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王、癸等十*原始涵义的分析可以知道：“甲”原来代表一月和日光微现，所以它有“孚甲”的涵义；“庚”原来代表七月和鸟星复活，所以它有“更新”的涵义；“甲”字和“七”字在甲骨文中的形状很相近，都是一个太阳符号(“十”)。
这表明：
同“甲”和“庚”相联系的鸟星，在古代东方民族的心目中，曾经享有同太阳一样重要的地位。
为了说清楚殷商民族的这一历法制度，我们要提一下在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中流行的火把节习俗。
火把节又称“星回节”，通常在农历六月下旬举行，有的民族也在十二月下旬举行。节日的意义是庆祝神星返回和新年开始，所以古人把它描写为“洒火把燃炬照岁”。
火把节的节日跨度往往长达十几天，大致和鸟星隐没的时间长度一样。彝族人并且说火把节的日期之所以古今不同，是因为被汉族人的闰月搞乱了。
可见它的历史很悠久，可以追溯到设有闰月的历法，阴阳合历形成以前。
从鸟星到朱雀的转变这种同星宿崇拜相联系的年节习俗，显然是古老的鸟星崇拜和一年两季制历法的遗存。
此外古代还有一种同火把照岁习俗相同的习俗，即燃火祭星的习俗。这种习俗又叫“祀火”或“改火”。
联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有关习俗考察，改火就是定期钻取固定木质，重新取火。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古代的司天之官名叫“火正”，其职责是根据大火星或柳星的天球位置来确定改火的日期，因而柳星被称为“鹑火”，大火星被称为“大火”。
《逸周书》说一年之中要钻取五种树木来改火，春天取的是榆柳之火。《周礼·夏官·司爟》则明确记有改火的时间，即“季春出火”，“季秋内火”。
根据这些记载可以知道：
正是由于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曾经把鸟星出现看作一年的开始，祭之以火，后来的人们又根据柳星在黄昏升上南中天的星象来确定出火日期，并把榆柳用作春季改火的木料，所以柳星才成为南宫朱雀的标志星，朱雀才具有了火的性格。
当然，我们所说的“鸟”星，在历史上是有过名实关系的变化的。根据天文学的研究，由于外力的作用，地球自转轴在空间并不保持固定的方向，而是不断发生变化的。
因此，所有天体的位置都会随时间推移而改变。这种情况叫作“岁差”。由于岁差的缘故，鸟星原来是指轩辕星群或太微星群，后来才由柳、星、张、翼等星座代替。
所以在《史记·天官书》中，还保留了“南宫朱鸟：权、衡；衡，太微，三光之廷”的说法。如果把轩辕或太微作为鸟星来推算，以鸟星为春分日黄昏时的南中天星座的年代便可以分别推到四千多年前或五千五百年前，也就是新石器时代。
这正好是《尧典》所记载的用鸟、火、虚、昴四个星座来确定一年四个中点（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年代。
事实上，《尚书·尧典》的四仲中星说，就是四象体系的滥觞：鸟、火、虚、昴正好是南、东、北、西四宫星宿的代表。
它们和濮阳西水坡蚌塑中的龙虎遥遥相对，代表了四象体系的另一支来源，即东方民族文化的来源。
这种民族文化的性质可以根据鸟、火、虚、昴四个名称来判定：
“鸟”取象于鹑，是东方短尾鸟；
“火”即心宿，同仰韶文化民族的“角、亢、氐、房、心、尾”的星名组合相区别，它是另一个天文学系统的星名；
“虚”是颛顼民族辨识的星座，颛顼民族来自东方；
“昴”原来写作“卯”，它来自子、丑寅、卯等十二支名，而十干、十二支都是东方民族的创造。
以上认识，可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濮阳蚌塑和曾侯乙墓漆箱图上有龙虎而无鸟和龟蛇。
四象的完成因为同星宿相联系的鸟是东方民族的崇拜物，龟蛇合体崇拜也是东方民族的特有观念；而濮阳蚌塑属于西方文化区，曾国则是西方姬周民族的属国。
因此可以说，四象体系是综合古代东、西方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个天文学体系。殷商民族及其先民代表东方民族贡献了朱鸟、玄武二象，夏民族及其先民代表西方民族贡献了龙、虎二象。
那么，四象体系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我们推测应当是在商代。
这一推测有以下四个根据：
第一，代表南方的神灵，最早是“鸟”而不是凤凰，周代才有“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的说法。
周民族的神鸟不是“鸟”而是“鸾凤”或“风凰”。如果四象体系形成于周代那么以鹑鸠类鸟为原型的朱雀就不会用为鸟类的代表和南宫星宿的代表。所以，四象体系必定是在周以前形成的。
第二，四象的组合，早期曾是龙、凤、虎、麟或龙、鸟、龟蛇、麒麟的组合，而麒麟是东方民族崇拜的神兽。
按照古人的描写，麒麟是一种鹿身、牛尾、一角的动物。
这一形象多见于殷墟晚期的青铜觥。
它罕见于中原，被视为东方民族的祥瑞之兽，所以人们传说孔子作《春秋》绝笔于“西狩获麟”。
这个传说的涵义是：麒麟见于异地（中原)是一种灾异，预示了东方鲁国的衰败。古人又把麒麟称为“仁兽”，古代“仁”“夷”二字相通，所以“仁兽”的意思是“东夷之兽”。
据此，四象体系是东方民族，商民族的创造。
第三，除《尧典》所记的四仲中星说（“四仲中星”——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以外，四象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还经过了一个四鸟体系的阶段。
例如《左传》记载少皞氏安排玄鸟司春分、伯赵司夏至、青鸟司秋分、丹鸟司冬至，便说明玄鸟、伯赵、青鸟、丹鸟曾是东方民族的四方星宿的形象代表；殷墟卜辞记有四方风（凤)神之说，这证明殷商人曾把星星在天空中的视运动看作鸟的飞翔。这一观念，是四象体系的基础。
第四，同星空分区观念相联系的是分野学说。
这一学说认为大地区域与星空区域有对应关系。它产生在商代。它使用的术语是“虚”。《左传》曾说陈地是太皞之虚，卫地是颛项之虚，鲁地是少皞之虚，晋和商分别是实沈和阏伯之虚。在这个古老的分野学说中，太皞、少皞、颛顼都是东方民族的祖先神，实沈和阏伯则是商王高辛氏的后裔。
楚辞《远游》曾把太皞、蓐收（少皞)、玄武、炎神（炎帝）分排在东、西、北、南四方。这种四方之说仍然以东方民族的神灵为方位神，明显表现了商代文化的痕迹。
综上所述，从各方面资料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商民族曾经通过许多途径来建立自己的星空区域理论和大地方位理论。
这些理论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四分的特点。
当商民族成为中原统治者以后，他们吸收中原原有的龙虎二分观念而建立起了四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