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是如何发展的？日本文明的发展脉络是什么样的？为何历史上日本人如此善于学习?我们该如何看待中日交流复杂的历史？这些问题仍然难以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仍然像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通常，在大家的认知中，对于日本史，大家最关注日本近现代史。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在传统的“天下观”里，日本是偏居一隅的“蕞尔小邦”，也是唐朝的“学生”，怎么会在近现代成为了“列强”，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朝，并在二战中为全世界人民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这个疑问一直是刺激许多中国人研究日本的出发点。
由于中日文化相近，日本如何实现近现代化，成为了中国绝佳的一面镜子。在清末民初，大量中国知识分子留学日本，观察吸收日本近代化的经验，以日本为中介引进西学。由此，日本便深深卷入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构造当中。甚至，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和泡沫经济的破裂，都成为了东亚国家值得借鉴或警惕的镜子。不过，上述说法所基于的假设——“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是中国的学生；在明治维新之后，中国成了日本的学生”——这种“明治维新二分法”过于简单粗暴，历史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近年来，许多关于近代中日语词交流的研究陆续出版，陈力卫、沈国威等学者的考证发现，近代以来许多中文学术概念和新知词汇的确是从日本借来的，但是，日本人在翻译这些西学著作的时候，他们其实经常从古汉语的字词中寻找灵感。这至少表明，近代中日交流的历史不是单向的，而是错综复杂、难分彼此的。同样，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也不全然“鹦鹉学舌”，毫无主体性。
王勇，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
在《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出版之际，我们专访了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对于日本文化的发展，王勇提出了“嫁接”的发展模式，这种“嫁接”模式让日本文化形成一种层层叠叠的多元架构，这或许也能解答“为何历史上日本人如此善于学习”的印象。
王勇认为，要真正了解日本，仅关注日本近现代史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将明治维新前后分开来看，而是要更加全面地了解日本。他认为，近年来的“日本热”是在“补课和还债”——黄遵宪和戴季陶等人都说过，日本人已经把中国都研究透了，而中国人看日本则浮光掠影。因此，解开日本文化发展的脉络和线索，对于增进我们对日本的了解和对我们自己的了解，都是大有裨益的。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日]寺泽薰著，米彦军等译，新经典·琥珀|文汇出版社 2021年5月版
日本人写的日本史与西方人写的日本史
有什么不同？
新京报：先来谈谈这套书吧，能否简要地介绍一下，这套讲谈社出的日本史，与中国学者所研究的日本史，或像詹森主编的《剑桥日本史》有什么样的不同？日本人研究自己的历史，和中国人研究日本史，以及西方人研究的日本史分别各有什么样的特点？
王勇：《剑桥日本史》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这两套书的史观和诉求是完全不同的。以《剑桥日本史》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所撰写的日本史，总体上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出发的。在立场上，日本人所写的日本史跟旁观者所撰写的日本史是很不一样的，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之间的学术知识体系、历史观、价值观、研究方法、所用的史料和对史料的诠释都大相径庭。
在《剑桥日本史》里，西方人之所以研究日本史，是因为他们非常关注现代日本。西方人比较厚今薄古——他们对日本古代史并不是特别关心。精通日本古代史的西方学者并不多。在西方，日本研究兴起的真正原因是战后日本经济腾飞。西方的日本研究通常带有明确的诉求或目的性。
相较来说，日本人自己书写的日本史当然会更关注日本历史的由来、日本文明的产生和日本历史的脉络。日本人最清楚日本近现代的源头在哪里。纯粹从历史学的角度上来讲，日本人所写的日本史在脉络上更加清晰，在叙述上更加完整。
此外，西方的日本史研究最早是在东方学里。东方学由来已久，主要存在于西欧国家。上世纪50年代，在日本研究达到鼎盛时期，以美国为中心的东亚研究的日本研究会偏重于政治、经济。
总的来讲，在欧美的价值观里，日本研究属于边缘地位。西方学者会站在西方价值观的立场上，居高临下地对史料进行一些梳理和剪裁。比如，西方人会比较关注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
《剑桥日本史（第5卷）》，[美]詹森主编，王翔译，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版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是网野善彦主编的。在日本，网野善彦是近代史学的奇迹——他既继承了日本史学研究的传统，比如说重史料、关注庶民，又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日本传统的日本史研究比较注重正史——正史主要记载朝廷的大事，包括政治和外交。按照中国史书的说法，五品官以下的官员是不会被记载入史册的。这种历史主要记载上层官僚阶层的历史。网野善彦比较关注在官僚阶层、贵族阶层之下，社会最具有活力的那一批人群。因此，他使用了很多正史以外的资料，包括被许多史学家摒弃的民间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史学家也没有关照到他所观照到的人群。
因此，《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更注重庶民阶层的历史细节，这是日本史学的一个特点。日本人所写的日本史，能看到周边的细微变动对日本所造成的影响，而西方人、中国人和韩国人所撰写的日本历史是看不到的。
除此之外，《讲谈社·日本的历史》还应用了很多新出现的史料。这套书里所用的一些史料文本，像我这样日语能力跟母语差不多的人都很难解读出来。这套书对日本史料文献的解读超过了以往所有以“旁观者”视角出发而得到的解读。日本学者解读得非常细腻，而我们大多是用理性的、科学的方法去解读这些史料。这样的话，我们是读不出来一些字里行间的意思的。
从全球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日本史
是日本史学界的一场革命
新京报：你在序言里说，讲谈社的这套日本史不再局限于在日本列岛之内观照日本的历史，而是从东亚乃至世界的联系中洞察日本历史的脉搏。像《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也很重视中国和东亚秩序的互动，讲谈社还有一套《兴亡的世界史》，也是特别注重全球不同区域的交往和互动。这是否说明，在日本，这种全球史观已经成为了历史界的某种新潮流？还是说，这只是讲谈社历史书的一种特色？讲谈社的这种全球史观在日本学界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种史观给我们的史学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王勇：这是日本史学界的一大进步。皇国史观曾经长期禁锢日本史学界的思维。现在，很多学者虽然不会打着皇国史观的名号来从事研究，但是，他们的历史叙事依然如故——从时间上来讲，日本是万世一系的；从空间上来讲，日本是独特的。他们会尽可能排斥周边地区对日本的影响，从而强调日本的本体性、主体性和独立性。
许多人曾听说过日本历史学界的造假问题。造假问题的根源在于，造假者希望日本文明要尽可能地比周边国家古老。因为如果日本文明是亚流的话，那么文明的主流就是中国了。所以，长期以来，皇国史观对日本造成了很大影响，在这种氛围下，日本史学界跳出了藩篱，从区域史、世界史或者全球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日本史——我认为这是日本史学界的一场革命。
全球史的发展有自己的脉络。东京大学原副校长羽田正的全球史著作也在中国出版了。全球史不强调日本文明的脉络是土生土长的，而是从文明的交汇、日本跟周边国家的人来物往中，去重新书写日本历史。
网野善彦也是全球史的代表人物。网野善彦说，日本文化不是万世一系、一线单传、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受到其他文化影响的。不光如此，日本人种的遗传基因，也在不断受到外来影响、发生变异。现在的日本人跟原来的倭人是不是一个人种？网野善彦在《讲谈社·日本的历史》的首卷里就提出了这个疑问。这套书客观、果敢地给我们展现了日本文化在成长过程中，以往日本史所不重视的时空对日本的影响。在皇国史观强调万世一系的时候，这些周边的因素都是可以被排除的，甚至可以被有意抹*的。
在这套书里，作者们大胆承认，在最古的时候，日本受朝鲜半岛的影响很深——因为当时中国人的航海能力还没有那么强。在隋唐后，日本受中国大陆的影响很深——这种影响是翻天覆地的：这不光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活质量、技术革新，甚至还影响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近代之后，日本又受西方的影响。
当然，这套书继承了日本历史的主脉——假如连日本历史的主脉都放弃了，这套书就不是日本史了。日本的历史主脉跟周边国家都不一样——中国的主脉是改朝换代，汉朝是刘姓的家天下、隋朝是杨、唐朝是李、宋朝是赵、明朝是朱，中国史是易姓革命的历史。这是孟子提出来的，易一次姓就换一个朝代——换一个家族来管理国家。日本的天皇连姓都没有，怎么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