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零零后》（导演: 张同道）海报上的“00后”。
新京报：你的这番话很接地气，也让我颇感意外，曾经的启蒙阵营代表人物，而今却表示慎言启蒙。
许纪霖：所谓慎言，我的真实意思不是要取消启蒙，而是要调整启蒙的方式、启蒙者的姿态。简单地说，就是放下身段。哈贝马斯一直强调，启蒙永远在路上，是一个进行时，它没有终结，哪天它终结了，它就死了。启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我所说的“青春精神”。我对启蒙态度的转变与我的经历和性格有关，因为我在大学做老师，会不断地和学生交流，去了解他们关心什么。我是狐狸型的性格，我的好奇心甚至超过我的学生，网络我也玩得不比他们差，甚至比他们还领先，我总是试图了解和跟上这个时代。
2019年是“五四”百年，六月份北大举行大型研讨活动，前些天我又在北大开讲座，谈“五四百年的悖论；文化自觉，还是文明自觉”，但发现两次来的人都很少，可能年轻一代觉得这些题目太虚妄，不知道“五四”百年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关心时代的大问题需要一种情怀，但现在有这种情怀的年轻人很少。过去，我在大学开讲座，基本上都可以爆满，但是现在要坐满也不太容易，因为学生们要追的不再是知识分子。不过，今天在企业界和职场人士当中，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知识感兴趣，这些人的主体是“70后”、“80后”，他们在财富上已经自由，对文化、历史和现实政策都颇有关怀，他们毕竟在读书时代受到过启蒙的影响。我也明白，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一块领地，不要老想着大一统。
20年前，我在论述哈贝马斯启蒙思想的时候，最后豪情万丈地说：“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今天我还是想这样说。死亡的是传统的启蒙方式，但启蒙精神不死，因为依然有愚昧。如果要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接受启蒙、理解启蒙，恐怕需要改变的是启蒙者自身，对启蒙的内容重新问题化，让启蒙的姿态更接地气，与时俱进。假如你无法改变启蒙的对象，那就改变你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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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精神症候与药方
新京报：你目前开设的得到音频课程“中国文化三十讲”，也是回到古典去寻求思想资源，重新梳理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葛兆光、马勇、杨照等学者也在开类似的思想史或文明史课程。所谓“古典的复兴”为何必要？以及如何可能？
许纪霖：刚才讲，启蒙是提供一套理性和科学的现代知识系统，但是，理性和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今天的中国社会，普遍有一种去政治化的倾向，年轻学生对启蒙问题不感兴趣，认为与自己的生活无关，认为启蒙是一个已经过时的老派话题，是上代人的事，但他们很关心心灵成长和安身立命的问题。
有一次，我请三位年轻老师展开一场关于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一位是佛教徒，一位是儒家，一位是基督徒，现场竟然爆满，远远超过一般的学术性讲座。我发现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心理都很成问题，这些问题很难通过道德教育或心理医生来解决，那只能是镇痛，治标不治本。人的内心是有神性的，都要问一个活着到底为什么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人生教育和生命教育来解决，到轴心文明中去发掘资源。
我开设的“中国文化三十讲”，关心的也是古典文化对安身立命的价值和意义，中国文明中的儒家、道家、佛教都能给人某种信仰支撑，可惜的是现在大学老师教这些内容，都是把它们当作一门知识来教，而不是将其放在人生信仰层面来讲授。仅仅停留在知识层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有一个学生成庆，原来做思想史研究，后来研究佛学，他在上海大学开设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课程，能针对年轻人心灵中的一些终极性困惑来讲授，他的讲法就很能打动人，现在缺的是这样的课程。
新京报：《安身立命》中所写到的知识分子，很多人都陷入过信仰危机，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尤其需要某种精神资源作为支撑。
许纪霖：是的，比如书中写到的林同济就很典型。林同济有三重境界，早年相信进化论，相信世界就是由力所主宰；到抗战期间，他又成为一个肤浅的国家主义者；到晚年，经过各种政治运动的折磨，活下去都需要勇气和信仰，于是他皈依了道家。道家虽然不是宗教，但具有一定的宗教性功能，它告诉人们如何面对生和死，如何把有限的生命融合到无限的自然之中。
林同济（1906年—1980年），笔名耕青，福建福州人，哲学家。
所以，林同济生前最后一次回到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演讲，说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道家。他从一个狂热地投身于世俗事业的儒家子弟，变成了一个出世的道家徒，可见，儒家和道家两种人文哲学，足以支撑起一个完整的人生。儒家教人入世，道家教人超脱，而中国的佛教，特别是禅宗，也是被庄子化、道家化的。有不少人问我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我说就是儒家加道家，它们比较完美地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两面。
新京报：你在大学任教已经有37年，长期与青年学生接触，你对现在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有何观察和评价？
许纪霖：上世纪90年代，我在提出“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概念时，以为“60后”、“70后”是“后文革”一代，和我们这代人不一样，但现在发现直到1985年以后出生的，才形成了典型的“新人类”，而“60后”、“70后”只是过渡的一代。1985年以前出生的，都或多或少地赶上了启蒙的尾巴，在他们身上还有一点我们这代人的影子，但他们同时又有很世俗的一面，夹在两代人之间，因而是过渡的一代。
现在“95后”、“00后”的“新人类”，正是我现在所要教的学生。他们到底是怎样一代人，心里在想什么，说实话，我现在还在不断认识和了解当中，我发现我们完全是两代人，有极大的心理和认知落差。“80后”我还能把握得住，虽然他们也已经很世俗化，但我们还能有一些共同话题和交流空间，但是“95后”和“00后”入场，要找到所谓共同点就很难，当然他们之中也有一些“稀有品种”，也有个别人有这种气质，但是不代表整体。他们都爱看抖音、快手、奇葩说，以及种种我都不了解的二次元，我们的兴奋点不一样。
新京报：你的课他们会喜欢听吗？
许纪霖：我不敢说。现在老师都面临一个困惑，就是怎么给“95后”、“00后”学生上课。他们当中当然也有优秀的学生，但他们关心更多的是知识点，在知识的背后，没有社会和人文的关怀。而我们这代人在追求知识的时候，背后是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作为支撑的。对他们而言，知识就只是知识，更多的人连对知识的兴趣都没有。他们被新的网络环境所塑造，具有碎片化、即时性、后消费主义、后物质主义的特征。不过，也不能说这批人都是很物质的。贪图物质一般是匮乏时代的产物，曾经穷过，就会把物质当作生命，通过纵欲来获得人生的意义。
对这批“新人类”而言，至少对城市长大的孩子而言，从小不愁吃穿，没有匮乏的焦虑感，物质对他们来说也不那么重要，至少不是排在第一位的，他们就想活得更任性、更自由。就像很多公司老总抱怨的，“90后”员工一不高兴就走人。我不想贬低他们，我只是觉得我们之间存在代际隔阂，这恐怕也不是启蒙所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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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研究需要情景投射力
新京报：你做过很多近代知识分子个案研究，也对20世纪知识分子的思想史做过代际考察。要研究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演变是很困难的，首先必须掌握充分的材料，而涉及心灵的材料往往最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其次，每个人都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综合体，即便是身边最亲近的人，我们也不见得能完全读懂他们的内心，更何况一个未曾谋面、只是纸上得来的人物。做知识分子研究，要如何才能把握一个人的思想精髓，接近他们的真实心灵？
许纪霖：我选择的研究对象，大部分都是心灵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们的观念和行动往往有矛盾冲突或前后差异。在他们身上，往往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缩影。研究这些人物通常都具有挑战性，要么挑战智力，要么挑战生活经验和心灵的敏感程度。那些心灵比较简单、思想前后一致的人物，对他们的研究本科生都能做好；而那些心灵和思想都很复杂的人物，则比较难处理，比如我的第一个研究对象黄远生（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就很复杂，我比较喜欢研究这类人物。
黄远生（1885—1915），本名黄远庸，远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时的笔名。
这类人物留下更多的是文本，包括公开发表的文章、著述，以及一些能反映内心的隐秘资料，比如日记、信件、回忆录等等。历史研究需要实实在在的证据，但是，在证据与证据之间是有空隙的，证据链会有断裂的地方，在断裂之处，就需要通过合理的想象和感受去弥补，这恰恰是我使用的方法。
这种方法不是实证的，虽然历史学讲究“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但是，如果没有整体的想象力，即便有再多的证据，也无法分析出一个人完整的精神世界。因为每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都会有很多隐秘的黑洞，这需要靠研究者用心去感受。用陈寅恪的话说，就是“同情之理解”。研究者要设身处地地去想象，似乎你就是他，如果处在当时的境况中，你会怎样去做。凭着自己对生活和生命的感受，以及对现实的感受，去接近他们的心灵。
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做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代知识人和民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是相通的，我们都处于古今中西的紧张冲突之中，外在的境遇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我们内在的语境，即心灵的脉络、思想的脉络、历史的脉络，又是一脉相承的。我们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用傅斯年的话说：“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如果让我去写一个老外，比如欧洲或印度的知识分子，恐怕有难度，因为我无法在他们的情境里面去想象。但是，对于民国知识分子，我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自己一样，会有一种情景投射。当然，这不是文学创作，还需要尊重人物自身的逻辑。
新京报：你所书写的对象涉及领域非常广泛，既包括像曾国藩、张之洞、汪精卫、陈布雷这样具有文人底色的政治人物，也包括像胡适、傅斯年、王元化这样的知识分子领袖，还包括像朱自清、顾城、王小波、史铁生这样纯粹的作家。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是有限的，你如何去“感受”那些并不具备相同经历的人物？
许纪霖：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的叶文心教授，她的导师是赫赫有名的汉学家魏斐徳，她当年做博士论文，导师希望她研究土匪，她就很犯难，她说自己家族里没出过土匪，家族成员要么是经商的，要么是像严复这样的文人。所以，后来她就改成写她熟悉的共产主义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这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在做人物研究的时候，不是什么样的人物都能做，特别是我刚才讲的情景投射的方式，必须找到和你的处境
（包括现实处境和心灵处境）
类似的人物。我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所以，我更能理解知识分子的感受。其实，我最早在大学留校任教的时候，是研究中国民主党派的，但是真正吸引我的不是他们作为党派人士的历史，而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后来我改行做知识分子研究，恰恰是因为对上了我的气质。
我们必须承认，哪怕是第一流的学者，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人不是上帝，怎么可能理解和自己生活完全不相*人物呢？比如，如果让我写底层民众，我只能在观念上很同情底层，但我真的不太了解他们的生活；要我写商人恐怕也不行，因为我的家族里面没有出过太成功的商人，但我的家族里出过文人。
我研究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是纯粹的学者或作家，有的后来从政，比如汪精卫、陈布雷、蒋廷黻、叶公超，但是他们骨子里还是书生。比如要我写蒋介石，大概未必能写得比别人好。我写的大多是偏公共型的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两栖，一方面做学问，另一方面又非常关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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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行恶，是更大的恶
新京报：你以前写过诗吗？
许纪霖：没有，我不会写诗。我的想象力很有限，虽然曾经也是一个“文青”，很想做一个小说家，但说实话，不太成功。我更擅长的是散文，后来之所以还有不少人喜欢我的文章，大概和我早年打下的散文基础有关。
新京报：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读到《顾城：在诗意与残忍之间》时，感到你能将诗人集浪漫与残忍于一身这件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解释得入情入理。顾城本是一个写下大量优美诗篇的童话诗人，最后却残忍地用利斧劈死爱妻并自*，很多人在解释这种极端行为时都难以逻辑自洽，但你在顾城身上找到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并用诗人的“彼岸世界”来解释，你是如何进入诗人那浪漫的精神世界的？
许纪霖：在写顾城的时候，我是蛮冷静的，并不是用诗意的眼光看他。实际上，我和顾城是有点“隔阂”的，我无法想象他，因为我们完全是两种类型。我之所以能理解他，是因为看过太多红卫兵，他们充满了极端的理想主义。要知道，人世间最大的恶，不是以恶行恶，而是以善行恶，因为以善行恶是没有底线的，他们觉得自己代表了善，因而可以为所欲为。
顾城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他非常自恋，有一个理想的彼岸世界，当那个理想世界幻灭以后，最后就走向它的反面。我写任何一个人，都不只是把他作为一个个体来写，而是作为某种类型，顾城也代表了某种类型，表面上富有诗意，甚至让人非常欣赏，但当他沉迷于自己的精神乌托邦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简单地说，就是他缺乏世俗的人生。
顾城（1956年9月24日—1993年10月8日），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寓所用斧头砍伤妻子谢烨致死，随后自*。
如果一个人比较世俗，懂得人情世故，他就能善解人意，能够宽待别人；而一个人一旦缺乏世俗气，不食人间烟火，终日沉浸在形而上的世界里，反而可能做出极端的事情，并且是以某种非常纯粹的名义。我们需要精神的乌托邦，以显示人类文明自我批判和超越精神的永恒价值，但我们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将这种精神乌托邦直接还原为现实。诗意与残忍，有时候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新京报：你写摩罗的《走向国家祭台之路:从摩罗的“转向”看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也让我惊叹。从《耻辱者手记》到《中国站起来》，很多人都对摩罗的突然转向感到无比诧异，但你却从中找到一条虚无主义者寻求精神信仰之路，在变化中找到他的精神底色，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转向？
许纪霖：摩罗和我差不多是同时代人，我们都是从启蒙时代中过来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被启蒙者变成启蒙者，但是后来他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很惊讶。我做人物研究，喜欢做的正是像摩罗这种多变的人物，去追寻他们多变中的不变。像梁启超的一生也是多变的，但在其多变的一生里，有些脉络是一直不变的，这不变的部分，有时候连他们自己都未必有清晰的认识，而这恰恰是研究者需要发掘的。
研究者最高的境界，不是复述研究对象自己已经意识到的部分，而是能够找出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更深层的部分。
我对摩罗这类人并不陌生，他不是唯一发生这种剧烈转向的，但他又是极特殊的一个。他强烈地追求一种绝对信仰的东西，在启蒙时代是人道主义，但人道主义是一套世俗学说，而非终极性的信仰，慰藉不了他对信仰的根本性追求；第二阶段他去皈依基督教，但他骨子里并不是一个世界公民，他关心的还是中国问题，是一个有强烈家国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基督教对他来说是外在事物，没法和自身内在的资源相匹配；当基督教信仰也落空之后，他才有了后来的进一步转向。
他就是这么一步步从虚无主义走过来，不断寻求精神信仰，这恰恰说明今天中国的很多症状都和虚无主义有关。摩罗的例子很具有代表性，他让我们看到一部分民族主义者的心路历程，他只是其中一个愿意坦露自己心意的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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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时代的虚无主义与超越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