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家生活是中西式混搭，吃西餐看西片，但外婆信佛，家里又设香案，还定期去玉佛寺做法事，母亲信基督，所以家里也过洋节，到时母亲在他们枕头下面，放上圣诞卡片和巧克力。
父亲虽然主要跟日本人打交道，但喜爱收藏字画，一买就是唐寅、郑板桥、张大千等人的，后来收藏的实在是太多了，家里挂画都得轮着挂，一个月一换。
每年夏天还要拿出来晾晒，铺满整整一阳台。
除了藏画，吕父还藏书，他给孩子们置办了个家庭五人图书馆，每本书上都写上姓氏，“吕”字居上方，五兄弟共用的“人”字居下方，中间则依次取五人姓名中的一个字。
这个独特的LOGO是幼子敬人的设计启蒙，让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文字是可以构成图案的，而家里收藏的大量欧洲进口的丝绸样品和设计稿，以及父亲企业的标志、图案等，也让他觉得原来“图形色彩构成，妙不可言”。
吕家五兄弟和父母
按照父亲的规划，老二和老五应该做个画家，但历史就是这样皂滑弄人，它能让你一飞冲天，也能让你凤凰落地。
这样的优渥生活没过多久，家里生意就起了变故，1956年大康印染厂被公私合营，1966年9月更名为国营上海第三印绸厂。
吕公子敬人和哥哥们也是上山的上山，下放的下放，直到10年动L结束，才被调到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画插图。
做的第一本书是《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百分百苏联风格，和他从小接触的完全不一样，出版后接到读者来信说：
“这个画家没认真看文，书中描写的卓娅是褐红色头发，给画成了褐黄色的。”
这次失误让吕公子很羞愧，他意识到作书不光是留下名字，还是一种责任，一时疏忽，一笔错误，违背了文本，就失去设计的意义了。
上世纪80年代末，出于对“日本设计界巨人”杉浦康平作品的痴迷，38岁的吕敬人赴日学习。
在神户艺术工科大学院杉浦康平教授的工作室里，他像父亲当年在印染厂一样，从最基础的学徒做起，一做就是两年，这段经历用他的话讲，是职业生涯很重要的一笔。
杉浦先生认为， 好的书籍设计师，要像导演一样对待文本，一本书就是一个舞台，演员是文字、图像、色彩和标点等。
如何让它们在这个方寸纸上演绎好信息的戏剧，是设计师需要把控好的事，做书不能光看着平面，要里头每一页文字如何表演，后来他将这个理论总结为“书戏”。
从日本回来后没多久，吕老师就辞职下海，成立工作室单干了，理由是体制内束缚太大，无法发挥对书的热情。
工作室的一大功能就是培养学生，不知道身为国内图书装帧界翘楚的吕公子，是否将“书戏”的理念，全数传授给爱徒。
若干年后，在学生吴勇带着强烈自主意识设计的教科书上，我们看到了日本飞行中队战斗机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