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明朝万历年间，大学士王锡爵与来访的顾宪成谈起了一件怪事：“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顾宪成却回答道，社会上也有一件怪事：“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显然，即便是在号称盛世的万历前期，官府与社会的关系也不那么和谐。
事实上，王锡爵和顾宪成所言的“外人”，主要是指受过教育，大多数还有功名在身的地方精英，在这些文化士绅之下，还有人数更多、范围也更广的普通百姓。
在古代，基层老百姓的活动空间并不大，很多人可能一辈子连县太爷都没亲眼见过，想让他们与官府保持一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晚明，社会上的“外人”凝聚成伙，成为“党人”，最著名的当属东林党。在百姓生活的基层社会，同样也有群体组织，但这些组织未必能得到官方的认可。于是，不少民间组织或转入地下，或本就生于地下，成为了见不得光的“暗网”。
为什么会有这些地下组织？他们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又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这些问题值得一谈。
皇权不下县？
在传统时代，最低级别的国家机构是县，所以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但学者普遍认为，皇权不仅能够“下县”，而且很早就重视如何“下县”。
比如热衷于创设制度的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初就非常重视对民间的控制。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乡饮酒礼，希望以此建立长幼有序、秩序整齐的基层社会。清朝皇帝也是如此，康熙皇帝亲自颁行《圣谕十六条》，雍正皇帝大力推广《圣谕广训》，都是力求将治国理念贯彻到基层民间。
朱元璋像
不过，官府的衙门毕竟只设到县一级，治理基层归根结底只能仰赖于社会组织，最为常见的是保甲与里甲。里甲的主要职能是催征赋税、编查土地。保甲则重在地方治安、稽查户口。在明清时期，保甲逐渐取代里甲，其组织虽然源于基层，并由民众自治，看似身处官府之外，但事实上成为国家统治地方的重要工具，与官府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些看似不具有官方性质的基层组织，事实上也和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社学，就职能而言，这是民间自发建立，用于推广文教、普及教育的文化机构。但事实上，社学往往由地方政府兴办，而且是在中央政府的督促之下兴办的。出身贫寒的朱元璋就格外重视社学，建国之后一再下令地方兴办学校。
这些功能性的社会组织之外，还有一类组织不容忽视，那就是宗教。
明清时期散布于民间的宗教非常复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传统信仰皆有流传。国家对这些宗教有一整套的管理体制，王朝统治集团也有尊奉宗教的传统，甚至不乏沉迷宗教的皇帝，比如热衷于道教的明世宗嘉靖皇帝。这些为官方所认可，受官方管理与监督的宗教早已被皇权驯服，不值得统治者再多加小心。
还有诸如黄大仙、狐大仙之类的民间信仰，不少被官方定性为淫祀，明清政府多将其视作陋俗，虽然有思想正统的地方官禁绝淫祀，但更多的情况下，还是听之任之。
还有一类宗教，并未得到国家的认可，却具有群众基础和内部组织，往往活动于地下，具有秘密宗教的性质。国家对这些宗教持有高度警惕，它们往往被称为邪教，比如著名的白莲教。这种秘密宗教影响下的社会群体，脱离于官府的控制范围之外，成为决定官府之外的世界是否稳定的关键。
隐秘而危险的“地下暗网”
明清时期的秘密宗教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的宗教色彩比较浓厚，大多以师徒相传的方式发展宗教组织，以诵经、祈福、消灾为主要的宗教活动。这一类的宗教基本上都来源于创设于南宋初年的白莲教，尊奉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经，供奉“无生老母”的牌位。
第二类宗教色彩相对较弱，江湖习气却比较重，呈现出帮会型的特点。这类组织往往以歃血结盟、焚表结拜为主要的形势，以互济互助、自卫抗暴为口号，在同一类群体中发展成员，他们重义气、讲信用，用江湖的规矩维系内部的团结。
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孔飞力撰写过一部史学名著，主标题是《叫魂》，颇能引人兴趣。书的内容源起于乾隆三十三年江浙地区爆发的“叫魂”事件，这本是民间流传的妖言，却造成了全国性的社会影响，百姓人心惶惶、官员疲于奔命，乾隆皇帝更是几度雷霆震怒。
《叫魂》书影
底层流传的一则妖言，尚能引起如此大的震动，有组织、有教义的教派，就更加危险了。在清代军机处档案中，仅朝廷记录在案的就多达二百多种，活跃于各地的秘密宗教，以及他们构成的社会网络，引起了朝廷大员的高度重视。
秘密宗教无论祭祀的是土地公、土地婆，或是土行孙、猪八戒，绝大多数都持有“末世思想”。在正常的宗教中，末世指的是遥远的未来，人们要在现世中行善、忍耐、修道。但在极端的秘密宗教里，末世不久就会降临，届时刀兵水火交加而下，入教避劫是免于堕入地狱的唯一途径。
与末世思想配合的，还有反对现世的极端思想。正统的宗教与现实世界是相融的，宗教虽然自有一套世界观，但并不排斥现世的世界，两者能够和平共处。但邪教却偏执一端，对现实世界持有强烈的抵触观念，认为现世已经堕落，注定要毁灭殆尽，教徒不仅要逃离现世，还要摧毁现世。
一般民众加入秘密宗教，主要是寻求精神慰藉，秘密宗教也不会把暴力、造反写在脑门上。相反，许多宗教都以“劝善”作为招牌。比如弘阳教，单看其教义，整合了儒、释、道三教中积德行善、劝人学好的诸多内容，以至于有人把加入弘阳教称作“学好”。
然而，弘阳教的学好，并不是真的为了个人的发展，而是借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伦理标准，诱使人们入教。在教义的体系内，富裕不如向善，向善则不如入教，永享极乐的要义在于向教派、教主奉献，这才是最大的向善，才能在末世降临时得到无生老母的普渡，列入仙佛之班。
明清时期许多秘密宗教都是如此，其所谓的修道层次，最终都可以与缴纳金钱相挂钩。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世俗利益，秘密宗教会不择手段地制造教主崇拜。普通民众在生活中遇到困扰，渴望消灾祈福，笃信超现实的神力，而教主们恰恰就能具有这样的神奇力量，事实上就是更高级的神汉巫婆。
“白莲下凡，万民翻身”
教主的神秘力量，加上明面上扶危救贫、互帮互助的福利功能，成为秘密宗教吸引普通民众，特别是生活艰难民众的主要诱因。
秘密宗教一旦有了足够的社会组织网络，集齐了人力、财力与社会影响，就未必再甘于潜藏暗处。在佛经中，弥勒是救劫者，白莲教及其分支由此延伸，形成了“弥勒救世”的思想，并进一步演化为“三佛应劫救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一旦有自称“弥勒”、“明王”的人出现，意味着末世降临、新世开启，摧毁现世的造反就有了现实的依据。
其实，这种以救世主之名煽动反乱的做法，早已有之。早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从道教中衍生的“老君当治，李弘应出”，此后的几百年里出现了无数的“李弘”起来造反。
统治者对此亦是心知肚明，因此明清两朝都高度警惕秘密宗教的发展，即便是诸如“叫魂”的怪力乱神之言，也能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强则顺，弱则反
对于潜藏于地下的秘密宗教，王朝国家并非毫无办法，一旦被朝廷视作威胁，随之而来的就是雷霆手段。比如康熙五十六年，山东兰阳县有人传习白莲教，巡抚得到报告，迅速派兵围捕，抓获习教之人，完全不加审讯，甚至连姓名都不清楚，便立即杖毙，可谓严刑峻法。
秘密宗教潜藏于地下社会，于暗处活动，官府也不止在明面上搜捕镇压。热衷于秘密手段的雍正皇帝就采取了独具特色的秘密治理之法，指示封疆大吏派人潜入秘密宗教团伙之中，借机一网打尽。李卫、田文镜等雍正朝的能臣都是这方面的高手。
《雍正王朝》中的田文镜
康熙、雍正年间，官方对秘密社会的控制效果颇为显著，甚至将其为己所用。比如流传东南一带的罗教，吸引了大量漕运水手，素为官府的大患。罗教以互帮互助、接济贫苦为号召，在运河和水运节点修建庵堂，供水手居住，同时作为传教聚点。
在康熙、雍正年间，罗教遭到了官方反复打击，特别是李卫的惩治下，运河沿线的罗教组织遭受重创。不过，雍正朝并没有对罗教赶尽*绝，而是在剪除其主干力量后，有选择性地加以利用。罗教修建的庵堂被改造为官府视野下的地方公所，仍然供水手居住，但不再用于传播罗教，而是为官府的教化服务。
但到了乾隆时期，这种巧妙的利用就已经不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残酷镇压与极其严厉的惩处。比如乾隆十一年贵州、云南查处秘密宗教，乾隆皇帝特别交代要严加审讯，“按律正法，以昭国宪。不得任其避重就轻”。
乾隆十三年，军机处向省督抚发布上谕，要求地方大员对秘密宗教要时刻留心，决不能稍稍宽纵。乾隆帝特别指示地方官员放手惩处，称被*之人“虽不免太多，然其死皆由自取，亦无足惜”。于是寸磔、摘心、凌迟、戮尸、枭首、斩决、杖毙等等严酷刑法皆被施加于参与“邪教”的人员，而且家族连坐，就连已经去世的也要掘开坟墓、挫骨扬灰。
然而，惩处手段愈发严酷，秘密宗教的发展规模与反抗活动却不减反增。乾隆年间北方有山东八卦教领袖王论率众起义，南方有卢茂、李少敏、赵明德等人发动的天地会起义，台湾更有规模浩大的林爽文起义。就连此前遭受重创的罗教也卷土重来，并在此后持续发展，延伸出了新的组织，大名鼎鼎的青帮就是其中之一。
清朝愈加治理，秘密宗教发展愈盛，形势反转的背后，是国家对基层控制力的减退。当国家力量强大时，自可以软硬兼施收拾秘密宗教，进而控制地方社会。当国力衰退、治理能力降低时，残酷的*戮与恐吓，其实只是色厉内荏的挣扎。
尽管还笼罩在康乾盛世的辉煌中，但官府对基层的垂直控制力却在不断减弱。嘉庆元年，陕西、四川、湖广三省交界处爆发白莲教大起义，终于扯下了康乾盛世最后的遮羞布。
嘉庆以后，秘密宗教的发展更是无可遏制。嘉庆十八年河南、山东、直隶等地爆发天理教起义，二百多名天理教徒竟然攻入了皇宫，紫禁城隆宗门上至今还留着当年天理教徒射出的箭头。嘉庆皇帝深以为耻，称之为“汉唐宋明未有之变”。虽然嘉庆皇帝的罪己诏情真意切，但也未能改变局面。
遏制秘密宗教、消除基层隐患，归根结底需要的是强大政治权力，而日渐陌路的大清帝国已经不再具有这样的能量。也正是由于政治力量的持续颓靡，从秘密宗教到反动会道门，形形色色的地下组织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终于被彻底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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