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梦华录》序言，此一版本为元至正年间浙江刻本，为现存最古老的《东京梦华录》版本，此书原先曾是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珍藏，后来转入陆心源皕宋楼所藏。1907年，售与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元刊本《东京梦华录》由静嘉堂文库影印出版，公之于世。
欲念：梦城的诞生
梦来源于欲念，有时，是尚待实现的欲念，有时，是求之不得的欲念。
东京汴梁，正是这样一座拥集了天下欲念的都城，欲念的杂音与共鸣，犹如看不见的金线在这座城市的闾巷通衢编织出细密的罗网，将人物牢笼其中，为了奔走，为之劳碌，为之创造。万千欲念创造出万千繁华。
《事林广记》中的东京汴梁图。
这座都城本就诞生于欲念之中，虽然论起出身，东京汴梁似乎并不那么光彩，它是拥兵自雄的后梁太祖朱温舍弃了被唐末战火毁败的长安和洛阳，以一己之欲划定的东都开封。这位篡位之君，又被儿子朱友珪弑*，弑父逆子尚未焐热龙榻，又被他的异母弟朱友贞从开封领兵诛*。父子兄弟相残的夺权血斗，让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就染上了血腥之气。之后，它又成为甘为契丹儿皇帝的石敬瑭的东京。石敬瑭的后晋被后汉取代，后汉又被后周取代，是后周开始洗涤这座城市的血腥与耻辱：
“惟王建国，实曰京师，度地居民，固有前则。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同，时向隆平，日增繁盛。”
周世宗兴建东京的诏书，只用“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八个字便轻而易举地抹平了过去数十年来发生在这里的暴戾过往。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养父，后周的建立者郭威在拥兵政变时，为了犒赏这群助他登上帝位的虎狼兵丁，特意下令允许士兵在开封抢劫十日。不到三日，这座城市就“几成白地”。
而这距离他写下这份诏书，还不到五年的时间。
纵使如此，周世宗决定重新书写这座都城的历史。“听民随便筑室”，诏书的寥寥数字，便从开始为这座都城写下了一座世俗之城的定义。他下令拓宽城市道路，将原先侵占街衢的民舍“命悉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坟墓于标外”。
《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可以隐约看到城门上的匾额“郑门”，或应是东京汴梁最重要的城门之一“新郑门”。新郑门位于东京外城西墙偏南，出新郑门向西两公里，南有琼林苑，为春季殿试后帝王赐宴新科进士之所；北有金明池，为皇家举行龙舟争标竞技的皇家园囿，但每年三月初一至四月初八会向百姓开放，民众可在东岸搭建的彩棚欣赏水戏，还可以捕鱼。再向西，则是通往巩义皇陵的谒陵要道。
一个世纪后，史家司马光记录了周世宗的一段对话，他告诉进谏拓路扰民的大臣，自己知道“近广京城，于存殁扰动诚多”，但他情愿“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相信“他日终当为人利”。为了让这座城市配得上帝都的赫赫威名，他下令允许京师百姓沿街起楼阁。一位叫周景的官员，奉旨疏浚汴河时，相中了河畔土地的商业价值，趁机在那里盖起了十三间高楼。一个半世纪后，这十三间高楼已经成为了东京的地标，被东京人称为“十三间楼子”。
周世宗死后不到一年，他的臣下赵匡胤便发动兵变，代周建宋。尽管他以武力政变夺取政权的方式，依然遵循五代旧例，但他却舍弃了另一个旧例：劫掠犒军。“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夺府库，汝等毋得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
赵匡胤的严令，让东京逃脱了易代劫掠的暴戾轮回，也让周世宗在建城诏书中的“时向隆平，日增繁盛”成为了一个后世的预言。尽管赵匡胤曾一度打算将都城迁回汉唐定鼎之地洛阳，但却最终在臣下的谏阻下放弃了这个念头，只留下了这样一句同样等待后世去验证的预言：“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150年过去了，这座都城的民力并未被耗尽，反而随着岁月的累积而愈发繁华。当然，这一个半世纪并非过得平直如砥，1004年秋，契丹大军南下，警报频传，开封城内一夕数惊，赵匡胤的侄子宋真宗在惊惶之下，意欲迁都四川避难，东京也暴露出了它作为四战之地，易于受敌的弱点。
1043年，西夏之战，损兵折将，关中再度遭遇威胁，开封再度处于风雨之境。执政大臣富弼在上奏给真宗之子仁宗帝的奏疏中，再度点明“都城并无险固，所谓八面受敌，自古一战场耳。若四方各有大盗，朝廷力不能制，渐逼都城，不知何以为计？臣每念及此，不寒而战。”这次忧虑进谏的结果，却并未撼动东京作为帝王之宅的地位，只是对开封的城防进行了加固。随着西夏危机的解除，迁都之议再度搁置。
《宋太祖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随着时间的流逝，宋太祖的忧虑越来越像一个遥远的叹息，一次又一次成功躲过危机，更增添了宋人东京作为帝都的自信。早在宋朝肇建之初，一位叫杨侃的文人，便在他的《皇畿赋》中称道东京“大梁，海内之膏腴，汉祖得之，则齐楚之敌败亡相继，咸就擒而即诛；梁王守之，则七国之师不敢西向，尽为馘而为俘。实王气之长在，宜万世而作都也”。
一个世纪后，已经从契丹和西夏两度外患中成功自保，更证明了杨侃对东京的赞美比宋太祖的忧虑，更符合君臣心目中天下承平的“现实”。以阿谀王安石熙宁变法晋身的词人周邦彦，在他的《汴都赋》中对东京竭尽华章玉藻的夸饰。东京是天下四方敬仰的中心，成就帝业之所，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就连那些对中原虎视眈眈，一再造成威胁的北方雄敌，也不是俯首称臣，就是引颈就戮：
“大哉炎宋！帝眷所瞩。而此汴都，百嘉所毓。前无湍激、旋渊、吕梁之绝流，后无太行、石洞、飞狐、句望、浚深之岩谷。丰乐和易，殊异四方之俗，兵甲士徒之须，好赐匪颁之用，庙郊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羣臣稍廪之费，以至五谷六牲，鱼鼈鸟兽，阖国门而取足。甲不解累，刃不离韣，秉越匈奴而单于奔幕，抗旌西僰而冉駹恺伏，南夷散徒党而入质，朝鲜畏菹醢而修睦，解编发而顶文弁，削左衽而曳华服。逆节踯躅而取祸者，折简呼之而就戮。”
佶屈聱牙的堂皇辞赋，宛如遮天迷雾，将整座帝都包裹在一片繁华之梦当中。而这正是孟元老所心心念念的梦中东京的模样，或者说，这座城市确是一个将无尽欲念悉数释放的梦城。
但在这些释放的欲念中，鲜少有人意识到，欲念之所以有实现的机会，恰是因为有人清醒地面对这座城市所面临的忧患。如果不是真宗朝的贤相寇准，以计谋智勇，成功劝谏真宗御驾北征，终于在澶渊签订盟约，换来两国止戈的百年太平，那么东京就永远只能笼罩在强敌凭陵的阴影下。如果不是西北边警，引起富弼等人的忧患之心，加固开封城防，整修武备，那么这座城市依然时时处于难于自保的危机之中。
恰恰是这些面对忧患、时作危言之人，清醒地驾驶这艘巨舟闪避乱石暗礁，才能让稳居船舱之中的那些人安然沉醉于繁华梦城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