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竹君（《大医》内页插图）
新京报：你正好提到《大医·日出篇》，能不能透露一些日出篇的剧情？
马伯庸：日出篇也和破晓篇一样，是分年代的。破晓篇的时间线比较集中，就是主要在1910年到1911年发生的事情。日出篇的时间跨度比较长，从1911年到1950年之间，经历了军阀混战时期、北伐战争、抗战时期、解放战争等，会从一个医生的视角来经历这些大事件。
新京报：书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之中，你最为欣赏或者敬佩的是哪一位呢？
马伯庸：真是特别喜欢的是这里面有一个医生柯师太福，这个人其实挺有意思的，虽然是个医生，但是生性活泼，兴趣广泛，特别喜欢掺和闲事，他跟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大事情都有关系，像故事里写到辛亥革命，他主动去把黎元洪的亲笔信送到北洋水师旗舰，导致了整个北洋水师的反正。
柯师太福（《大医》内页插图）
到了民国，张裕葡萄酒第一次生产出来的时候是请他做的化验报告，后来张裕就把这个报告作为他们的第一个广告打出去了。
柯师太福跟严复又是好朋友，严复的很多病都是他去看的，后来护法战争时，陈其美他们在上海起义，被袁世凯打败困在吴淞炮台，最后是柯师太福过去调解，说服了他们以红十字会的名义把这些人都调出来，顺利离开，让整个战争结束。
他这个人特别喜欢掺和这些大事件，本人又是一个性格特别开朗的人，很好玩。
新京报：书中对他的情节会有一些演绎的成分吗？
马伯庸：对于配角，合理想象的成分肯定有。比如他去送信，到底为什么去送信？历史上是没有任何资料记载的。我就给他虚构了一个理由，但我觉得这个理由也符合当时的历史逻辑。柯师太福是爱尔兰人，爱尔兰当时在努力争取从英国独立的机会。所以在送信时，在主角问他为什么来掺和这件事时，他说，我希望能够给正在爱尔兰反抗的战士们一些希望。一个在远东的国家，通过奋勇反抗，同样能够争取到独立的希望，这对于爱尔兰来说，也是一种激励。
新京报：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情节是充满趣味性，却非常可惜没能被用到小说中的？
马伯庸：那我就说说另外一个故事。当时我看到一个资料，（上世纪）30年代，美国有一个百万富翁，他的儿子在20多岁的时候来中国旅游，在山东的时候突然得了小儿麻痹症，丧失了自主呼吸功能，唯一能救他的是一种叫作“铁肺”的东西。当时“铁肺”刚刚发明，整个亚洲只有北京协和医院有一部，他父亲就雇了一辆火车，两个护士，一路按压着他的胸口帮助他呼吸，一直按到北京，把他塞入“铁肺”里面，让他侥幸活了下来。
后来在北京治疗了一年，治不好。他父亲又买了一辆火车，专门改造了适合“铁肺”运输的车厢，把他从北京运到上海，后来还包了一艘船，连“铁肺”一起运到美国，后来还运送到瑞士，但最终也没能好转。当时我查到这个资料，觉得特别有意思。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在上海，他当时整个人躺在“铁肺”里，靠着一面镜子跟别人交流，旁边的两位护士就是华山医院（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的护士。当时是准备上船离开上海之前，派她们来救护他。
“铁肺”其实就是一个铁箱子，人在里面一辈子都出不来，永远在箱子里待着。最后他活到六十多岁，还生了三个孩子。这个故事我觉得跟主题没多大关系，就给它放掉了，但是当时查到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挺传奇的——在当时，一个人为了生存，付出了多大努力。
新京报：选用的故事呢，哪个故事是你最满意的？
马伯庸：用的最满意的故事发生在延安。
抗战开始之后，在林可胜的指挥之下，红十字会医院被整个打散，所有医疗系统的人编成了大概几十个医疗分队，支援到具体区域——中国当时医生太少了，必须要把所有资源都集中起来，然后平均分配——有三支医疗分队到了延安。当时在延安，有一个医生叫徐根竹，这位医生跟这些医疗专家合作，解决了一个传染病事件。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医院救援队（《大医》内页插图）
简单来说就是延安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川口，进入二月，有一个村暴发了肉毒杆菌大感染，当地很多农民不停地吐苦黄水，这是一种在陕北存在了许多年的怪病。徐根竹虽然没有受过完整的医疗教育，却靠着自己的努力，找到了这次感染事件的根源：腌菜。腌菜缸里是缺氧环境，肉毒杆菌是厌氧型，它能在里面生存。这件事到这里本来已经解决了。但是徐根竹不放心，他是一个特别从群众角度出发的人，他想：这次事情解决了，但不可能下令不许群众吃腌菜——陕北这地方太穷了，你让老百姓少吃腌菜，他们没别的可吃，到头来还是会吃，肉毒杆菌感染还会出现，一定要找出真正的根源。
徐根竹仔细研究了整个延安附近的地形，包括肉毒杆菌暴发的区域，最后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川口有些村子吐黄水病的情况非常严重，有些村子却没事，明明他们都吃同一种腌菜，烹饪手法又一样，为什么？他和一个叫马荔的医生一起进行调研，发现了真相：所有上风口的村子都得病，下风口的村子都不得。肉毒杆菌会以一种芽孢的形式生存在土里，几年都不会死。陕北每年三月份大风吹过来，芽孢被吹到腌菜缸上，可能就导致了感染。有些村子背风，大风吹不到，就没事，这是真正的感染原因。于是徐根竹建议大家把腌菜坛子封好，不要让风吹到。这样既解决了传染病的问题，又让大家都能吃得上饭。
他还有一个很好的案例，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在当地农民家里宣讲卫生常识，告诉他们衣服要勤洗，这样才不容易生虱子。虱子是传染病的根源之一，正常来说，我们会去强制他们洗衣服就行了，但是徐根竹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他说：“我要找找为什么农民不愿意洗衣服？”后来调研才发现，当地土布做的衣服质量很差，如果每周洗一次衣服的话，衣服可能半年就坏了。对当时的人来说，衣服是家里很重要的财产，他舍不得洗，所以他才不愿意去洗，他宁可忍受虱子叮咬，衣服脏归脏，我能多穿三年，总比半年就坏了好。徐根竹说：“如果不真正去感受老百姓的心愿，感受他们的需求的话，简单粗暴地执行你自以为是的真理，那么执行效果一定会大打折扣，真正从人民出发，真正从老百姓的感受出发，才能真正把防疫工作推行下去。”
徐根竹牺牲在榆林战役之前，到现在，榆林那边的烈士陵园里面还有他的墓碑。
小说文本和编剧文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体系
新京报：可以分享一些查找资料的方法吗？
马伯庸：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我觉得还是笨办法。比如说《申报》，现在都有影印版，我每天看大概20天的《申报》，看当时的人怎么说话，当时的广告用什么词，当时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当时的人租房提什么条件？相亲提什么条件？当时的人对历史大事件有什么样的反应？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申报》有一页讲到有一个人说，我在卖一种欧洲最出名的科技，就是两根铁丝，把这两根铁丝插到土豆上，土豆就可以反复生长，切下来一块还可以再长出来一块，你就可以反反复复靠两个土豆获得大量的食物，欲购从速。这明显就是一个骗子，我想，当时的骗子就已经明目张胆地用这种手法，于是我把报纸发到网上。结果所有人看到这个，都不关心这个骗子怎么样，而是看到这一版下面的一条新闻。新闻是什么？一个人找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始乱终弃，丈母娘打上门来骂他，但是被小姨子死死护住，不许她妈去打“渣男”。因为我拍了一半，没有结局，所有人都非常着急看最后是怎么样的。
这个故事非常“狗血”。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关心的还是这些“狗血”的东西。
新京报：这么多年来你一直保持着非常高产的状态，很好奇作为一名职业写作者，你是如何安排自己的一天的？
马伯庸：每天就是8点半开始干活，干到晚上5点，就跟上班一样。非常有规律。我还特意把我的工作室选在了一所学校旁边，学校每次打下课铃了，我就站起来活动一下，打上课铃了，我就坐下来接着写，按照这种节奏来。
根据马伯庸作品改编的同名影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新京报：近几年来，你的许多作品都被改编成影视剧。作为一名写作者，你是如何看待编剧的工作的？作为原著作者，会对编剧的改编产生一些疑虑吗？
马伯庸：我是没怎么做过编剧的，我就只做过一次，这剧还没播。
作为小说作者，我觉得小说文本和编剧文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体系，小说是一种诗性的表达，但剧本必须遵循一定的创作规律，必须遵循视觉逻辑。用更直白的话来说，剧本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转换成听觉和视觉，需要呈现出一个形象；但小说不受限制，小说可以很抽象。
同时，剧本还需要有一个线性逻辑，人物之间的转场，他们两个之间有怎么样的逻辑关系？但小说不一样，小说可以随时插叙、倒叙，或者用第三方旁白来解释。比如门外走进来一个人，如果是小说的话，可以直接用作者旁白：这时一个大侠走进客栈，大侠江湖人称神龙大侠，每个人听到他的名字都会抖一抖。但电视剧就不能这么拍了，不可能一个人走进客栈，旁白说这个人是大侠，你必须安排另外两个人在旁边，一个人问：这个人是谁？然后另一个人说：你不知道吗？他就是闻名遐迩的神龙大侠。你必须要通过这种转换方式。这种变化是必然的。
作为专业的小说作家，我觉得要做好自己作为源头的工作——就是把小说本身写好。很多人会有误会，觉得小说是不是和剧本差不多，会写小说一定会写剧本，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两者之间距离还是挺远的，几乎是两个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