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春游晚归图》，图中两排红色交叉的长排路障，即“朱漆杈子”。
昔日君王与百姓共享的御街，如今却将百姓生硬地逐斥在外，成为徽宗皇帝君王独享的御道。孟元老只是平静地记录下了这一变化，并未加以任何评论。反倒是提及那些阻隔百姓进入御街的杈子“里有砖石甃砌御沟水两道，宣和间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孟元老对这一改造似乎颇为赞赏，“春夏之间，望之如绣”。
望之如绣的莲荷花树，取代了喧嚷交易的升斗百姓。对这座都城来说，市容确实得到了美化，但对仰仗小本生意的百姓来说，他们却失去了养家糊口的处所。比起一座繁华帝都的宏伟壮丽，几百个小摊小贩的生计似乎无关宏旨，但一座城市的繁华，并不在于那些奇花异草、金殿华厦，而是系于万千生活于斯的百姓——他们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活力所在。是他们胼手胝足搭建自己家园的同时构建了这座城市的骨架，是他们日复一日奔走劳作的辛劳汗水，涌动着这座城市的血脉，也是他们的所知所感所见所闻，赋予了这座城市以知觉和感触，是万千百姓心底对生活的欲念，成就了这座城市的心灵和希望。
万千欲念昼夜轮转，造就了这座繁华如梦的欲念之城。一个半世纪前，当周世宗决心重新书写东京汴梁的历史时，诏书中“听民随便筑室”一语，证明这位五代乱世崛起的罕见明君，对这个道理了然于心。他没有将私欲凌驾万千百姓之上。同样，当宋太祖决定以严令禁绝劫掠市肆犒赏军队的五代政变恶习时，他也明白，东京百姓的生计，决不能成为自己黄袍加身的代价。
但一个半世纪后，自诩“天下一人”的宋徽宗，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一己之欲当作是东京汴梁，乃至整个天下的欲念。这位笃信道教的皇帝，不会不知道“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只是这句道教始祖老子的箴言，却被他完全颠倒，他或许真诚地相信，他的心声就代表了百姓的心声，而他的一己欲念，就等同于万千百姓的欲念。他期望美化皇宫门前的御街栽种莲荷花树，那么原本在那里买卖谋生的百姓就必须心甘情愿地为之让路。
孟元老未必能感受到这件小事背后见微知著之意，就像他只写下了城市中的繁华太平盛景，却没有描述这座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流民乞丐。
《清明上河图》中正在向行人乞讨的乞丐。
与之相比，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却刻意在角落中描绘了这些东京最底层人的身影。在人烟如织的虹桥上，一个衣衫褴褛的乞儿正在伸手讨要吃食。在车水马龙的城门口，一个乞丐正跪在地上乞求骑马贵人能赏几个铜板。他们是这座繁华之梦的暗面，也是不容忽视的噩梦。即使是在仁宗帝治下的清平盛世，东京城内这般贫苦无依之人也为数众多。1059年的上元节前夕，欧阳修在一份奏疏中写道：
“臣本府日阅公事内，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称因为贫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妇人冻死，其夫寻以自缢。窃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胜数。”
在孟元老生活的徽宗时代，东京城内贫苦无依的乞丐贫民更是不可胜数。但对徽宗皇帝和他的宠臣们来说，这些生活在噩梦中的底层贫民，只是他们眼中千里江山长卷中铺陈在绚烂青绿色彩下的几条墨线而已。他们活着寂寂无闻，死后，倒有可能成为粉饰太平的建筑材料——这一点并非仅仅是譬喻。
1113年，就在东京御街上立起黑漆杈子将百姓隔绝在外的同时，西京洛阳正在大兴土木为宋徽宗修造宫殿，负责监造宫殿的，乃是宋徽宗宠臣蔡京之子蔡攸的母舅宋升，为了取悦皇帝，宫殿数千间房屋全部用真漆涂饰，而真漆的原料之一，就是骨灰。工期迫近“竭洛阳内外猪、牛、羊骨不充用”，宋升竟然决定采取一个骇人听闻的做法：发掘埋葬在漏泽园中无主贫民的人骨作为原料，来涂饰宫殿。
八个世纪后，1972年，洛阳博物馆在洛阳北郊发掘的一座宋代墓葬中出土了二十多块废弃后被用作封门的漏泽园丛葬墓砖，这些墓砖正是当年为宋徽宗修造宫殿发掘出的漏泽园无主尸骸的墓志铭。
洛阳北瑶庞家沟宋墓出土的漏泽园墓砖拓片，证实了史料记载中宋徽宗为营造西京宫殿挖掘漏泽园尸骨作为建筑装饰材料的史实。
万千百姓的血汗尸骸，就这样成为了“天下一人”宋徽宗实现“丰亨豫大”繁华之梦的欲念代价。当1127年的那个冰与火的残酷凛冬来临时，这座繁华之都的美梦也就顺理成章被铁蹄踏碎了，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在毁灭时刻的来临之前很久，东京汴梁就已经是一座在美梦钢丝蹒跚行走的危城，它的下面就是噩梦的万丈深渊，而金兵的入侵，只是在那一刻挥刀斩断了这根本就脆弱不堪的美梦钢丝而已。
当徽宗与他的儿子钦宗以及后妃宗室被金人像犬羊一样掳掠北上，离开这座他自以为用“天下一人”的无尽欲念搭建的繁华梦城时，辗转匍匐于残垣胡尘中的百姓们，只听到车中传出一句声嘶力竭的哭喊：
“百姓救我！”
梦华：可待成追忆
当时身在东京的孟元老，想必很有可能听到了这句哭喊。但他未在书中提及只言片语——战乱、流离、奔逃，对一个战争难民来说，有太多比这句哭喊更惨痛的刀兵生死经历，那对于他来说，或许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提起只能徒惹心伤。
宋徽宗款《听琴图》，其中弹琴者被认为正是徽宗本人，而坐中听琴的两个人，着青衣者被认为是宋末六贼之一奸臣王黼，而着红衣者则被认为是奸相蔡京。
但另一位与他有同样经历的人庄绰，却很愿意以衰朽之年讲述这段残酷的经历。一如他曾经细致入微地记录下东京太平繁华之时那位因祸得福的馓子小贩的叫卖声，他也以同样细致的笔触描述了自己逃难的见闻，“自靖康丙午岁，金人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诸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用。”他讲述了一个打着“忠义”旗号的流贼范温，在接受南宋朝廷招安后率军泛海到钱塘，以人肉为军粮：
“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
他回忆道，以前贼寇以人为食，只在史书上见过唐末朱粲之乱如此，但也只有这一支军队而已，“今百倍于前世，*戮、焚溺、饥饿、疾疫、陷堕，其死已众，又加之以相食”。回想杜甫诗句曾有“丧乱死多门”，如今才真相信此言不虚——“不意老眼亲见此时，呜呼，痛哉！”
这记忆太过残酷，因此，既然侥幸脱生，或许就不要再用这场噩梦时时折磨自己了罢。分明有更美好的记忆可以填充梦境，难道不是吗？
当孟元老写下《梦华录》时，最激烈的战事已经过去，杭州作为临安成为新的都城，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小朝廷不仅赓续前朝的国祚，也试图复制前朝的繁华。杭州成为了另一个汴州。这是新朝天子高宗帝的欲念，也是那些渴慕太平繁华的万千百姓的欲念。东京的欲念，也将成为，而且必须成为临安的欲念。因此，东京汴梁昔日的繁华，也将成为一个曾经存在过的追忆，一个美梦，漂浮在临安的上空，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临安正是东京之梦投在现实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