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
1928年1月，当时的柏林市政府为控制街头政治斗殴而封禁了冲锋队，霍斯特·威塞尔随后被派往维也纳研究当地的国家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并调查维也纳纳粹党的组织及战术手段。1928年7月，威塞尔返回柏林，负责征募当地青年，并帮助纳粹党以类似德国共产党的方式在城中*党组织，此事让霍斯特·威塞尔给戈培尔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1929年，霍斯特·威塞尔成为了冲锋队在亚历山大广场的突击分队的街头小组领导。5月，威塞尔在自己所居住的腓特烈斯海恩区被任命为冲锋队区*，该分队代号为第五突击队（SA-Strum 5），他的军衔为突击队队长（Sturmführer）。
霍斯特·威塞尔在冲锋队，后排右一
霍斯特·威塞尔在冲锋队，左一
霍斯特·威塞尔在冲锋队，中间
1929年10月，霍斯特·威塞尔从大学退学，全身心投入了纳粹主义运动。同年，他为歌曲《旗帜高扬！》（Die Fahne hoch！）写了歌词，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将成为改变他命运的一件事。
让我们把时间先调回到一个月以前，1929年9月，霍斯特·威塞尔在距亚历山大广场不远的一个酒馆里遇到了一个名叫埃娜·雅尼克（Erna Jänicke）的23岁的妓女。有些资料称威塞尔当时还在给雅尼克拉皮条，但是无论如何，俩人一见钟情，11月1日，雅尼克搬进了威塞尔的位于法兰克福大街（今日名为卡尔·马克思大街）62号3层的房间里，把这间房转租给威塞尔的人名叫伊丽莎白·萨尔姆（Elisabeth Salm），时年29岁，她的亡夫曾是一名活跃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成员，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德国共产党的武装组织，但她表示自己不关心政治。几个月后，萨尔姆和威塞尔之间因房租的问题发生了争执，萨尔姆后来声称威塞尔对她进行了威胁。萨尔姆一直认为雅尼克依然在卖淫，不想让她继续住在这里，但后者不走。1930年1月14日夜，萨尔姆向丈夫的共产党朋友求助，起初他们不想帮忙，因为萨尔姆此前没有遵从德国共产党KPD的规矩用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礼节来安葬丈夫，反而给他安排了一场教会葬礼。但共产党员们在了解到此事涉及威塞尔之后，答应了萨尔姆，准备先把威塞尔打一顿，之后再把他赶走。共产党们知道需要找个硬骨头来办这件事，便给附近的酒馆捎了个口信，点名要找阿尔布雷希特·“阿里”·霍勒尔，此人是个带着枪的皮条客，给人做过伪证，还干过小偷小摸的勾当。霍勒尔身上满是纹身，还兼职家具木工，最近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也是个共产党员兼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成员。
当晚10点左右，霍勒尔和另一个名叫埃尔文·吕克特（Erwin Rückert）的KPD党员敲响了威塞尔和雅尼克的住所的房门，剩下的至少十余名共产党员们在楼下街边等待着。威塞尔当时正等着一名冲锋队的领袖来找他，听到敲门声，以为是对方来了，没多想就开了门，之后就遭到了近距离枪击。后来有人表示威塞尔曾试图掏枪，并在自卫过程中被击中，但目击证人否认了这个说法，他们一致表示威塞尔当时根本来不及反应。袭击者随后搜查了房间，从衣柜里拿走了一把手枪和一根橡胶警棍，之后逃离现场，与剩下的人在街头汇合。所有成员之后回到了日常夜间活动之中。
当晚，霍斯特·威塞尔被送进医院治疗，虽然有恢复的迹象，但最终还是于1930年2月23日因枪伤的并发症导致的败血症去世，终年，23岁。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就在受到重伤的威塞尔躺在医院里的同时，戈培尔已经把相关报告发了出来，断言称发动袭击的人是“堕落的共产党劣等人”，此事成为在国会纵火案之前纳粹党与共产党的第一次交锋。
纳粹和共产党双方对威塞尔的死亡各执一词。警方以及其他几位出庭人员断定，威塞尔的死亡与政治无关，纯是私人恩怨。因为一份不受纳粹党和共产党控制的报纸声称，雅尼克在案发前就认识霍勒尔，因为威塞尔曾指使她监视自己的前嫖客中的那些共产党员。共产党们则声称威塞尔从皮条客霍勒尔手里抢走了妓女雅尼克，这也是枪击案背后的主要动机。1930年1月17日，经过审判，霍勒尔被判处6年监禁。
3年后，1933年，纳粹党已经掌权。时任盖世太保头目鲁道夫·迪尔斯及其他冲锋队成员通过不正当手段把霍勒尔带出了监狱，之后动用私刑将其处决。
霍斯特·威塞尔死后，戈培尔将其宣扬成纳粹事业的殉道人。1930年3月1日，共有3万人出席了威塞尔的葬礼，戈培尔和戈林亲临，希特勒被戈林劝阻。送葬队伍与共产党发生冲突。1933年1月22日，希特勒即将成为德国总理，他亲自为霍斯特·威塞尔纪念碑揭幕，称威塞尔的死是极具意义的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