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玲 笔名理灵，网名独上月楼；中共党员，退役军人；高级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作协会员，曾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中国检察官文联影视协会副秘书长。
亲爱的朋友，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特定的场合，你在别人眼中，不仅仅是你自己，你的言行代表的是你的祖国。倘若你是一个中国人，你的表现还算上乘，别人就会竖起大拇指说：“哦，中国好！”原来，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有时，她很具体，甚至，就是我或你。不骗你，我有过这样的体验。如果你乐意，请跟随我看三个镜头——
镜头一
那是1995年的秋天，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正在北京怀柔如火如荼地进行，有识之士说，这是一个没有走出国门的国际舞台。
NGO非政府论坛的“妇女与法律”专场，10余名通过全国层层演讲选拔上来的中国女检察官代表正在陆续发表演讲。会场里，坐着来自国内外不同肤色的妇女界代表。因为是自由听讲，国外代表们进进出出，等我上场时，会场只剩下约一半人。
优雅的服饰，自信的语态，加之风韵尚存的年龄，让我看上去大抵气质不俗。因为是“压轴”发言，身后的投影幕布多次出现中国女检察官群体的视频影像，让我那个听上去多少有些呆板的演讲主题《法律监督中的女性优势》迅即有了真实、生动、饱满的参照。
忽的，穿梭于各个专场上的许多国外妇女代表潮水般涌入我们专场，很快，座无虚席，还有人挤在门口站着听，由衷的掌声连绵不断地响起。
当我昂首挺胸、面带笑容走下演讲台，一位坐在第一排始终与我含笑对视的戴着红色礼帽的年轻女子站了起来，她很漂亮，在与会的妇女代表中她显得特别出众。只见她快步走到我面前，一把握住我的手，用清晰地国语一字一顿地对我说：“想不到，中国的女检察官都这么漂亮，这么能干！”
交谈中得知，她是一位菲律宾华侨。
镜头二
那是2001年的夏天，我随同北京市妇联组织的妇女代表团应邀赴德参加一个关于女性权益保障的研讨会。德方参加会议的几乎是一水儿的加入德国籍的女硕士或女博士。中方除我之外，都是市区县的妇联主席。
不知是不是翻译有误，还是对方理解有误，当主持人介绍中方各位妇联主席时，在场的德国妇女都表现出相当的傲慢，很多人连头都不抬一下（后来揣测，她们一定是把妇联当成普通群团组织了，殊不知，她们也是政府官员。在国外，三人以上就可以申请群团组织，社会地位不高）。然而，当主持人向大家介绍我是一名副检察长时，会场出现了莫名的*动，几乎所有在场的德国妇女都在瞬间抬起了头，她们的眼神里写满了惊诧。
自由组合交流开始了，几乎所有的德方代表都聚集在我的身边，抢着问这问那，反而疏远了在国内很有地位的妇女领袖们。
有位女硕士一直用欣赏的目光看着我，趁人少时，小声问我，“你结婚了吗？”这回轮到我诧异，“我这把年纪怎么会没结婚？”“也没离异？”她不依不饶地追问。我坦然地点点头。她瞪大了眼睛说，“我以为中国成功的女士都是没有婚姻的（我猜她想到了吴仪），要不也都离了婚。”我很平静地告诉她，我有丈夫也有女儿，家庭幸福……她竟然流下眼泪，说她在这里一直没找到真爱。虽学业有成，但婚姻失败。她说她好羡慕我，后悔加入了外国籍，硬要送我一幅镶着木框的小型油画和一瓶红葡萄酒作纪念。
交谈中我了解到，在国外，高级司法官员享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不仅高薪且终身制，只有综合素养很高的人才能坐到这个位置上。然而，很多华人哪怕具有很高文凭，也不能轻易融入所在国的主流社会。所以，她们才会对我这个女检察官刮目相看。
于是，我带着骄傲的口吻告诉她们，在中国的检察队伍中，女性检察官将近40%。她们忍不住惊呼起来，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真的提高了！
镜头三
那是2006年初冬，应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政府CEDIM（翻译为：妇女保护委员会或妇女公共政策权利委员会）的邀请，我参加了赴巴西“妇女保护与发展”考察团。
中途在法国巴黎转机。我去了一趟卫生间，在水池前洗手时，我对着镜子稍稍整理了一下发型，不经意发现，身旁站着一位皮肤黝黑的空姐，她定定地看着我，嘴角微微上扬。一套曲线毕露的藏蓝色制服，精妙地勾勒出她前挺后撅的S型魔鬼身材，黝黑的皮肤如同黑缎子一般油亮发光，一双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长而翘的睫毛在她的眼睑下投射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当她发现我也在镜子里仔细端详着她，她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我也以友善的微笑回应。
接着，她用流利的英语向我发问，语句里有一些并不陌生的英语单词，特别是最后一句疑问句里含着一个清晰的发音——“日本”。我猜，她是问我来自哪个国家？是不是日本人？我皱了邹眉头，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很坚决地回答她：“NO，I'm chinese！”
她愣了一下，很快，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洁白的贝齿在灯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泽。她真诚地点点头，用英语清晰地重复了一句“中国”，然后，向我竖起了右手大拇指，吐出一个我能听懂的单词“Beautiful”（美丽）！
中国，美丽！美丽，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