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数字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其中“五行配五”文化有着不寻常的文化个性和价值体系，而我国传统数字文化的核心，恐怕非“五行配五”说莫属，因为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和精髓。五行说始于周代末期，盛行战国时期，并逐渐渗透于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人的思维模式、礼数、医学、音乐等各个领域，它既是思想方法论，又是世界观，成为我国上古文化的代表。本文主要论述了“五行配五”文化的基本含义及其科学价值。
一、“五行配五”文化模式的起源
“五行配五”模式起源于五行说，古往今来，对五行说起源的阐释众说纷纭。前人把五行说的起源归之于先民对金、木、水、火、土五材属性的认知，即为“五材源说”；前人借助于古占星术，称金、木、水、火、土原为大行星之号，即为“天源说”；前人借助于甲骨卜辞，以卜辞中的五方说为五行说之滥觞；后来战国自邹衍将其演化为“五德始终说”；汉董仲舒将其演化成“五行生克说”等等。“五行”观念的产生，实际是初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对物质世界构成的一种最原始、最朴素的认识。人类在求生存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赖以生存的物质，无非是金、木、水、火、土这五大类物质。如果较之印度民族祖先的“风、火、水、土”四色观念而言，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的祖先们对世界物质分类的科学与精湛。
五行中的“五”是指自然界中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行”古人作井，像街道之形，有通路之义，即运行变化。五行，也就是自然界金、木、水、火、土五类物质的运行变化。五行学说是古代的哲学思想，以五行为代名词，归纳、推演用来说明物质世界的联系运行及变化的学说。五行学说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五行的运动变化所构成的。正如《灵枢·通天论》所说：“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那么，古人认为决定这五种运动变化的物质，为什么不是六种、七种？这就取决于古人认识事物的层次了。我们都知道，最初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最初的数字呢，也只有一至五。因为古人在记数时，目光聚焦在一只手上，手上只有五个指头，手可以创造万物，因此，古人认为，五就足够他们记载万事之数了，也就是说，万事之数离不开五。六是五加一，七是五加二，如此类推，可以千变万化，算盘计数就是这个原理。因此，古人从生产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五行，也就统括了万事万物。
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考察，“五行”观念应产生于商代，因为是《尚书·洪范》首先提出五行说。《洪范》中说，周武王打败商纣，俘虏了箕子，周武王向箕子征求治周之策，箕子介绍了治国九大原则，即洪范九畴，其中第一条就是“五行”。可见，“五行”在商代已有较大影响。其次，从人们的认识观这一角度去审视，“五行”观念的产生也是在农业生产社会发展商代时期，因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是水和火，而农耕用的工具是木和金，至于土乃是人们栖息之所，万物生长之本。《尚书·大传》说：“水火者，百姓之求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可见五行的提出体现了古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中国古代先民由五行推及到地之五方，天之五时，人之五官，食之五味，乐之五音等等，一一对应，逐渐形成了“五行配五”的系统观念。其实，古人的五行配五方、配五时，即滥觞于古人对四方与四时的认识。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文章探讨商人的四方观念，并将之与《山海经》、《尚书》、《国语》诸书所记载的“四方”与“四方风”相互印证[1]。明辨四方在殷人的生活中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它不仅关乎宗教，也关乎兴邦邑、建陵墓、促生产、固生活的实际需要，所知方而务事，通神而佑人。然而，空间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总是和时间相连，所谓“四方，四时不体”(《汉书·律历志》)。四方为空间意识，“四方风”则在很大程度上渗透了殷人朦胧的时间意识，殷人在对四方风的命名中渐次萌生了只有在后来才有的春夏秋冬四时观念。四方变五方胡厚宣先生认为产生于商代，四时变五时，有学者认为产生于商代以后。总之“五行配五”观念与时间空间关系最为密切，且在天之五时、地之五方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二、“五行配五”的文化含义
五行说根源于中国人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五行中“五”的地位是极其崇高而伟大的，随着五行说的抽象化和伦理化，中国数字文化中出现了大批以“五数配列”的数字文化，“五”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中最重要的神秘数字之一。
(一)“五行配五”与宇宙图式的构成
我国古代用数字构建宇宙图式的历史由来已久，其中用“五行配五”来构建宇宙图式最为重要。中古先民习惯于把世界上的事物分为五类，而以五为基数方法广泛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以五为纲延伸至各个子目，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理论框架。这样五行的意义大大超出一般的分类方式，而上升为一个哲学思想体系，它包容了时空万物，描绘出一幅纷繁有序的宇宙构成图像，形成了古代先民的宇宙观。在“五行配五”众多的体系中，什么才是“五”数的客观基础呢？也就是说，在五行配五说的诸层面之中，哪一层面的要素客观地就具有这种“五”数特征，并具有这种品类万物，囊括万有，经纬宇宙，贯穿古今的力量呢？答案只能是时间和空间。因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领会世界，认识万物的基本形式，时间和空间是人们的宇宙观赖以奠立的基石。据甲骨文记载，殷人把商朝的领域称为“中商”，而与东南西北四方并列，用五方划分空间和方位。五时其间，也只有四时，即春、夏、秋、冬四时，只是为了与五方“门当户对”，故在四时之外增加了“季夏”，用来与“中央”相对应。这种按五方(四方)和五时(四时)划分空间和时间的时空观是通过原始天文学建立起来的。原始天文学和历法制度这种对人类时间和空间知识的奠基作用，应该成为我们理解“五行配五”宇宙图式形成的出发点。时间和空间是人类领会世界的最基本形式，而时间观和空间观最直观和最原始的表现形式就是历法。人文之初，正是历法，构建了一个社会的时间律和空间模式，规定了人们的时间观和空间观。因此，历法是人们理解宇宙和历史的基本依据。正因为历法分五时(四时)，天文定五方(四方)，五时和五方就成为原始先民在宇宙构成图式中最基本的元素。
(二)“五行配五”与思维模式
包括李约瑟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协调的或联想的思维模式。“五行配五”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本身就是联想思维的产物。像五行与五色的对应：火——赤；水——黑；木——青；金——白；土——黄，很显然是联想的作用。“五行配五”在中国先民这种联想思维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既决定着思维的范畴，又决定着范畴的内容，而这种思维模式正是层级递进的。像五行建立之初是以五种元素为依据，这时的联想思维主要受到元素属性的限定。如《洪范》中记载：“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尚书·周书·洪范》)这都是一些直观联想。后来随着中国人思维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五数地位的不断上升，“五”数崇拜逐渐替代了五元素的主导地位，这种转变为以“五行配五”为中心的联想思维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大量五数配列都相继集合在五行的旄下。诸如五谷、五果、五畜、五禽、五官、五脏、五岳、五音、五味、五色、五臭、五志、五德、五气、五运等等。正是这些无数个“五行配五”系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周密的宇宙哲学系统。因此，中国“五行配五”文化及其相互联系，起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模型的作用，即以一些最基本的“五数”文化学意义为依据，通过联想这种思维，对相关的文化现象做出阐释。
(三)“五行配五”与礼数文化
中国世称“礼仪之邦”，礼与“五行配五”数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礼记·王制》曰：“子五十里”。“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这里的“五十”、“五日”、“五月”的文化内涵，虽然在于计数，但其取值的奇偶性、初值的取定等常常具有较深层的文化背景或伦理意义[2] (p. 254)。《孟子》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其中“五百年”背景复杂，内涵丰富，就历史经验而言，“由尧舜至汤，五百有余岁”(《孟子·公孙丑下》)；“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也；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孟子·公孙丑下》)至战国时，邹衍继承了孟子的思想，并将其发展为“五德始终说”。它用五行相胜推演王朝的兴衰与朝代更迭，并预示吉凶。这种“五行配五”的礼数对秦汉时期的礼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推始终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以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则毅戾法，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这里是说秦始皇根据五德始终理论，认为秦朝应取水德代替周的火德，取“五色”中的黑色作为旗帜的颜色，“五数”(天数：二、四、六、八、十)中的六作为度量的尺寸，“五季”中的冬季改年号，“五材”中的水作为立国之本，等等。这是根据“五行相胜”的顺序推演的，即“虞土、夏木、殷金、周火、秦水”，胜火者水也，所以秦尚水。西汉时，刘邦也根据“五行相胜”的理论，将以前的祭“白、青、黄、赤”四帝改为祭五帝，增加一个黑帝(《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中国古代宗教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随着汉代谶纬神学思想的盛行，“五行相生”之说又有了“虞土、夏金、殷水、周木、汉火”之五数配列，所以汉代推崇红色，称刘邦“股上有七十二黑痣”，为“赤帝下凡，斩白蛇而起”(《周礼·春官宗伯·筮人》)等。王莽篡政时，自称是舜的后代，在五行中属土，在五色中属黄，当代汉而立(《汉书·王莽传》)。农民起义军黄巾军也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这些都是五的礼数文化在五行学说中的运用和体现。
(四)“五行配五”与中医学
中国古代的中医学对五行理论的运用是最为充分和有效的。《黄帝内经》中说：“火者，心也……水者，肾也……木者，肝也……金者，肺也……土者，脾也。“(《黄帝内经·灵枢·热病》)火水木金土分指五脏，这是“五行配五”文化在医学中最基本的含义。《黄帝内经》在总结古代医疗实践基础上，提出治病“五法”：“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此处木火土金水又代表与五脏相关的五种病症。运气学是中医的理论基础，它用五运六气描述气候对人体影响。如《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岁火太过，寒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疟，民病两肋下少腹痛……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民病身热烦心。”这里的木土火金水则代表影响人体健康的五种气候，称为“五运”。古人还运用五行生克关系阐述药性与疾病之间的克制关系及其配伍施治原则。中医认为，五行平衡是人体健康的重要条件，只要土德其养，“水火既济，木金交合”，就能“诸邪自去，百病不生。”(《本草纲目·草部》)若五行失去平衡，便会导致疾病，这时要针对不同情况予以调治。临床上应用五行生克规律制订的治疗原则很多。常见的具体原则有，滋水涵木，益火补土，培土生金，助金生水，抑木扶土，培土制水，佐金平木等等。这里的木火土金水是代表影响人体健康的各种因素和生理病理现象等。五行理论中五数文化与中医学的关系是密切的，运用也是非常普遍的，除了“五脏”、“五法”、“五病”、“五运”之外，《黄帝内经》中提出了近百条五个一组的配列：“如五体、五宫、五液、五味、五劳、五脉”等等。
(五)“五行配五”与音乐
中国民族音乐的基础是“五音”、“七音”和“十二律”。其中五音与五行就有着密切关系。最早记载“五音”的典籍是《管子·地员篇》。书中在论述“三分损益”法时，自宫音开始依次求出了五音及其相互的音程关系。由低到高排即是“宫、商、角、徵、羽，等于音乐简谱的1、2、3、5、6。《鹖冠子·天权》曰：故所肆学兵，必先天权。陈以五行，战以五音，左倍宫商，右挟商羽，徵君为随。”此以“五音”与“五行”相配，乃所谓五数文化在兵家中的运用至少在战国时期。按照五行学说，木、火、土、金、水依次对应于音乐的角、徵、宫、商、羽；方位的东、南、中、西、北；颜色的青、赤、黄、白、黑；五脏的肝、心、脾、肺、肾。《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篇》中就有相关的论述，如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畜鸡……其音角；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畜羊……其音徵；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畜牛……其音宫；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其畜马……其音商；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畜彘……其音羽。我国古代先民，将五行与五音、五方、五色、五脏、五畜分别对应排列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将五音排列成“角徵宫商羽”的形式与“木火土金水”相对应，象征着帝王的宫音居正中央，是中央黄权思想的体现；将五色“青、赤、黄、白、黑”与“木火土金水”相对应，体现了人对五种物质中颜色属性及其功能的初步认识。木象征着植物，属东方，体现春天和青色；火属南方，体现夏天和红色；土属中央，颜色尚黄，体现了至尊的黄权思想；金属西方，体现了秋天和白色；水属北方，体现冬天和黑色(《史记·天官书》)。
将五脏“肝、心、脾、肺、肾”与五音“角、徵、宫、商、羽”、五畜“鸡、羊、牛、马、猪”分别相对应，是因为古代医书中用各种调式音乐来治各种疾病时，是基于情绪的考虑：认为角调式音乐常使人产生悲伤哀痛的情绪，它声如鸡啼，适合于对肝病的治疗；认为徵调式音乐如羊鸣，常使人产生恐惧、惊骇的情绪，适宜于对心病的治疗；认为宫调式音乐如牛叫，常使人产生愤怒的情绪，适宜于对脾病的治疗；认为商调式音乐如马嘶，常使人产生胜利喜悦的情绪，适宜于对肺病的治疗；认为羽调式音乐如猪叫，常使人产生思虑的情绪，适宜于对肾病的治疗。正如《乐记》所云：“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黄帝内经·素向·阴阳应象大论篇》亦云：“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古人将五行与五音，及其与五方、五色、五脏、五畜等联系起来，不仅反映了先民对五数文化的崇拜，而且其中蕴涵着朴素的辩证思维成分。
(六)五行与“二五”数文化
《管子》中有所谓“二五”之数。其《揆度》曰：“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谓事名二？’对曰：‘天策阳也，壤策阴也，此谓事名二。’‘何谓正名五？’对曰：‘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黄赤白黑也；其在声者，宫商羽征角也；其在味者，酸辛成甘苦也。二五者，童山竭泽，人君以数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声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之其国，大夫失二五者之其势，民失二五者之其象。此国之至机也，谓之国机。”五味、五声(音)、五色是经常与五相配概念。所谓“人君以数制之人”，这里的数乃指“二五”。据《管子》所言“二五”文化的含义，乃是天地阴阳五行，这里用来指人君治国之策，而且因涉及民众生活联系之切和国家治乱安危之大，又谓之“国机”。这是“二五”数字文化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具体运用。
三、“五行配五”文化的科学价值
“五行配五”文化在中国古代有着多重的科学文化内涵。一方面，“五行配五”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开放系统，其内容涉及数、理、化、天、地、生、医、音律、历法、度量等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古人以木火土金水五种自然物质的形象、颜色、属性或引申意义为基石，把具有某种相同、相似或相近性质的事物，分别纳入“五行配五”体系的各种事物中，认为它们也按照某种关系发生相互作用。如古人认为五脏相互克制、五音依次演变等。经多种的纵向联系和多重的横向推演，“五行配五”文化实际上已成为世界上万事万物所共有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方式，因此，“五行配五”文化亦有多重的科学文化价值和内涵。
“五行配五”是中国古代宇宙生成的基本模式。“五行配五”是古人对宇宙本体的一种相互认识，也反映了远古华夏民族的宇宙观。古人以“五行配五”的图式来组织整理思想从而解释宇宙，这其中既有神秘主义成分，但又“的确包含了当时积累起来的大量的经验知识，人们很乐意将这些经验知识组织在整套的系统图式结构中，以得到一种理论上(包括从经验认识上和数学上)的理解和把握。”[3] (pp. 159-160)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在思维方式上的经验——直觉式的特征。从哲学史来看，将世界万事万物的本源归结为某一种或某几种具体的物质性的东西，或以数字来组织整理从而解释宇宙，这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古代西方亦曾经存在过。公元前5世纪中叶，恩培多克里继承米利都学派和赫拉克利特学说，提出将水、土、气、火这四种元素看作世界万物的本源，即著名的“四根说”。恩培多克里的“四根说”与远古中国的“五行配五”说已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古代“五行配五”式宇宙生成观的形成与发展，从而造成了以五行图式为代表的早熟型系统论思维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和观念形态等到各个领域的多方面渗透。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这个系统中得到解决。因此，顾颉刚认为：“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宇宙系统的认识，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4] (p. 404)。
“五行配五”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灵枢·阴阳廿五八》中提出了“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理论，进而以“五”为基数，根据五行生克关系阐释自然界与人体生命活动的同步变化规律，将五行文化引入中医学，形成了特有的中医五行说。从中医基本理念的形成到具体治疗原则的确定，处处都贯穿着五行生克关系的逻辑主线。中医选择五脏作为人体最基本的要素，并将五脏与五行、五方、五时、五气、五色、五音、五官、五体、五液、五情、五志、五味、五臭、五声等事物对应相配，建立了“内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的脏象理论。由此利用五行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脏腑间相互联系的规律，以及人体与外在环境的相互关系，从而指导临床的诊断与治疗，成为中医学独特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祖国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医学在“五行配五”的渗透和应用下得到了进一步系统化。
“五行配五”渗透着中央至尊思想。中国古代对帝系的解说中，三皇之后，续有五帝，而五帝之中，中央之帝五行属土，故称黄帝，而黄帝则居其它四帝之上，在流传中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值得注意的是“五行配五”中“五”是基数同时也是变量，“五方”由“四方”衍生而来。在殷人看来，中商的地位高于四方，中商乃中央王国，这就意味着在空间上中央统辖四方，时间上中央早于四方，价值等级上中央高于四方。这种观念是以后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中央集权思想的滥觞，是中央王领属四方藩臣的政治机构的神圣性与合理性的依据[5] (p. 19)。
西周末期思想理论家史伯开始提出：“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史伯尚土观念的提出，一方面使五行本身具有一种等级层次之别，土在五行中的地位由此被抬高；另一方面，史伯在论述五行相杂糅的关系时，搬出了“先王”，认为是“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一观念既是中华远古先民尊祖意识的遗存，也反映了史伯在政治上抬高王权的企图。随着这一观念的发展，战国时期的邹衍将五行与五方、五色相配，认为金、木、水、火、土各居一方而土居中央，黄色之尊的观念使土与黄色的核心地位分别对其它四行的统率作用更为明确，“五行配五”中土与黄色的中央至尊地位也更趋完善。汉朝的董仲舒进一步明确了土的核心地位，他说：“土者，君之官也。”(《春秋繁露·五行相胜》)又说：“土者，天之股肱也，……五行之主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在他看来，“五行莫贵于土，”“五色莫贵于黄。”(《春秋繁露·五行对》)董仲舒的这些思想成为“五行配五”中央至尊思想的最基本理论形式，同时也使五行学说染上了极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窒息了它的正常发展。
“五行配五”模式是中国古代一种辩证的思维形式。归纳和演绎揭示的是复杂的非线性推理关系，属于辩证思维形式。正像李约瑟所说：“五行说，独特地避开了本体而抓住了关系，其中含有辩证思维萌芽。”[6]“五行配五”模式是中国古代取得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它对训练人的思维能力，促进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都曾产生过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胡厚宣. 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J]. 复旦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1).
[2]俞晓群. 数与数术札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3]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顾颉刚. 古史辨(第五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6]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二)[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