孙岳的关系，从滦州起义前订交开始，在长时期中往来无间。孙岳早年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第三镇中校参谋。及曹馄为直隶督军时，委以军官教育团团长，以后又任第15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冯和孙不但遭遇相同，而且志同道合。
1924年9月的一天，孙岳前往南苑，为冯氏新建的昭忠祠的落成致祭。两人在一座草亭内，推心置腹密谈甚久，对反对曹吴及应取的措施、行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就是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草亭会议”。此外，胡景翼也和冯关系密切，观点相同。胡青年时期就参加了同盟会，与孙中山先生早有直接关系。冯任陕西督军时，经胡所请，冯将其所带之靖国军改编为陕西第一师。其后，吴佩孚常在饷项给养问题上多方与胡为难。胡在困苦的环境中，适孙岳来与密谈在京和冯会商经过，胡闻之大喜，立即派岳维峻去北京见冯，表示绝对服从冯的命令。对冯的三项意见表示完全接受。数日后，胡景翼借口到北京就医，亲来与冯密谈，表示了与冯合作的决心。至此冯、胡、孙的三角同盟遂告形成。
冯等的秘密联合十分严密，不但外间对此毫无所知，即冯的部下开始亦无所闻。当时冯已感到自己缺乏政治上的人才，一旦推倒曹、吴，势必需有一班懂得政治的人收拾大局。因此他除了希望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外，也留意物色在政治上有资望有办法而能与自己合作的人物。这时北京政府教育总长黄郛与冯过从甚密，冯即告以“不久将有大事发生，届时将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一切，并请你大力赞助。”黄说：“只要你有办法，我一定跟着你干。”
1924年9月15日奉军分向朝阳、山海关进兵，曹锟急召吴佩孚到京主持对奉作战事宜。吴于17日抵京，18日北京政府发布对张作霖的讨伐令，同日，吴佩孚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吴自任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兼后方筹备总司令。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路之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路总司令，出喜峰口，趋平泉、朝阳；冯玉祥为第三路总司令，出古北口，趋赤峰。
冯玉祥在离京之前曾就北京城防问题向曹锟建议：“13师王怀庆开赴前方，北京城防空虚，最好把孙岳的15混成旅调来，控卫首都。曹锟见冯如此关心首都治安，就很高兴地同意了这一建议，立即调孙岳率部到京，任以北京警备副司令之职。
这时，奉军向朝阳进攻，与直军接触。朝阳守军事先毫无准备，仓卒应战，陷于不利境地。接着山海关方面的战事，日趋激烈。奉军不但在兵力上占优势，整个战局亦居于主动地位。冯担任第三路司令部，将队分为五个梯队，第一为张之江旅，次为宋哲元旅，次为刘郁芬旅，次为李鸣钟旅，最后为鹿钟麟旅，至24日开拔完竣。另以步兵一营留守旃檀寺，派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前由河南招慕之新兵万人，分编为3个补充旅，以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分任旅长，留在后方。
冯用兵向贵神速。可是这次他却采取了延宕的办法。他在9月18日被任为第三军总司令，一直拖到21日他的先头部队才出发。司令部24日由南苑出发，当日到怀柔，28日到密云，10月1日到达古北口。冯到古北口后，以筹措给养为名，便停留下来，他一方面督饬沿途各县加紧修路，预作班师回京的准备；一面令鹿钟麟每日朝着北京的方向练习行军或50里折回，或60里折回，有时徒手，有时全副武装，并且一边走一边在路旁演习。有时刚刚支起帐棚，准备露营，忽而收拾起来赶回驻地。这样不仅训练军队做好急行军的准备，而且使沿途居民对其行军动作习为常见，不至使尔后班师引起外间的注意。
胡景翼被任为援军第二路司令，即将军队集结在通州待命。吴佩孚令胡率部由喜峰口进驻热河，应援王怀庆。冯则派刘治洲、田雄飞与胡密商，决定暂缓开拔，以待战局的变化。
冯在古北口，一面从各地收集作战情况，一面进行秘密政治活动。他考虑到孙中山先生能否北来，何时起程，难以作定，而大局的变化就在目前，自己又向以军人不干预政治为标榜，恰好这时，段祺瑞的代表贾德耀找上门来，于是冯、段之间就很自然地取得了联系。
段祺瑞自直皖战争失败后，即寓居天津，他本是一个不甘蛰伏的政治野心家，每当时局动荡不定的时候，就会寻找机会，以图再起。段知冯与吴素有芥蒂，直奉战事爆发后，就派他的亲信贾德耀到古北口给冯送去一封亲笔信，大意是：不赞成内战，希望冯对贿选政府有以自处。这封信既有试探的性质，也有鼓动的意思。冯接信后，曾与贾进行数度密谈，最后冯向贾表示，俟计划实现后，将请段祺瑞、张绍曾等来维持大局，并请贾偕同田雄飞赴津见段，征求意见。惟张绍曾因与曹、吴关系至深，对此表示消极。
在与段祺瑞取得联系的同时，冯和张作霖也取得了谅解。张作霖的驻京办事处人员马炳南至古北口见冯时曾说：“只要推倒了曹、吴，奉方决不向关内进兵。”冯也坦白地对马表示：“推翻曹、吴，不成问题。将来事成之后，拟请孙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计，这一条是不是赞成?”马答以：“完全不成问题，一切听你的主张。”冯又重复地说：“一是请孙先生北来，二是你们的队伍不进关，只此两条，希望赶快回去转达此意。”冯并同意所部在热河方面的军事行动从缓，以便奉方抽出兵力加强山海关方面的主攻力量。
吴佩孚对冯的秘密活动，虽毫无所闻，但他对冯并不是没有戒心，加派副司令王承斌指挥二、三两路军，并督促冯部迅向赤峰方面前进。吴还密嘱胡景翼：冯如有异动，即就近解决。冯知道王承斌对吴佩孚素怀怨忌，当王到古北口与冯会面时，冯即将秘密计划完全告王，取得了王的同情，胡亦将吴之密嘱告冯。
在直奉两军激战于山海关，直军被迫放弃九门口，战局对直军日益不利之际，冯得到蒋鸿遇的报告：直军已放弃九门口，吴佩孚亲往前线督师。冯即认为吴在军事上已到崩溃的前夕，班师回京的时机已经成熟，遂派参谋长刘骥持亲笔信回京与胡景翼、孙岳两部联系。刘与胡部的岳维峻、邓宝珊及孙部的何遂会于通州，告以冯决定即日班师回京，请他们早作准备；冯并于10月19日召集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熊斌等举行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以前，冯从未宣布过他的秘密计划，但是他的幕僚从这次行军的种种布置中早已猜透了冯的心事。在会议开始时，冯对他的部下说：“你们大家跟我多年，历尽了艰难困苦，国家闹到这个样子，我真不知道把你们带到什么道路上去。”鹿钟麟起立说：“我们大家患难相从，甘苦与共，原不是为了你我个人私利。既然是为了救国救民，我们一定跟着你干，任何危难，在所不计。”参加会议的将领纷纷表示：鹿钟麟的发言代表了大家的心愿，请冯及早宣布命令。于是冯玉祥即宣布了班师回京，推翻曹、吴的打算和方法、步骤，大家也作了详细的讨论。接着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也由平泉赶到，参加了会议。计划既定，冯即宣布了命令：命鹿钟麟率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会同入城，命李鸣钟率一旅急趋长辛店，以截断京汉、京奉两路的连络线；命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立即回京，通知胡景翼将开赴喜峰口的部队迅速撤回通州，以防阻吴军回击；通知孙岳秘密监视曹锟的留守部队，以防发生意外；同时下令封锁京热大道，遇有从热河去北京的人，一律予以扣留，以免走漏班师回京的消息。
一切准备就绪，10月21日开始行动，各部皆以最快的速度向北京进发。先头部队的营幕和炊具，均留置沿途不动，以使后续部队到达时缩短吃饭和休息时间。数万之众，一路行军真如流水一般，不但行军迅速，而且对沿途居民也毫无惊扰。先头部队鹿钟麟部于22日到达北苑，各部行程昼夜达200里左右，创造了步兵行军的空前速度。冯本人亲率刘郁芬旅于21日返回密云，对进入北京将遇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严密的布署。22日抵高丽营，黄郛由北京赶来相会，共计政府过渡时期的办法，商定由黄负责组织摄政内阁，并对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的问题进行了筹划。谈至夜12时。黄郛赶回北京，进行组阁准备。
鹿钟麟到达北苑与蒋鸿遇会商后，先派一团兵力，以接运给养为名，押大车数百辆鱼贯入城，所有的武器皆掩蔽在大车之内。进入北京后，到旃檀寺集合，至夜12时分别占领了电报局、电话局和车站等交通通讯要地。鹿钟膦率部于夜12时行抵安定门，孙岳因于事前接到通知，即令守兵大开城门，迎接入城。鹿走在队伍的前面，每到一定的地点，鹿即派出一支队伍告以行动时间和任务。鹿由北向南一段一段地前进，队伍也一支一支地向四下里分散，一直走到天安门前，鹿即将司令部设于太庙(即今劳动人民文化宫)。这时全城的防务已经很快地布置妥当，将总统府的电话线全部割断，总统府卫队由孙岳派兵包围，接洽缴械，另由鹿钟麟派兵一营守卫总统府。从这天起曹锟即被监视在中南海延庆楼内。
这次政变因计划周密行动迅速，能于一夜之间，不放一枪，不耗一弹，完成了监视贿选总统和控制整个北京的任务。这样一件非常的举动，不但是居民就是曹和政府负责人也毫无知觉，直至第二天清晨，城内居民看到通衢要道遍布佩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臂章的士兵时，才知道发生了重大的事变。当时街谈巷议中常常听到这些话：“冯玉祥用兵神速，真称得起飞将军自天而下”。这就是人们称之为的“北京政变”，冯玉祥自称为“首都革命”。
北京政变之后，鹿钟麟奉冯玉祥之命，将为曹锟所宠信、而作恶多端的公府收支处长李彦青逮捕枪决于市。
冯玉祥于23日到达北苑，当即发出他领衔的主和通电和安民布告，24日，颜惠庆内阁发布停战和解除吴佩孚直鲁豫巡阅使及第3师师长职务等项命令。25日，冯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胡景翼、孙岳、王承斌、黄郛、王瑚、贾德耀及冯、胡、孙各部高级将领20余人。决议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在孙未北来前，先请段祺瑞出面维持。在孙、段未到前，由黄郛组织内阁，处理政府一切过渡事宜。一致议决将参加这次政变的各部队改组为国民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11月1日，颜惠庆内阁辞职，组成黄郛摄政内阁。第二天，曹锟被迫将总统印信交出。根据冯的提议，取消了步统领衙门，任命鹿钟麟为北京警卫总司令，驻王府井帅府园。
此时，吴佩孚尚图作最后挣扎，亲率第3师和26师各一部约万余人，自山海关乘车回扑北京。但在国民军的夹击下，兵无斗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全覆灭。豫鄂两省援吴的军队亦被阻不能北上。吴见大势已去，大哭登舰由天津出海南行。
驱逐溥仪出宫始末
冯玉祥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一贯反对清朝帝制。辛亥革命时，他参与发动滦州起义。1917年张勋搞复辟，冯玉祥率部由廊坊直捣北京。冯愤恨地说：“若不是溥仪还留在紫禁城里，哪能有今天这个乱子!”斩草必先除根，当时冯发表了通电，有四项内容，即：(一)取消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400万元优待金即行停付；(二)取消宣统名义，废溥仪为平民；(三)所有宫宝及京内外清室公地园府全收归公有，以便公用；(四)严惩叛逆诸犯，以遏奸邪复萌。可惜这个通电并设有得到北洋政府的反应。
北京政变之后，黄郛摄政内阁，接受了冯的建议，决定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当时冯对鹿钟麟说：“在中华民国的领土里，甚至在首都，居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也是中外政治阴谋家随时企图利用的孽根。现在稍明事理的人，无不以留辫子为可耻。留溥仪在故宫，就等于给中华民国还留着一条辫子，这是多么令人羞耻的事啊！”
冯并告诉鹿钟麟，他已建议黄郛内阁，委鹿担任逐溥仪出宫的重任。鹿钟麟也满有信心地向冯保证说：“驱逐溥仪出宫是咱们早有的心愿，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请司令放心。”
清帝退位时，在袁世凯的把持下，1912年1月19日议订了一个清室优待条件，共八款：
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优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400万两。俟铸新币后，改为400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嗣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笫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有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从这八个条款来看，就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后来袁世凯阴谋称帝，又订了七条巩固清室优待条件的善后办法。这完全是为他窃国称帝扫清障碍。这些条件也助长溥仪的复辟野心，张勋复辟就是明证。从溥仪寝宫养心殿搜出的文稿，也可以看出，溥仪时刻想着卷土重来，恢复祖业。
北京政变后，国民军将驻守景山的京师卫戌部队的1200余人缴了械，调驻北苑，听候改编。对此清室甚感不安，当即致函国民军总部询问。当时鹿钟麟任京畿警卫司令，几次派员向清室说明，这是为了统一军权，以便更好地维持治安。但清室不信，更加惶惶不安。11月4日，鹿钟麟接到报告，说清室已传话外界说什么“现在不利清室，要早作准备。”意思是勾结外国使馆，挑起事端，给国民军以压力。鹿钟麟即将这个情况面告冯玉祥，建议“及早采取断然行动”。冯表示同意后，鹿钟麟立即找黄郛内阁联系。黄郛紧急召集临时国务会议，决定派鹿钟麟主持这件事。名义上是修改清室优待条例，实际上是驱逐溥仪出宫。同时还派了当时的警察总督张璧协助，另聘社会名流李石曾等参加。
当摄政内阁把各项准备工作安排就绪后，黄郛召鹿钟麟面授机宜，并对鹿说：“这出戏全仗你唱了!”鹿满有信心地回答说：“我一定尽我所有力量唱好这出戏!”黄郛提到：故宫里有无数奇异珍宝，执行这项任务，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招人非议。但鹿向黄郛表示说：“故宫之宝，价值连城总还有价，可是我的人格却是无价之宝。”黄郛听后大笑说：“瑞伯，请勿多虑，你的为人，你的一切，我都了解，请放手去作，愿早传捷报。”鹿钟麟接受任务以后，考虑到：这是一件多年来想办而没实现的大事。要想完成得好，必须开动脑筋，多采用灵活的方式方法，决不能草率从事。当时北京的东交民巷，是国民政府所不能管辖的特殊地区，假如在宫内发生冲突，清室人员和外交使团勾结，藉机干涉，就会增加很多麻烦。故此，鹿钟麟对当时各方面情况，认真分析，并考虑出相应对策。特别加强了通往东交民巷的警戒。当晚，鹿钟麟会同张璧和李石曾，商议执行任务的方法步骤。张璧说：这个任务非比一般，极需多带军警，以防不测。鹿向张伸出两个手指，张璧问：“两万吗?”鹿摇摇头说：“用不了。”张问：两千还是两百?鹿还是摇头说：“用不了那么多，有军、警各20人就行了。”张说：“警察方面由我布置。”鹿又嘱咐张说：“20人要精壮的，还要布置好策应的人。”李石曾说：“事关重大，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立即行动，迟则生变。”鹿、张同时表示：这完全正确，不过还应注意要威而不猛。鹿钟麟提出：此事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迫使溥仪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即刻迁出故宫。第二步进行清室善后事项。第一步骤由鹿负责，第二步骤由李石曾先生主持。当夜组织好一批接收人员，准备随时调用，以免临时措手不及。最后他们三人决定：5日上午在警卫司令部集合。纵有任何困难和阻力，不得丝毫让步。只要溥仪出宫，其它次要问题，可酌情予以宽容。另外，决定溥仪迁出之后，接受人员随即进宫，开始工作。
李、张走后，鹿又召韩复榘当面商定，布置一部分警卫部队，潜伏在神武门附近。再布置一部分，增强景山附近的警卫工作。同时，命令原在天安门一带及故宫附近的警卫部队，届时加强警戒，准备随时策应。此外，派两个连准备接替守卫故宫。另派两连守住溥仪住所。所有上述任务限当晚拂晓前，布置完毕。一定做到力求迅速机密。
1924年11月5日上午9时，鹿钟麟携带黄郛总理的指令，会同张璧、李石曾，由司令部乘车出发，后随两辆卡车，分载军、警各廿人，荷枪实弹，直趋神武门。当时守卫故宫的清室警察见国民军突然降临，惊惶失措。鹿钟麟当即命令预伏在神武门附近的警卫队，将守卫故宫的警察缴了械。继而又将神武门左右的四个队的警察缴械，调往北苑，听候整编。国民军已完全控制了神武门。这时鹿、张、李三人率40名军警进入故宫。沿路见人，即喝令站住，原地不动。集中一处，派人看守。直入隆宗门原军机处的旧址。
在军机处召来了清室护军统领毓逖，令其派人传知宫内，全体文武人员，一律不准行动，违者严办。然后召来内务府总管人员。内务府大臣绍英和荣源到来后，鹿钟麟出示黄郛摄政指令，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限溥仪两小时内接受，废去帝号。迁出故宫。绍英听后，神色仓皇，异常恐惧。但他忽然转身对李石曾说；“你不是故相李鸿藻的公子吗?何忍如此!”李石曾毫无表情的置之一笑。绍英又面向鹿钟麟说：“你不是鹿传霖故相的本家吗?何必相逼太急。”鹿钟麟当即回答说：“我们今天是奉命而来，要让溥仪迁出故宫。这不是我们的私意，而是全国老百姓的要求。老百姓们说得好，中华民国成立13年了，在北京故宫里还有个小朝廷，称孤道寡，封官赐谥，真是贻笑天下。我们既是国民军，就该替国民办事。我们不来，老百姓也得来，不过我们来，还可保护溥仪安全出宫；若是老百姓来了，恐怕溥仪就不会这样从容了。所以我们这次来，不仅是给国民办事，而且也是为清室为溥仪打算。”绍英说；“大清皇帝入关以来，宽仁为政，民心未失。民国同意的优待条件还在，为什么这样对待?”鹿钟麟即予驳斥说：“按你的立场，当然要替清室说话。但你必须冷静地想一想，从清兵入关以来，到处*戳，残害百姓，历史上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海深仇，到今天老百姓还记忆犹新。你说的宽、仁在哪里?再说张勋拥戴逊帝复辟，时虽短暂，但清室叛乱祸国，违背优待条件，以怨报德的罪恶行为，老百姓们能不愤然要求惩办你们吗?郑重地告诉你绍英，宫外巳布满军警，两小时不作具体答复，军队就要向故宫开炮。你要三思，急促溥仪遵令出宫。否则你们的安全，难以保证。”绍英听后，沉默半刻说：“我和溥仪是君臣关系，说话不能随便，不敢过于急促。”鹿钟麟急忙打断他的话，以命令的口吻说：“到这时候，你们还讲什么君臣关系。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快去传达！”绍英一看鹿的态度强硬，便急忙入告溥仪。少顷，绍英出来说：“按照清室优待条件第三款，清室本应移居颐和园，只因当时民国政府不令迁出，拖延至今，清室对迁居一节，本无不可，惟以时间仓促，实属来不及搬迁。另外宫内多物，均属爱新觉罗氏私产。应让我们自行处理。”鹿钟麟当即给予严厉驳斥说：“今天要谈的是出宫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都谈不到。我再郑重地告诉你，遵令出宫，我们有妥善的对待办法；如果违令，我们也有既定的对策。任何企图拖延的打算，都是徒劳无益。至于宫内各物，你们仍想据为爱新觉罗私产，这是全国老百姓坚决不能答应的。试问，宫内各物，那一件不是从老百姓手里搜刮抢掠来的，今天国民要收归国有，这是理所当然。不过只要溥仪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迁出故宫，我们给予适当财产照顾，老百姓也是会同意的。你应该促使溥仪早作抉择，否则，悔之不及。”绍英碰了壁，还不死心，仍想作最后挣扎。借口瑾妃逝世不久，瑜瑨二妃不愿出宫，要求宽延溥仪出宫时间。鹿钟麟对此要求严词拒绝。由于绍英一再拖延，时间已满两小时，鹿钟麟掏出怀表看了看，把面孔一沉，对左右人说，两小时已到，作好准备。接着把藏在怀里的两枚空心炸弹用力往桌上一撂，绍英吓得浑身颤抖，荣源竟跑出去找藏身之处。绍英见到这种情形，慌忙恳求说，“请再宽容一下，以便入告，急速作出决定。”鹿钟麟心里暗笑，这些贵人都是怕死鬼，不来硬的不行，于是说；“再宽限20分钟。”并令左右军警迅速通知外面部队，暂勿开枪，再等20分钟。就这样，溥仪接受了清室优待条件，答应迁出故宫，交出玉玺，废去帝号。然后，绍英交给鹿钟麟一份以清室内务府名义致摄政内阁的复文：一切奉谕照办。
溥仪决定迁出故宫的同时，传知宫内太监、宫女等各自尽快收拾自己的物品，发资遣散。当时宫内计有太监480多人，宫女100多人，绍英命尚未资遣的太监、宫女，仍旧执行职务。鹿命随从立即撤掉了宫内照挂的“宣统十六年十月初八牌示”。几千年来的帝王制度，从此彻底消灭了。
溥仪决定迁居什刹海甘石桥醇王府溥仪之父载沣家中。绍英立即派内务府总管赶往准备。鹿钟麟命预先准备好的两连警卫部队，立即开赴醇王府执行警卫任务。1924年11月5日下午4时10分，溥仪及其后妃、亲属等离开了故宫，登上了备好的5辆汽车。鹿钟麟登上第一辆，前面开路。溥仪、绍英第二辆，后妃亲属分乘第三四辆，张璧和李石曾乘最后一辆。由故宫直驰醇王府。溥仪在醇王府前下车时，鹿向溥仪说；“今后你称皇帝呢?还是称平民呢?”溥仪赶忙回答说：“我既已接受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当然得废去帝号，愿作一个中华民国的平民。”鹿称赞说：“好，好，你既愿当平民，我身为军人，自有保护责任。一定通知所属部队，对你加以保护。”张璧在一旁凑趣地说：“你既是中华民国的平民，当然还有当选为大总统的资格，到那时，我们还得属你管。”
鹿钟麟和张、李回到故宫，张、李进行故宫的接收工作。鹿钟麟带着溥仪交出的两颗印玺，先到旃檀寺国民军总部，向冯玉祥报告执行任务的经过。冯听后，满意地挑起大拇指说：“办得好!作了一件为国为民的大好事。多年宿愿算偿还了。你的功劳可比日月，实在不能埋没。”鹿回答说：“这次驱逐溥仪出宫，没出什么差错，全仗先生的德威和决策的英明。”冯一再谦虚地说：“瑞伯，快带上印玺向国务院黄总理报告去吧。”鹿钟麟急忙赶往国务院面见黄郛说：“溥仪接受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于下午4时迁往醇王府。张、李二人已着手接收工作。”并详细报告了任务执行的经过。黄郛频频点头表示嘉许，连连说：“好，好！这出戏唱得好!瑞伯可称得起文武全才，值得叫好。哈哈……”接着鹿把溥仪交出的两颗印玺交给黄郛，一颗是皇帝之宝，一颗是宣统之宝，黄郛接过去看了一下，即交给了秘书长袁良保管。当时黄郛决定发出通电，通告全国，说明溥仪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及离开故宫的经过情形和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条文。其电文曰：“民国建国十有三年，于原订优待条件第三条，迄未履行。致民国首都之正中，存有皇帝的遗制，实与国体民情，多所抵触，爰于11月5日，与清室溥仪商议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其文曰：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犯民国之各种制度，故即于今日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第一条，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辅助清室家用50万元，并特支出200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可自由选择住处，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派卫兵妥为保护。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用，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
商订完毕，溥仪已于本日移出宫禁。政府已令行政地方长官，妥为保护。特此电达。”
溥仪离宫后，鹿即令预先准备好的另两连警卫部队，开进故宫，接替守卫。李石曾事先准备好的接收人员，也同时进入故宫，开始执行接收工作。凡是搬迁的宫殿，立即接收。为慎重起见，每接收一座宫殿，就指定三位接收人员予以主持。一切决定，须经三人同意。接收后，加封上锁，封条上必有三人的签名盖章。溥仪被驱逐出宫的消息传出后，正义人士一致认为清除帝制祸根，是国民革命的根本大事，纷纷称赞国民军的这一行动。11月6日北京全城悬挂国旗，以志庆祝。
溥仪出宫刚两天，鹿钟麟即得到溥仪要出走的讯息。于是11月8日鹿和张璧同到醇王府，面见溥仪查询。接待的是溥仪之父载沣。鹿向载沣表示要面见溥仪商议三件事。第一、关于这里的守卫工作，需察看一下，看看门警有无不到之处。第二、故宫的雇佣人员，目前尚有千人，打算逐步收缩，先遣散一部。第三、国务院决定，另组清室善后委员会，办理一切清室的善后事宜。因此，特来征求溥仪先生的意见，以便转达参酌。另外清室所藏印玺共计25颗。除已交出两颗外，还有23颗，仍须交出。载沣回答说：“司令来意我很明白。关于门禁，望放宽些，免得出入不便。至于遣散雇用人员和有关清室善后事宜，已无须征询溥仪意见，一切听从善后委员会处理，怎么办都好，决无异言。至于清室历代印玺，都存交泰殿，请悉数查收就是了。”鹿、张二人听后说：“还是请溥仪先生出来谈谈吧。”载沣转身入内，未几即陪同溥仪出见。鹿向溥仪说明来意后，问道：“你对修正清室优待条款还有什么意见?”溥仪说：“民国政府对清室仍然如此优待，我实在是没有任何意见?”鹿又问：“你对废除皇帝尊号有何感想?”溥仪答：“我不但完全接受，而且感到很轻松。因为我对宫庭生活，早巳厌腻。今天能作为中华民国一个平民，实在是一件幸事。”鹿接着问：“将来如何打算?”溥仪答；“关于我个人的将来。还没有具体打算，只希望在北京能有个住处，多读些书，如有可能，也有出国深造的愿望。”鹿说；“很好。住的问题，我代为转请政府妥为解决。方才提出的三件事，你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溥仪答：“门禁请给予方便。遣散雇用人员，听候政府处理。至于清室善后，政府自有妥善办法，我没什么具体意见。此外，寿皇殿是清室历代皇帝遗像及祭器的所在，请勿令军队入内为好。”鹿答应了他的要求，并且说：“好，就这样吧。你这次毅然迁出故宫，全国各界人士都很称赞。但是，现在还有两个太后未出宫，未免美中不足。”溥仪说：“在司令未来之前，我已请她们早做出宫准备，不应再拖延。现在听说，一位已答应出宫，一位还有些固执，尚须继续催促。”鹿说：“既然如此，我们双方设法，把这个问题尽快解决。”至此张璧插言，要溥仪交出清室的所有财产。溥仪对此似乎不太清楚，看了看载泮，载沣忙从旁解释说：“财产都是内务府掌管，溥仪是不清楚的。”鹿向溥仪说：“这些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吧。你还有什么要谈的吗?”这时载沣对鹿说：“溥仪出宫已4天，既无更换的衣服，又缺乏日用的器物，可否派人从宫内取出?其次是门禁可否准我们本族人和师傅陈宝琛、朱益藩、庄士敦等自由出入?两太妃出宫的期限，可否给予宽延?”鹿说：“容我回去研究后，再一并答复。”
鹿钟麟和张璧出了醇王府，转回故宫，和李石曾商定后，第二天做好了五件事：第一、查收了绍英交出的印玺23颗。第二、被遣散的500多人，携带自有的衣物钱财，在下午3时检查放行。第三、通知醇王府，溥仪及其夫人的日用衣物，准许派人去取。第四、准许醇王府的人，自由出入。前来会见溥仪的人，只要溥仪同意即准出入。外国人例外。第五、瑜、瑨两太妃出宫的时限，不能过于宽延，责成绍英入内催促。1924年11月11日，绍英提出：“宫内所存的银两，估计可折合银元十几万元。近年来，因市面上已改用银元，不再使用银两，故藏之至今。现溥仪已出宫，请准如数发还。”鹿和黄郛临时商议，决定准予发还。经查里库存银6333斤，外库有银864斤，两库共计7197斤。上述银两多数为元宝及大小银锭，少数为金银钱。其中的元宝竟有重达十余斤的，分别刻有福、禄、寿、喜、财等字样。因为这些元宝具有历史价值，经清室善后委员会准许，留出各一枚作为将来陈列展览之用。其余都由警卫部队，当众代为包装，并在包上标明数量，由鹿钟麟、绍英、罗振玉当面交接，运往东交民巷储存。事毕，绍英特送银1000元，作为酬劳士兵之用，被鹿钟麟婉言谢绝。
宫内的瑜妃(敬懿太妃)、瑨妃(荣惠太妃)都是同治的遗妃。瑾妃(瑞康太妃)是光绪的遗妃，阴历九月二十三日逝世，按清例须在宫内停灵31天，清室正准备为她大办丧事。当瑜、瑨两妃闻知溥仪即将出宫，惊恐万分。曾以投井上吊要挟，拒绝出宫。鹿钟麟根据情况，以命令的口吻向绍英说：“什么太妃不太妃，不过也是个老太婆，投井、上吊、绝食都不能解决问题，还是早日出宫为上策。至于瑾妃的灵柩，必须赶快运走。决不许可在宫里大办丧事。”绍英还想找理由推拖出宫时间，鹿钟麟严肃地对他说：“我们已有决定，11月23日前，两太妃必须迁出故宫，瑾妃的灵柩，必须运走!”绍英见鹿的态度强硬，知不可再为拖延，便答应遵令执行。
11月19日清室为瑾妃出殡，原拟将瑾妃灵柩运去西陵安葬，临时改暂厝于广济寺。所用仪仗，一律按民国制度。至此，故宫的清室人员，已全部迁出。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查点工作，从1924年12月23日开始，至1925年9月底全部完成。故宫博物院随即宣告成立。10月10日举行开幕典礼，大会盛极一时，发言人非常踊跃。李石曾、黄郛、王正廷、于右任等相继发了言。鹿钟麟在发言中除对故宫博物院成立致以祝贺外，还简单叙述驱逐溥仪出宫的经过。最后说；“在坐诸位，都听过‘逼宫’这出戏，有人指责我去年所作所为，也是‘逼宫’。但是，我国历史上的‘逼宫’，都是为个人谋取帝位，改朝换代，或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我所作的‘逼宫’，是为中华民国而逼宫，是为神州四亿国民而逼宫。逼宫之名虽同，而逼宫之实则异。”开幕典礼后，故宫博物院正式开放。从此，故宫里积累、保存下来的文物、珍宝等，便公开地展览于国人面前。
天津会议 段祺瑞上台
冯玉祥在北京政变之后，首先接到孙中山的贺电：“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国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冯接电后，即发出了速驾的复电：“辛亥革命，未竟全功，以致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同友军战定首都，此役既平，一切建国方略，尚赖指挥，望速命驾北来，俾亲教诲。”这时段祺瑞为捷足先登，连电冯玉祥，张作霖，促请赴津会商收拾大局办法。冯不得已乃偕同刘骥、蒋鸿遇、王乃模等赴津。此时，奉军已经入关，陆续向京汉，津浦两路进兵，大有席卷关内之势。另外，冯从天津会议的气氛中，意识到段和张是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处境甚为不妙。会议上，张作霖提出在新政府产生前，暂组临时政府，并推段为临时执政。执政府不设国务总理，由临时执政召集国务会议，这就无形中否定了黄郛内阁。在会议上本已通过了以下几项决议：一、奉军在津浦线进至德州为止；二、对东南不用兵；三、对吴佩孚准其和平下野，不下通缉令；四、召集全国政治会议，讨论组织政府和一切善后问题。这几项决议，几乎全是由段决定下来的。张对一二两项大为不满，乃借口要为卢永祥出一口气，必须取江苏地盘，并保吴光新(段的亲戚)继任安徽督理，而他自己则愿派兵筹饷，以促成其事。段对张的意见，一则碍于卢永祥的情面，再则吴光新是自家人，自不便坚持原来的决议。最后决议由卢永祥率领张宗昌、吴光新部进攻江苏，但不侵入浙江。由国民军负责扫荡河南，但不侵入湖北。
冯在天津会议期间，虽然事事退让，但依然遭到奉军将领的敌视。有一天，奉军将领李景林、张宗昌拟乘张作霖邀冯赴宴的机会，中途设伏，加害于冯，因杨毓珣向冯告密，始得免遭暗算。当时谣传冯已被扣，冯的部下闻讯后，旅长李鸣钟立即赴天津，到津真象大白。第二天冯即偕李鸣钟等由津回京。从这次天津会议的结果中，已清楚地看到，段和张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特别是奉军方面那种气势凌人的态度，给冯的精神威胁很大。虽然在会上划分了国民军与奉军的势力范围和发展方向，但是双方随时有可能发生冲突。他已深深地感觉到；赶走了一个政敌吴佩孚，又招来了一个比吴佩孚更蛮横的政敌张作霖，而这一政敌，无论是兵力上或经济上，较之国民军都占绝对优势；再加段祺瑞以张作霖的意志为转移，而对自己则摆在一个次要地位，这就使得他不能不考虑下一步的做法了。
天津会议之后，段祺瑞看到冯、张争先恐后地拥护他出山，而直系中孙传芳、齐燮元、萧耀南等对他拥护，他内有谋士，外有日本作他的靠山，颇有志得意满，舍我其谁之概。
段祺瑞、张作霖于11月21日、24日先后到京。段24日就临时执政职，摄政内阁宣告结束，28日冯即向段提出辞呈，发出下野通电。同时他还发布了致全军官兵书，即避居于京西的天台山。实际上，他退隐山中之后，每天都有各方代表前来访问，他对自己的部下，不断有所指示。
有一天，岳维峻、邓宝珊向冯建议说；“趁着张作霖父子住在北京的时候，今天晚上我们动手把张作霖父子捉住枪决。”冯说：“这万万使不得，只顾一时的快意，势必引起极大的混乱。”岳、邓仍坚持要干，经冯再三说服，他们才勉强接受了冯的意见。
冯辞职下野，一方面是鉴于当时情况十分复杂，颇有难于应付之苦，不如暂且躲避一时，从旁看一看局势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他在权力地位问题上，不愿直接提出自己的要求，故不得不有此消极的表示。他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当然早被段祺瑞看穿。在段这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打算。他为了分化冯与孙中山的关系，把冯拉到自已这方面来，就必须使冯得到满足，于是在几番挽留仍未打消冯的辞意之后，便把察哈尔、绥远和京兆作为国民一军的地盘，并准冯将其所部扩编为六师、三旅。这样，冯的西北边防督办(在冯任陆军检阅使的时候就兼有西北边防督办的名义)不仅有了地盘，而且队伍也有了很大的扩充。段的这些措施，对于打消冯的辞意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任命鹿钟麟为中央陆军第一师师长。在黄郛内阁时鹿曾任暂编第一师师长。1925年1月间，冯悄然离开了天台山，前往张家口，开始开发西北的计划和设施。
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立即派马伯援持函赴粤，还请孙中山北上，以后冯又去电促驾。孙中山派孔祥熙为冯送来《建国大纲》一书，又派徐谦、王用宾抵达北京，慰劳国民军。经往返联系，孙中山决定于1924年11月13日从广州启程北上，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务。
段祺瑞和张作霖都是争权夺利的大军阀，和孙先生的革命政见，全然不同。在北京政变前，虽然口头上同意迎请孙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但内心存在极大的不满。段、张在孙中山到京之前，把军政大权抓到手。邀集冯玉祥到天津开会，商讨大计。冯已发现段、张合谋，局面已非，回京后闷闷不乐。鹿钟麟问及情由，冯愤愤地说:“这些家伙们在曹锟、吴佩孚没被推翻前，和他们交换意见，谁都什么话好听就说什么，说的光明磊落。到了大功告成，当初的诺言，立刻抛到九霄云外，简直象一群恶狼。他们对孙先生北上，对国民会议，又不满又歧视。”接着又悔之不及地说：原以为让段出来，可以和孙先生合作，谁知事与愿违，可惜把北京政变的果实断送了!
段祺瑞看得很清楚，孙中山北上，对他不利，得悉孙中山已起程的消息，11月22日便急忙由天津到了北京。张作霖也紧跟着赶到。段于11月24日就任了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利用这个权位，施展手腕，一面对张作霖进一步拉拢勾结，使张的气焰一天高一天;一面对冯进行压迫，使冯的处境一天难似一天。冯感到无可如何，向段提出辞呈，段表面上故作挽留姿态，但暗施压力，使冯处处感觉不快。当时陆军总长吴光新，竟主张撤消国民军名义，使冯特别恼怒。同时冯从段上台之后所作所为中看出前途是一团漆黑，没有半点光明。冯曾经很难过而且很幽默地对鹿钟麟说：“段祺瑞这回到了北京，当上了执政，谁都希望他有一番新的觉悟，能够把他自己身上的大疮和虱子割除尽绝了，好让国家和人民少受一些害处。没想到他上台不久，就证实了他是故态依然，不但是旧有虱子没有除掉，反倒加了臭虫，不但大疮没有治好，反倒加了疥疮。官僚、买办、二花脸、三花脸等等，一齐涌上来了，成天抢官抢权，分赃争吵，闹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他又宣称什么外崇国信，承认‘金佛郎案’，维护帝国主义的特权，以与孙中山先生的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主张相对抗；一面又召集所谓善后会议，使军阀、官僚、政客、买办等从中分赃攫利，以与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对抗。种种乖谬人心的措置，令人实在难以容忍!”冯向鹿谈论这些心曲时，在激动之下，曾示意想用武力把段推翻。鹿看到当时局势已变，一时不易如愿，婉言劝解道：“算了吧。现在主客形势已变。我们的想法，恐无济于事了。”冯听了鹿的意见，也没有再说什么。不过当时国民军将领们，认为冯是北京政变主谋者，而胜利果实，却为他人坐收渔利，一致表示不平。其中邓宝珊尤为激昂。当时邓是国民军将领最年轻的一个，血气方刚，压抑不住心中怒火，在他知道张作霖到达北京的时候，非要到顺承王府把张枪毙不可。经冯劝阻，邓始作罢。冯根据当时的情况，不容再留任下去，先退居天台山，后又移张家口，等到孙先生到达北京时，冯已经失去主动了。
孙中山先生在12月4日到达天津。段祺瑞派许世英到津欢迎。冯玉祥派熊斌到津迎接。冯玉祥退居天台山前，就将迎接和保护孙先生的安全任务，交给了鹿钟麟。因此，孙先生抵达天津，鹿即致电表示欢迎，并请示赴京日期。电文是：“时局革新，望公如岁。析津莅止，薄海腾欢。奠定邦基。伫望元老。都门咫尺，何日降临?鹄候电知，俾便警跸。”孙先生决定赴京日期后，即派于右任先生到京和鹿磋商警卫事宜。与此同时，国民军为欢迎孙先生，也作了一些准备，俟孙先生到达，假中央公园举行盛大集会，并决定：在公园门首悬挂青天白日旗一对，以示国民军与孙先生革命宗旨的一致。预备汽车数十辆，车前各挂青天白日小旗一面。在公园门口悬挂三幅标语：一为“中华民国万岁”，二为“国民军万岁”，三为“孙中山先生万岁”。
12月31日上午11时，孙先生偕孙夫人由津乘火车向北京进发。鹿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能有这个机会拜见仰慕已久的革命领袖；忧的是如何能够把孙先生保护好。这一天，在古老的北京城，虽是数九寒天，朔风凛冽，但在前门火车站候迎孙先生的数不清的学生、民众等，早已挤得水泄不通。在这一片人群里，人人手执小旗，上面写着：“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另外还有两幅大标语，在欢迎的行列中迎风招展，一面写着“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一面写着“北京各团体联合欢迎孙中山先生”。鹿钟麟看到这样多的欢迎人群，担心秩序难以维持，打算请孙先生改变下车地点，便驱车赶到永定门车站。不时火车进站，刚一停稳，鹿急忙登上孙先生乘坐的车厢。孙先生躺在卧铺上，面容憔悴，枕旁放着书，手里拿着书，正在专心致志地读，随行人员环侍周围。孙先生见到鹿钟麟，急忙吃力地伸出手来，向鹿握手致谢，并说了些客气话。当时鹿很婉转地向孙先生道及要请他在永定门车站下车的意思。孙先生听后，一面致谢，一面说：“在永定门下车可使不得。我的抱负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你当然是了解的。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的，我不能只为个人安全打算，而辜负学生和民众对我的这番热情。请不必担心，我要在前门车站下车，学生和民众们即是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鹿听后深受感动，更增加了对孙先生的敬慕。鹿随车回到了前门车站。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当火车开进车站，站在月台上的人群，自动地把秩序维持好，都是严肃恭敬地站在那里，没有人乱说乱动。光听见人们晃动小旗的瑟瑟响声。孙先生和孙夫人及随从人员走下火车，通过欢迎的行列，含笑答礼，出站后分乘汽车多辆，径赴北京饭店。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孙先生是如何热爱学生和民众，也可以看到当时学生和民众是如何爱戴和崇敬这位革命的伟大领袖!
孙先生抵京的第二天，正是1925年元旦。这天中午12点，段祺瑞派其子段宏业、秘书长梁鸿志到北京饭店向孙先生贺年。孙先生挺着精神出来招待，并说，个人病体未愈，稍好即与“合肥”(段系合肥人)晤面，解决国事。段、梁辞出后，孙先生派汪精卫去段处答礼。
孙先生到京后，虽是在病中，各方前来访谒的人很多。孙先生因身体欠佳，便派定专人分别接待。当时规定：由汪精卫、于右任、王法勤等代表接待军政界人士；于树德、丁惟芬、马超俊等代表接待社会人士；黄昌谷、杨杏佛等代表接待中外新闻记者。经过这样安排，可使孙先生安心静养。
孙先生到京后，冯却一直没有见面。冯之所以如此，实有其难言之隐。在北平政变开始时，国民军雷厉风行，真有一番革命新气象。但是后来局势逆转，北平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冯不得已乃急流勇退。冯到天台山后移张家口，两地均与北京不远，不是没有可能与孙先生见面。而冯未与孙先生晤面，是以当时的北京，是段祺瑞的天下，如和孙先生过于接近，必会招致段的不满和猜疑。另外，孙先生北来，是他的真诚相邀。等到孙先生抵京的时候，北京局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使见了孙先生，又将如何谈起呢？后来冯和鹿每谈及此事，总有不胜愧对孙先生之感。
孙先生的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日渐严重。到1月25日，孙先生的病势忽然加剧。翌日上午移住协和医院，下午五点即实行手术。医生断定为肝癌，认为是不治之症。1月28日又移住铁狮子胡同行辕。自孙先生病情加剧后，冯玉祥更为惦念，鹿每天都接到探问病情的电话，并让及时向他报告情况。2月27日还派夫人李德全持冯的亲笔信，来京问候。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停止呼吸，溘然长逝了!
孙先生逝世后，行辕秘书处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分别发出？电，向全国报丧。段棋瑞也装模作样地发表了一道文告。当冯玉祥听到孙先生逝世的噩耗时，感到非常悲痛。有许多知道冯玉祥的人都说：“冯和孙先生仅仅是神交，并未见过面，怎么感情这样深厚呢?”这是他们不深知冯之为人。冯对鹿钟麟甚为器重，私交甚厚。冯曾不止一次地向鹿说过：“我景仰孙先生，彼此信使往还已有多年，未能谋面实是心中引为遗憾的事。我觉得他的启示和鼓励，使我受到了很大的益处。”鹿还听冯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冯在梦中会见了孙先生，拉着他的手，十分亲热地告诉他一些革命道理。冯在张家口一面哀悼孙先生，一面给鹿发了一个电报，文曰：孙先生是中国国民党总理，是当代伟大人物。今应邀入京，商议国事，不幸病逝。党国遂失领导，伤痛不已。闻已推定诸员治丧，由李协和主其事。余远在张家口，不能即来参加，凡一切用钱、用人、用物之事，望吾弟悉听协和之命，倘因此发生意外，兄与弟当共负其责也。”鹿钟麟还陪同徐谦将冯送的奠仪一万元，交给了治丧委员会。
鹿还依照冯的命令，率全体国民军官兵，左臂缠黑纱，服丧一星期，以志哀悼。并由北京卫戌司令部发出通告：一、由即日起所有各机关部队均下半旗三天。二、停止宴会及一切娱乐。三、14日各机关部队停止办公和操课一天。鹿一面负责警卫，一面帮助李烈均(协和)料理丧事。
关于孙先生停灵和公祭地点，治丧处主张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即现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当把这个意见通知段祺瑞，段竟然不予应允，让在天坛举行公祭。当时段派内务部次长王来到行辕处和汪精卫商谈，说：执政对在社稷坛停灵公祭不能同意。这时汪找到李烈钧说；总理是创造民国元勋，理应在社稷坛治丧。没想到执政府竟然反对。殊令人不解。李听到后，怒不可遏，于是李就开门见山地对王来说：“社稷坛为国家所有，不是段执政的私产。总理首创共和，段执政才得安居宫苑。总理治丧于社稷坛，段执政为什么不同意?”王来听到这样强硬抗议，张口结舌，无言可辩。仅仅答应回去报告执政再说。于右任听到这件事大为震怒，竟跑到执政府拍案大闹，双方僵持不下。鹿钟麟为谋求解决，便独自去见段祺瑞。见段后，故意含笑向段表示祝贺。段愕然，紧接问道什么可贺?鹿答：“孙先生是执政的政敌，现在死了岂不值得道贺吗?”段歪着脸哼了一声。鹿为了把话引到正题上去，便接着说：“孙先生究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生前有人怕他，死了还有人怕他。”段不解地问：“谁怕他?”鹿风趣地说：“执政你不就怕他吗?”段说：“我怕他什么?”鹿便说：“执政不怕他，为什么不让在社稷坛举行公祭呢?”段才明白鹿的含意，遂说；“不是怕他，而是怕学生藉机闹事。去天坛公祭不也是可以吗?”鹿回答说：“我看学生们不会闹事。要想闹事到天坛公祭也是要闹。”段接着问：“你能保证学生们不闹事吗?”鹿一听事有转机，便说：“只要执政答应在社稷坛公祭，学生们要求已满足，还闹什么事?”最后段说：“只要你保证学生不闹事，还是可以在社稷坛公祭。”鹿见已达目的，便起身告辞。刚走出门。又折回来，向段说：“还忘了一件事，想向执政报告。段问什么事?鹿说：“执政这样做已显出伟大，不过要是执政作的更伟大些，就更好了。”段问还作什么，鹿说：“执政再亲去致祭岂不就更伟大了吗?”段说：“我去致祭，恐怕学生乘机闹事。”鹿说：“只要执政亲去致祭，学生们只有对执政越发敬重，哪会闹事?执政的安全，我负完全责任。”最后，段终于答应了亲临社稷坛致祭孙先生。鹿回到治丧处，只告以问题完满解决，段同意在社稷坛公祭，并要亲临致祭。
孙先生的遗体，经过防腐手术大殓之后，定于3月19日举行移灵。当从协和医院移往社稷坛时，东单三条及帅府园的交通完全断绝，王府井也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从王府井、东长安街、经天安门，直到中央公园社稷坛灵堂，两旁站立各界送灵的群众，不下十几万人。鹿负责警卫任务，来往于协和医院与社稷坛之间，指挥警卫。警卫司令部还在前门以西城墙马道上，鸣放礼炮，以志哀悼。在灵柩经过的地方，许多人都争着看一看，或者摸一摸，大家的心情是极其沉痛悲哀的，不少人流下了眼泪。由于人群过于拥挤，秩序很难维持。有时警卫人员将学生和民众挤倒，爬起来便说；“没有什么，这是咱们自己队伍。”有时学生和民众将警卫人员挤倒，站起来说：“咱们全是自己人，没有关系。”灵柩到达中央公园停在社稷坛大殿正中，安放稳当后，全体向孙先生遗像行三鞠躬礼。当时许多人痛哭流涕，泪流满面。
经过一番筹备，治丧处便决定了公祭日期，23日国民党党员公祭，24、25两日各界公祭。每日有许多来宾和机关代表前来致祭，花圈、挽联何止万千!冯玉祥从张家口来电致祭。
执政府临时通知：谓段因脚肿，不能前来，特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表致祭。李烈钧接到通知，非常气愤，认为必须把执政爽约失信，公诸人民。于是就向聚集在社稷坛前的几千民众和学生说：“孙先生倡导革命，反对封建军阀，反对丧权辱国，所以他们要怕孙先生，要恨孙先生。”最后大声说：“死总理吓坏了活执政”。一时群情激昂，为之大哗。等到龚心湛到达社稷坛时，守门学生立即给了一个难堪，不准他走正中路阶，龚只好沿侧路进入灵堂，读完段的祭文即匆匆退去。
4月2日，孙先生灵柩，移奉西山碧云寺，参加送殡的群众约30余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大、中学校学生、民众和国民军官兵。他们沿途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这一天鹿钟麟率警卫部队，担任警戒。灵柩安放在碧云寺内，然后大家向孙先生遗体举行告别仪式，送殡的人们，才陆续下山回城。
孙先生的灵柩安厝西山后，孙夫人及随员陆续离京南返。治丧处移至上海。于右任和鹿钟麟分手时，特把孙先生的遗嘱，恭录在扇面上，赠作纪念。
段政府包庇曹锟和溥仪，压迫学生
段祺瑞对驱逐溥仪出宫一举，是大不以为然的。他在上台的第一天，就下令解除了对溥仪的监视。11月29日溥仪偕同郑孝胥、陈宝琛由醇王府逃往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5日，日本公使芳泽给他作二旬大庆。2月24日溥仪化装易服，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逃往天津，下车后接往大和旅馆居住。可是段政府却把这个政治阴谋等闲视之，连抗议也不敢提出。
12月6日，段下了一道命令：“曹锟贿选窃位，祸国殃民，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这道命令措词严厉，其实是包庇曹锟的手段。从冯军监视下把他救出来，改由内、陆两部监视，以免发生意外，后来一直没有公判过。
以上两件事，说明段政府对待倒台的总统和“皇帝”，是如此包庇纵容，可是对待爱国学生，却是采取高压手段。这时北京教育界发生反对王九龄作教育总长的风潮。3月l6日，八所高等学校教职员到教育部阻王就职。段令北京警察总监朱涂率领武装警察前往干涉。后来王不敢就职，4月14日改派章士钊兼署教育总长，又因提出合并北京八校和设立考试院的两个计划，受到北京教育界反对。5月1日劳动节，5月4日学生运动纪念日，北京学生举行游行讲演，都被段派军警干涉。5月7日学生在天安门举行国耻纪念大会，段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分布天安门一带，并通知各校不准学生前往开会，并由警察厅派出侦探，监视学生的行动。部分学生不顾政府的干涉，仍往天安门集合，当场与警察发生冲突，被捕数十人。当天下午，学生200余人到南魏胡同找章士钊讲理，引起一场纷扰，又被捕了18人。5月9日，学生4000余人举行罢课。游行示威运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废止限制人民自由出版法和治安警察法，罢免章士钊等。l0日，段政府下令“诰诫”学生：除专心向学外，不得从事其他活动。此时，北京在鹿钟麟的控制下，在一定程度上倾向革命，同情学生运动。1925年5月12日北京警卫总司令鹿钟麟出面保出全部被捕学生。原来领导北京学生运动的李大钊，常到张家口冯玉祥那里去。冯一面告诉李大钊：你在北京有事可找鹿钟麟接头；一面通知鹿；对李先生可暗中妥为保护。因此为学生运动，与李常常接头。那时鹿钟麟在东单洋溢胡同租有一所房子，为学生运动的事，时常请李大钊先生来谈。有时学生代表也到这里谈。他嘱咐学生游行不要进入东交民巷，以免引起外国干涉。学生游行时，他让警卫部队在路旁保护。
出奇兵战胜李景林
1925年11月20日，冯玉祥与奉系郭松龄签订了反奉密约。郭、冯的结合，是基于志同道合。11月27日，郭松龄即开始向关外张作霖攻击，节节胜利。当时，郭松龄及李景林与国民军和平相处。当郭松龄起兵之初，冯玉祥即根据与郭签订密约，向李景林假道援郭。因李已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诱惑，背约不许冯军假道。于是国民军分南北两路进攻李军：南路国民二军邓宝珊部由保定攻占马厂；北路国民一军由落岱攻占杨村。国民三军孙岳也为一、二军声援。从10日——15日开始，在杨村展开极其猛烈的争夺战。京津、津浦两路火车停驶，13日由北京通往天津的国际列车也不能通行。在这次战争中，双方均有重大伤亡。这时冯玉祥改派鹿钟麟代张之江为讨李总司令，并从绥远，热河等处调兵来援。这时李景林也积极准备，建筑一条“集团防御线”，先是张之江率国民军连攻几昼夜，未能越过沟垒一步，张之江正在苦闷的时候，鹿钟麟忽然来到。张之江说我正想找你去，你却来了，敌人的战线连攻几昼夜攻不破怎么办?鹿说不能硬攻，你赶快下令休兵三日，随后二人商谈，并了解敌人情况如下：
敌人在战沟里铺着很厚的麦草，很多被褥，并且拉有许多妓女和民妇，都在战沟里。
敌人给国民军起的外号叫“大棉羊”，因为当时我军都穿着老羊皮袄没褂面，所以当进攻时，敌人看见后就叫；“大棉羊”来了!
敌人在我军休兵三日的第一夜。警戒森严，但守卫彻夜，毫无音信。连着三夜都没睡觉。鹿对张说：“天津地势低洼，若决水来淹，比较方便，但这要牺牲军民八九十万人。我们打的是内战，怎能使军民遭受如此灾难?!”最后鹿对张说：“我们可以用火攻。”张问其详，鹿说：“弄一些羊来，尾巴上灌足煤油，摆在前头，届时燃起火来，羊必前奔，奔到沟里，引燃麦草，人必溃乱。”张说；“很好，就这样办!”在休兵三日期间，集合连长以上军官进行部署。
到第四天夜里，我军乘敌人空守三夜疏于防御之际，实行总攻。
在我军进攻的第一线上，每两人挟一羊，听到信号枪声，即点燃羊尾，拨正方向，使羊奔向沟内，引燃麦草，火势冲天，更加我军*声震天，敌军乱作一团，被我*伤无数。
李景林在这次战争中，虽作了最大的挣扎，南路邓师反攻马厂，东段又添生力军，唐之道师开到塘沽，因此天津陷入包围之中。22日，李景林放弃北仓，24日放弃天津，向南逃走。
郭松龄于27日占领榆关，28日占领绥中，30日郭将军队改称东北国民军。就在此时，日本政府派关东军司令白川到沈阳，向张作霖提出关于租借地的租期，南满铁路管理权延长为99年，及日本在满蒙享有特权等条件。这些条件就是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廿一条中关于满蒙地位的内容，现在利用东北内讧时机，迫使张作霖予以接受。而张作霖又毫无踌躇地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因此决定维持张作霖政权，助张攻郭。郭军败于白旗堡一带，郭松龄化装农民，逃至农家的窑里，被搜出来枪*。郭从起兵到身死，刚刚一个月。
“三·一八”惨案前后
1926年初，冯玉祥决定下野并出国游历。2月19日—23日，李景林又向沧州、献县的冯军阵地进攻，国民军将领纷纷电请冯玉祥再起主持军事，冯只好暂缓出洋。2日派鹿钟麟赴静海指挥津浦线作战部队。调李鸣钟主持北京防务，并从察哈尔、绥远等处调兵应援。3月1日张宗昌派毕庶澄率领勃海船队窥伺大沽，并派褚玉璞为总指挥加入战斗。一度占领静海、独流，天津震动。鹿钟麟、孙岳都到前线督师，经过猛烈战斗，8日才把马厂、青县夺回。
就在这一天，勃海舰队载陆军6000人，在炮火掩护下由北塘登陆，经冯军苦战，俘获2900余人，并将渤海舰队击退。冯军即日封锁大沽口，不许任何船只开入。10日外交团向段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指冯军封锁海口为违反辛丑条约。其实冯军封锁海口是因为帝国主义经常为奉、鲁军运械运兵，并且经常掩护对方舰队驶入港口，他们帮助反动军阀，参加中国内战。为了防止这类事情继续发生，冯军提出外国轮船、军舰，必须悬挂国旗，通过时间限于白昼，必须接受当地驻军严密检查。12日，日本驱逐舰二艘，从旅顺开抵大沽口，掩护奉鲁军舰队四艘驶入港口，炮台守军用旗语阻止前进，日军舰不但置之不理，反向岸上开炮。炮台守军不得已用步枪还击，日本军舰才被迫退往塘沽。在双方互击中，日方死大尉级军官一人，伤水兵三人。冯军死排长、司务长各一人，士兵二人，伤士兵八人。次日，日本不接受国民军的抗议，日本公使反而向卖国的段政府提出抗议。16日，英、美、日、法、意、荷、比，西八国公使向段政府提出严重通牒，日本公使还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谢罪，严惩守军军官，并赔偿损失费5万元。18日上午10时，北京市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整队举行游行示威，由长安街向铁狮子胡同进发。下午1时，游行队伍约2000人到国务院派代表要求面见总理。段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了游行者46人，打伤了155人，其中有不少是女学生和未成年的学生。此即称为“三·一八”惨案。
转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八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