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画像。
与其硬着头皮去面对这个难题——对中文读者只是纯粹的假设，对俄国人却是无可回避的事实——让普希金看上去更像他的同胞，无疑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老实说，这种做法也不是俄国人的独创。在北欧国家，耶稣的形象一般是金发碧眼。在南美国家，他则是棕发棕眼。哪怕是天神地鬼，大家也还是希望他们长得像自己。
普希金的情况之所以更为特殊，是因为那些认识他的人，对他的外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坚称，比起诗人，“不可能有长相更丑的人了”：“他是非洲人种的后代，肤色还保留着祖先们的印记，眼神依旧狂野不羁。”又有人认为，诗人“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他的肤色和头发一点也不黑，而是一身白皙皮肤，一头栗色卷发”。这些人看到的是同一个人吗？还是说他们被自己的偏见蒙蔽了双眼，只因为他是黑人后裔就一味排斥他，抑或他是俄国文学的台柱就急着同化他？
唯有一点，几乎所有熟识他的人都会同意。他暴躁的脾气——他“放意肆志”的个性——也是他祖先传给他的遗产之一。“在他身上，”他的一名同班同学说，“非洲人血液中的热情与感性显露无遗。”
他的“非洲人血液”，此时此刻，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从他的身体中淌出。
子弹射穿了他的腹腔，撞碎了他的脊椎骨末端。极寒的天气稍微麻木了他的感觉，但疼痛依然十分剧烈。胃部被射穿是最难熬的创伤之一，尤其当胃液渗入其他器官，高酸性的成分开始损伤所有触及之处。
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有钱有势的那群人会认为，所有的麻烦都是沉不住气的诗人自找的。决斗之所以会发生，完全是由他挑唆而起：普希金让对手忍无可忍。
决斗中的普希金。
既然渴望一决了之的是诗人，他自然爽快地在双方“副手”所起草的决斗条件书上签上了大名，连看都没看就同意了一切
（按照习俗，每位斗士都有一名助手，以确保决斗的公正，并帮忙处理后事）
。两名副手定下的条件，几乎使至少一方的伤亡在所难免：假如双方开枪后没任何“结果”，整个流程就得重新来过。
换作别人，想必会为即将发生的决斗担忧。对于身经百战的普希金来说，不过是小事一桩。即使他在最后时刻流露出了任何情绪，那也仅仅是不耐烦。他不停地催促副手，请他尽快把子弹装好。他想早点给这一切画上句号，然后赶回家吃晚饭，说不定再泡个澡，总之继续以俄国最伟大诗人的身份过日子。
语言的炼金术士：普希金的新型文学语言
这倒不是说普希金缺乏耐心
（他在另一封信中坚持道：“我写作是为自己，但我出版是为了钱，完全不是为了博得女人的笑容。”）
，也不是说他不需要反复打磨
（他的手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
。但他的作品总是朗朗上口。阅读他的文字，宛如念出自己心上人的名字那般，悦耳动听，轻松自然。普希金有本事把文字组合成乐章。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被奉为俄罗斯文学的奠基人。并不是因为在他之前没有出色的作家，而是因为凭一己之力，他让俄语文学在一夜间成了气候。
对二十一世纪的读者而言，这种说法无异于天方夜谭。有多少文化拥有像俄罗斯那样丰饶的文学传统？十九世纪下半叶，俄语小说使得其他语言的作品都相形见绌；二十世纪初，它的诗歌又令其他国家的成就黯然失色。然而，在普希金之前——即十九世纪前——“俄罗斯文学”一词几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朗读诗歌的普希金。
“我们既无文学，亦无好书。”普希金在二十出头时就如此断言。虽然听上去有点自命不凡，他这偏见倒是有不少人认同。比他早一代的文豪卡拉姆津
（Nikolay Karamzin）
就写过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题为《为何俄罗斯文才寥若晨星？》。倘若卡拉姆津提出的解决方法——模仿欧洲作家，再借鉴上流社会女士在沙龙里的机智对话——显得太过肤浅，甚至丢人现眼，至少他愿意正视这一问题。
文化方面的弱势，导致俄罗斯被欧洲精英拒之门外。据说，十六世纪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曾揶揄道：“我用西班牙语和上帝说话，用意大利语和女人说话，用法语和男人说话，用德语和我的马说话。”
这个俏皮段子有好几个版本，在不少欧洲国家都有流传。在几乎所有版本中，德语都被贬损，或许因为它的辅音刺耳，喉音低沉，在门外汉听来难免有失大雅。相比之下，意大利语声调柔滑，如歌唱般优美，常被称为爱情之语，因此适合用来对女人说话。法语，作为欧洲宫廷当时的通用语，自然是外交语言，因此适合男人之间的交谈。至于西班牙语，查理五世把它命名为上帝之语，不仅因为他自己有西班牙血统，也是向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致敬。他掌权期间，旨在消灭异端的宗教法庭正开展得如火如荼。
不过，无论是查理五世的段子也好，其他版本也罢，没有一个提及俄语；它连和畜生交流的资格都没有。原因很简单。十九世纪以前，欧洲的知识分子不会去学俄语。哪怕是受过教育的俄国人也嫌它不够时髦高尚。这便能解释，为什么当时的俄罗斯贵族之间用法语交流。这也是为什么普希金自己也是先学会了法语，才开始接触俄语。事实上，终其一生，法语都是他的交际用语。他用法语和上流社会人士聊天，用法语来追女人。更重要的是，他是通过法语译本才熟悉了莎士比亚和歌德。
创作中的普希金。
他是如此依赖外语，这让他接下来的所作所为更加惊人：他替自己的祖国打造出一种新的文学语言，糅合了当时俄国人使用的两套几乎互不相容的语言体系——俄罗斯方言和教会斯拉夫语。虽然方言是老百姓的日常用语，却被认为粗鄙低俗，不适合用来写作。这么一来，文人墨客只剩下教会斯拉夫语这一选项，也就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仪式语言。由于它记载了经文，自然不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它的语法和词汇在撰写经文之时就固定了下来。这也是它显得格外沉重的原因——它被大量的古语和晦涩的表达方式所拖累。尽管如此，十七世纪的俄罗斯诗人和作家依然舍不得放弃它。普希金的最大创新在于，他把灵巧、现代的“普通话”与纯正、庄重的宗教语融为一体。这种包罗万象又和谐悦耳的崭新风格被俄语作家一直沿用至今。
仅凭此举，普希金就可以在俄国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但也正是因为他的创新，使他难以在不讲俄语的地方受到尊重。说实话，他的诗歌根本没法译成其他语言——即使那门语言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体系可用，比方说汉语中的文言和白话。
最大的障碍在于普希金细腻的乐感。他似乎每次都能找到恰如其分的词：不仅是语义上的，还有语音上的。当然，如何用外语复制一首诗歌原本的音乐效果，是考验所有译者的难题。由于俄语的特殊性质，想要重新“奏出”一段普希金，更是难上加难。相比拥有二十一个字母的意大利语，俄语多了十二个字母。这让它在排列组合上拥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至少在理论上，俄语单词应该比意大利语的要短。事实恰好相反。这意味着俄语里有更多——以及更复杂——的音需要应对。倘若用“弦乐四重奏”来形容意大利语的乐感，在一名大师手里，俄语则可以像交响乐那般壮丽恢宏，而普希金毫无疑问是俄国文坛首屈一指的作曲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