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主政时，宋朝迈入了鼎盛时期，国家具备了与瘟疫对抗的强大的人力、物力基础。据传，1054年京师大疫，宋仁宗当即令太医配置药方，并从自己的私人财物中拿出两只犀牛角，其中一只是极为名贵的通天犀。
宋朝在防疫方面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有关防疫的书籍和成熟的治疗方案也是很多，苏轼著有《圣散子方》，北宋的大家沈括《梦溪笔谈》中也有专门涉及医药方面的内容，著名伤寒学家庞安毕生都在研究张仲景的《伤寒论》，并提出了伤寒与温病的不同概念，著作有《伤寒总病论》。可以说，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对疫情有了一种程度的了解，加上中央和地方对公共环境的关注，这些都为防疫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四、崇祯鼠疫
在崇祯年间的京城发生过大规模的鼠疫。因为在明朝中后期，空前少雨出现了全国性的大旱灾。崇祯年间，旱灾愈加频繁。由此鼠疫首先爆发在山西然后迅速蔓延到京城，最后流向江南。《崇祯实录》中亦曾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
鼠疫的治疗得益于当时的一个福建官吏，他发现了鼠疫的治疗办法。他使用刺血法给病人治病。崇祯16年冬天天气寒冷，鼠疫结束。
但是此时的京城已经残破不堪，伤亡惨重。当李自成攻进京城时，城内“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明朝自此消亡，而清朝顺治帝借此入关，清王朝入主中原。
五、清朝天花
清朝天花肆虐，帝王亦不能幸免。清朝有十位皇帝，其中顺治、同治死于天花，康熙、咸丰侥幸从天花的危害中幸存。
天花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古埃及。公元前100年左右，天花传到欧洲和波斯。公元1507年，西班牙殖民者把天花带到了美洲。
中国大概在1世纪左右出现天花记载，其实当时的人们对于天花有免疫。但是为什么爆发在清朝？据史学界推测：满洲人最开始居住在东北，气候寒冷没有天花。但是随着入主中原，接触了关内人，因缺乏免疫力就很容易患天花。
康熙即位后，在太医院设立了痘诊科，广征各地名医；设立“查痘章京”这一职位，负责八旗的天花防治。通过种痘法的广泛推广使用，天花得以遏制。因为朝廷的有效防治，在康雍乾三朝，几乎没有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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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控 措 施 简 述
这里重点说一下唐朝防控瘟疫的具体措施。唐代国力雄厚，官方医事发展迅速。据史料记载，医事机构设立于西周，至隋唐时期，随着政治制度的发展完善，已经颇具规模，到了唐朝，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具体、明确、规范的医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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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政机构的建立
唐朝的医政机构主要是以中央医政机构和地方医政机构为主体的官方医疗救助单位，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担负管理与执行医事任务等，是唐代防疫救灾的主力军。
据《新唐书》中记载，唐代中央的医政机构主要分为三个部门，分别是太常寺太医署掌管全国医疗卫生工作、殿中省尚药局为帝王进行诊疗、太子左春坊药藏局主要负责太子的日常保健。这些机构的设置，各有分工，职责明确，三者之间相互配合，为疫疾的诊治，治疫药物的储备、防疫活动的展开，搭建了相对科学的顶层框架，从而能够很好的控制疫情的发展。
因此，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的医政结构，主要为中央—地方二级行政架构，二者共同兼顾地方政务，当突发疫情时，能够及时、充分地展开救助工作。这种明确的分工，在当时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二、医事活动的开展
与医政机构一样，唐代医事活动的开展也主要是由中央医政机构和地方医政组织协调开展的。其中，中央机构一般负责两项工作，一是日常药物的储备，如《新唐书》中记8载，太医的职能“岁给药以防民疾”；二是遇到疫情爆发的时候，遣医送药，如《医疾令》中规定：“诸医针师，医监、医正量其所能，有病之处，遣为医疗。”从而表现出中央对疫情的关注与重视。
而地方医政机构的工作主要是配合中央开展工作，一是日常疫情的巡逻以及储备药材等。诸州于当土所出，有药草堪疗疾者，量差杂职、防人，随时收采，豫合伤寒、时气、疮肿等药。部内有疾患者，随须给之。二是直接开展救助活动，政府鼓励患病的人在本地就医，并以法律的形式强化。本地的驻军患病，也归本地医官治疗，边防驻地，士兵患病也受到应有的关注。
因此，综上所述，唐代治疫救灾活动的开展，与之前单调的遣医送药、埋葬尸骨等相比，手段已经丰富了很多，相对科学的日常巡防、疫情研判、实施诊疗、综合配药等都有体现。这不仅体现了唐政府对于疫疾认识理念的进步，同时也反映了唐代治疫手段与条件的相对完善。
三、政府主导下的药材市场的发展
唐代经济政治文化等高度发展，这也就催生了唐代药材市场的规范化和商业化。在唐代药材市场的发展中，从种植、采摘、收购到加工，这其中都有政府干预的痕迹。这种现象的产生，表明唐政府对于药材治疫效果的关注与重视，因此必须要对药材市场进行规范化管理。
唐朝对医药市场的管理相当重视，从生产、采购，都有较为细致的介入和干预，从其药品、药效方面分析，有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疫疾病症而设的，这既体现了统治阶层对于疫疾问题的迫切关注，也反映了唐代医疗手段的进步。
四、政府主导下的医籍整理
唐朝医学的发展，继承了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医学遗产，继续增高，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此时在医籍整理方面来说，不仅水平高、质量好，而且较强地呈现了集大成之时代特色；另一方面官方撰修参与其中，从而较大程度地保证了医学典籍的医事水准。如当时所整理的《诸病源侯论》、《千金方》、《外台秘要方》等，对中国的医学发展影响巨大。唐代以后，这三大医书成为中国医学的核心经典。而书中的大多数内容则是涉及疫疾诊治的，从而较为实际地奠定了唐代治疫救灾工作之医学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