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氏“人和”
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受汉献帝之禅，建立曹魏政权；次年刘备在成都即位，称继承汉统；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建国号为“吴”。三国时代正式开始。但小说《三国演义》却是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开始写起，因为任何一种政治鼎立格局都不会是一下子就冒出来的，必然要先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发展。三国鼎立就是从东汉末年的各政治势力割据中发展而来。所以我们习惯说的“三国”，不光是指229年以后那三个分立的国家政权，而是广义地指从东汉建安年间开始定型的三个政治集团，即曹操集团、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
在三个集团中，曹操号称得的是“天时”。但《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记述所谓的“隆中对”时，诸葛亮对刘备总结曹操时倒是说了这样一句话：“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这才是一句大实话，因为在真实的历史里，孙吴确实占了地利，而曹操占的既是天时亦是人和。
所谓曹操占了天时，指的就是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把东汉的朝廷抓在了手里，于是他这个集团就成了“中央”。而这个天时之所以能归曹操，在于曹操善于得人、用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
（建安元年）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
在那个时点上，汉朝皇帝并不是什么香饽饽，而是烫手的山芋，大部分人不敢沾包，曹操手下的诸将也是这样看。但曹操谋士集团的代表人物荀彧和程昱帮曹操看清了大势，下定决心迎天子，从此曹操在纷乱的博弈格局中拥有了战略制高点，“天时”乃归于曹。可以说，曹操的这个“天时”实来自于“人和”。是他拥有的人才队伍，和他正确的人才选任政策，让他得到了这种“人和”。
建安年间天下有两大人才库，一个是“颍川集团”，一个是“荆州学派”。“颍川集团”由颍川郡出身的名士、学者组成，他们在曹操集团里占据了重要的文臣、谋士位置，与来自于曹操故乡的武臣“谯国集团”共同支撑起曹魏的政治框架。这个“颍川集团”形成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它的形成基础，就是东汉末年的“汝颖多奇士”；另一个是它的形成时机，就是荀彧归曹，成为曹操的谋主。颖川郡属东汉豫州刺史部，在今河南中部许昌市、平顶山市地区，北至今郑州登封市。夏后启之钧台（今河南禹州市）即在此郡，此处自来即为华夏之重镇。东汉更是名士辈出，著名者旬、钟、陈三氏，与相邻之汝南郡并称“汝颖多奇士”。《后汉书·党锢列传》列名之“党锢”清流35人，汝颖二郡就贡献了7人之多，这是“颍川集团”得以出现的人才基础。经董卓之乱后，汝颖之人才多所流离、散处各地，比如在荆州投刘备的徐庶就是颍川人。而把颍川高士聚合起来形成一个人才集团的契机，就是荀彧归曹。
汝南郡和颍川郡示意图
汉献帝初平二年，荀彧弃袁绍而从曹操，曹操大悦曰：“吾之子房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自此荀彧便为曹氏谋主，建安元年操从荀彧之劝迎天子，徙都于许（今河南许昌），宗庙社稷始立。这样，荀彧的老家颍川郡就成了中央政府所在地，也就是天下正朔所在。于是，流落各地的颍川高士们燃起了回乡的热情，趁此热情，荀彧为曹氏集团引入了众多颍川籍人才。荀彧深得曹操信赖倚重，最重要的征举人才之任太半交付荀彧。“（荀彧）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这里面颍川籍的就有荀攸、钟繇、陈群、杜袭、戏志才、郭嘉、荀悦、辛毗、赵俨等九人之多。至此，以荀彧为核心的曹魏文臣“颍川集团”形成。
“荆州学派”的形成要记功于汉末荆州牧刘表。国人对三国时代的认识大都来自《三国演义》，因此对于刘表的印象也就不大正面，大抵把他归入“昏君”之流。历史上真实的刘表并非如此，他以一书生受任荆州刺史，此时的荆州已经大有分崩离析成无政府状态之势。刘表以谋略、魄力，迅速扭转局面，而且也是以“武功”创出荆州偌大基业（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况且在此之前，刘表就已经是东汉著名的学者。
《后汉书·袁术刘表列传》：
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诏书捕案党人，表亡走得免。党禁解，辟大将军何进掾。
刘表本是党锢清流名士，因此，他为荆州牧后，大兴学术之风，北方名儒学者纷纷南入荆州。《后汉书·袁术刘表列传》：
关西、兗、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尉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
盖以千数的学者云集荆州做学术研究，这是多么大的文化盛事，由此“荆州学派”从容出世。
荆州示意图
荆州学派的学术成就即为所谓“后定”，这个“后定”也就是新解《五经》。东汉在政治上的崩溃，让它的学术传统在三国时期受到了知识界空前的怀疑。一种改造旧学寻找新思路的浪潮开始冒头，荆州学派就是最早的发源地。荆州学派以宋忠、司马徽为核心人物，从建安三年始至建安十三年，短短十年就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的一大派系，即“新学”派，以对应中原地区以郑玄为代表的“旧学”派。这新、旧学之间的差别或者说学术分歧，核心表现是如何解《易》，这为魏晋玄学的产生起了一个头。
建安十三年，刘表之子刘琮降曹，荆州学派头面人物几乎都被曹操带回了许都，进入了曹氏集团。至此，曹氏集团几乎垄断了两大人才库。荆州学派诸人进入曹魏后，在曹操时代还是颇受重用的。但从文帝曹丕开始，再到司马氏时代，曹魏由曹操的“重法术”转而重“经学”，当政的颍川、河内名士集团属于“旧学”派，荆州学派备受打击、排挤，从此凋零了。但是，荆州学派开启的“新学”之路并没有终止。开启魏晋玄风的“何、王”之王弼，便是荆州学派后人，其亲祖王凯（刘表之婿）、继祖王粲皆是荆州学派主要人物，建安十三年后皆入魏。王弼改汉儒解《易》之“象法”为思辨之法，此为玄学之启航，其思想渊源正来自于荆州学派之“新学”。是矣，荆州学派实关华夏第二次思想体系大融合之源流。曹氏收荆州，并土不为多，而得人多矣。
东汉之倾颓，以“形名之学”行察举，以“名士”为天下揆首，乃至虚风荡漾、华而不实，是为一大主因。曹操对此深厌之，而魏武自小极好“法术”，《世说新语》里有不少曹操年少时使诈用计的记载，他内心基本皈依的是传自先秦的法家。待他政治崛起，成为“汉相”而实为一国之“主”后，便决心涤荡虚风，着手处便是东汉朝廷那个最大的病灶——以“形名之学”为察举。《晋书·傅玄传》载傅玄品论曹操时代：“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此“刑名”已非彼“形名”，是曹操行“法术”去华存实的象征了。
曹操对东汉察举的改革，先是从执行层面进行，就是要求在选用人才时摒弃东汉那种重“家世”、“名气”、“结朋党”的习气，而一以能力为本。《三国志·魏书·毛玠传》：
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
毛玠作为东曹掾，忠实地执行了曹操选士的原则，很快就收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
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
但是只在执行层面纠偏是治标，很容易反复。到魏武之后，曹丕重回“经学”之路，世家政治回流。但（魏）太祖的训诫又不能不顾及。于是在曹丕时期，制定出了东汉察举制与曹操选人方针相中和的“九品官人法”，也就是“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貌似遵循魏武之道，其实是开倒车行“形名之法”，很快就成为两晋南北朝四百年“高门”政治之渊薮，此事我们在本编后面章节予以介绍。
以上曹魏集团之人才来源，以及用人之法，即为其之“人和”，可知最终三家归晋，绝非偶然，根基在曹操时已经牢牢底定。
蜀汉人和
刘备靠一部《三国演义》得国人之心凡数百年，刘备之蜀汉似乎成了正义之所在，民心之向背。真实历史远非如此，小说中谓刘备得“人和”，殊不知此语由何而来。
所谓“人和”者，两层含义：其一，民心也；其二，得众也。既得民心又人才众多者方可谓之“人和”，从这一点看，刘备集团大概勉强只能够得上一半“人和”。也就是比较得人心，但这个得人心又不大等同于得民心。在小说里，刘备只要一亮出“孝景帝玄孙”和“当今皇叔”这两块招牌，对方似乎都要不胜敬仰、倾心以从。但是在史书里，我们却很少看到这种场面。当然，这很可能因为《三国志》是西晋所撰，故意不写这种场景。不过，根据对东汉末年的情况分析，那时候会不会与王莽末年相似，有所谓“人心思汉”存在，也是要重重打上个问号的。因此，刘备之得人心更多是指其得众心，这个“众”指的是他周边的人，包括认识他的人和他手下的人。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第二》：
（备）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
这还真是刘备最大的本事，也是他始终“打不死”总能再起的原因：用现代话说，他“吸收粉丝”的能力太强了，而且他的情商颇高。从他未起时，就有张、苏这样的“金主”给他做天使投资；在他多舛的政治生涯中，还继续有富豪给他追加投资。比如连妹妹都嫁给了刘备的糜竺，这个东海郡的大富豪，史书号称其“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三国志·蜀书·糜竺传》），破家倾产也心甘情愿地跟着刘备。不能不说刘备在这方面是天赋异禀的。还是《先主传》里，说刘备：
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
这也就是小说里反复颂扬的刘皇叔之“仁”，因此，从得众心的角度说刘备有“人和”，是没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