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时代与超越精神》（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封面。
新京报：你跟刘擎教授合编过一本《世俗时代与超越精神》，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商品经济和消费主义浪潮裹挟之下，我们迎来了世俗时代，其特征正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从公共生活中消失”，超越精神的衰落成为世俗时代的主流趋势。世俗化既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启蒙所提倡的“理性”和“祛魅”的必然结果，那么，与世俗化相伴随的虚无主义是否也可以说是启蒙的一种后果？
许纪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现代社会是一个祛魅的时代，传统社会总是有各种“神”在人们心里，无论这个“神”是叫“上帝”，还是叫“佛祖”、“安拉”、“天命”，总之，有一个唯一的“神”把社会整合起来，但是现代社会把这个“神”的魅力给祛除了。
不是说现代社会没有自己的“神”要拜，今天年轻一代疯狂地追星，也跟拜神差不多，但是现在大家各有各的“神”。所以说，祛魅的时代是一个多神的时代，这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特点。
启蒙是告诉人们要有勇气公开运用理性，并选择自己的信仰，但并不是每个人的理性都那么强，特别是在旧的价值观被毁弃，曾经决定人们生活的“神”死了之后，新的知识排山倒海地涌进来，就会出现虚无主义泛滥。
我最近在重新研究“五四”，发现“五四”其实是一个“从虚无走向主义”的时代，“主义”是一种新的信仰。但是，新的知识和主义不只有一种，而是有很多种，因而让人眼花缭乱。知识分子在新旧之间徘徊，又缺乏理性的选择能力，于是产生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感到虚无。
新京报：那么，要怎样才能走出虚无主义呢？
许纪霖：台湾的钱永祥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后来成为一本书的书名，叫《纵欲与虚无之上》。他接过韦伯的话说，等到神死了以后，人会采取两种方式来应对，一种是纵欲，一种是虚无。
纵欲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花天酒地，贪图世俗享受，觉得人生就这样了，于是放纵身体的*；另一种是精神性的纵欲，即认定某种主义或理想，把它作为精神依归，相信它是绝对正确不容置疑的真理。虚无同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解脱的方式超越虚无，像李叔同一样出家，或者像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一样自*，这都是源自“文化激变”所带来的精神困境；还有一种是鲁迅式的“绝望地反抗”，他的姿态很特别，有点像西西弗斯，明明意识到没有未来，启蒙也未必有益，他看穿了这一点，但还是一边怀疑，一边反抗。
鲁迅与他的书房。
可以看到，在纵欲与虚无之间,至少有四种不同的选择，这背后都和虚无有关，我个人更欣赏鲁迅的方式。从“五四”到今天，我们处于一个转型时代，过去信仰的大神不断破灭，破灭以后就剩下虚无。虚无的问题一部分是由启蒙带来的。“五四”后期，北大学生林德扬自*，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当时，陈独秀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新思潮也能*人”。不要以为相信了新思潮就克服了虚无，因为即便相信了新思潮，也可能无力改变现实，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实现不了理想，最后还是不能挣脱虚无的枷锁。所以，虚无主义成为一个时代普遍的精神症候，只是各种人回应的方式不一样。
《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作者：许纪霖；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2月）
新京报：偶像坍塌以后，进入虚无和怀疑盛行的时代，启蒙似乎未能解决人的精神信仰问题。在怀疑的时代，人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信仰？
许纪霖：所谓“信仰”有不同的层面，有一个比较浅的层面，我称之为伦理道德底线和政治底线，是非善恶的底线要清楚，决不能虚无，否则就会很可怕。但是很可惜，现在很多年轻人甚至在这一点上都是模糊的，就像钱理群教授批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内心没有基本的价值观，只要能“成功”，干什么都行，这是最可怕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我是一个坚定的反虚无主义者。
所谓“启蒙”所要做的，恐怕只是为大家提供一套道德和伦理底线，解决一个低层的问题，即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更高阶的困境，即人应该做什么？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由一些高级的宗教或者文明来解决。启蒙只能解决世俗层面的问题，而那些心灵深处的终极性问题，则需要依靠一场古典的复兴，到轴心时代的基督教、佛教、儒家、道家和古希腊文明中去寻求答案。答案是开放的，可以各取所需。
作者：徐伟
编辑：罗东
校对：翟永军
封面题图来自《国学研究院》（陈丹青，2001）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