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长安街路面有多宽,北京长安街宽多少米几车道

首页 > 汽车 > 作者:YD1662023-04-10 14:11:16

图|长安街上的有轨电车

有关部门对长安街的改造,主要集中在定位于长安街功能这个问题上,建设内容就是打通、拓宽道路,适应交通和游行集会的需要。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在美帝国主义的推波助澜下,台湾海峡又起风波。

为了备战的需要,东西长安街红线宽度定为120米,道路断面为一整块板的形式,其主要目的就是在紧急时刻可以起降飞机。

三、修建改造长安街时,为何梁思成屡屡提出不同意见?

梁思成,出生于1901年,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先生的儿子,妻子林徽因亦是中国近现代最为有名的一位才女。

1931年至1946年,梁思成开始广泛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1946年10月系,梁思成受聘为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教授兼系主任。

1948年末,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国民党败局已定。

诸如梁思成、林徽因这些个名人大家何去何从,成了摆在他们眼前的一个难题。

国民党反动派和其他境外势力不止一次给梁思成夫妇写信,说:“北京保不住了,去台湾不保险,梁先生可以把全家都接到美国,如果想去英国、澳洲都可以。”

梁思成先生斩钉截铁地回答:“共产党都是中国人,都要盖房子,我要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

话虽如此,几十万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队控制下的北京,让梁思成先生整日忧心忡忡。

他担心的不是自己会不会遭到战火波及,而是担心城内这些古建筑会不会因为遭到战争的波及,全部损毁殆尽,那将是全人类的一大损失!

就在此时,张奚若老先生带着两名解放军代表,趁着夜色到清华园梁思成的住所。

几人刚一见面,解放军代表就摊开了一张军用地图,请梁思成先生在地图上标出重要的古建筑,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他们带回去给*军的领导进行定夺。

一贯视古建筑为生命的梁思成,当时十分惊诧。

他原本认为共产党军队如同国民党一样,根本不爱护管理这些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

当解放军准备进攻北京时,部队领导却派专人向梁思成请教北京哪些古建筑值得保护,一下就拉近了梁思成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距离。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最大力量。

1949年5月,北京早已解放三个多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刚一上任,他就四处写信邀请国内建筑专家来北京筹建国家建筑设计机构。

给同学的一封信中,梁思成激动地说:“中国这次真的革命成功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光明而伟大的,把腐败的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拯救出来,前途是光明的。

现在北京已经安定下来,已经开展建设工作,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以后需要大量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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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伏案写作的梁思成

1949年5月22日,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在北海公园成立,梁思成很快就制定了一份《城市的体型及其计划》。

这份计划的本意是吸取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把工业区全部挪到市郊。

1949年9月,梁思成致信当时的北平市市长聂荣臻元帅。

他希望聂荣臻市长能同意北京工业区全部移至市郊,即建设一个新的北京,把老的北京城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的方案。

1950年2月,梁思成与中国著名规划学家陈占祥,共同向北京市政府递交了他们草拟的《关于中国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

梁思成、陈占祥建议:从长远发展考虑,北京的行政中心应该放在京城西郊,把拥有众多文化遗址的旧城完整保存下来。

当时的梁思成先生非常焦急,因为他看到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内城新建十多所高等院校与大量校舍。

还有多座工厂分别在老城的西北部和京城东郊开始建造,导致城内外交通大量增加,机动车辆急剧增多。

老城墙、城楼、马路中央牌楼,成为妨碍城市发展的障碍,是必须拆除的目标。

鉴于此,梁思成、陈占祥不同意有关部门拆除这些古建筑。

他们说明:这些城墙、城楼、牌楼都是北京古都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每座建筑至少都有大几百年的历史,与北京故宫、三海都是古都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拓宽改造长安街,修建到景山前街西段时,建筑部门遇上了困难。

因为景山前街西段必须经过中海与北海之间的金鳌玉桥。为了畅通这段主干道,有关部门主张拆除团城。

在讨论会上,梁思成详细说明了团城的价值,有关部门完全可以在团城西面建筑新的桥梁,拓宽路面解决问题。

不过,梁思成的建议还是没有得到批准。会议结束后,梁思成直接找到周总理,详细阐述自己的意见。

周总理没有怠慢,亲赴现场,采纳了梁思成的意见,在团城西南新建大桥,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长安街为何要在团城这里拐了一个弯。

只可惜,团城是保住了,前门外大街、东四、西四,长安街上的牌楼几乎被拆除一空,令梁思成非常难受。

不久之后,梁思成陷入了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漩涡中。

梁思成仍然认为:北京市的城墙不但不应该拆除,应该保护整理,与护城河作为一个整体计划。

城墙不仅是一段古建筑,还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北京人民同甘共苦的象征。

1952年年底,北京外城城墙因妨碍交通被陆续拆除。

1955年之后,东西长安街已经初步竣工,包括双塔寺、牌楼,还有一系列古建筑都被拆除。

梁思成此时反思检讨自己,说犯了*经常提到的“矫枉过正”的错误。

四、梁思成不同意拆除北京古建筑,*又是如何拍板决定的呢?

梁思成、陈占祥、林徽因等人之所以不同意拆除老城墙、牌楼等一系列古建筑,目的非常纯粹,就是想维护这些老祖宗留下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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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正在拓宽改造的长安街

按照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方案,北京内城全部保留下来,任何一段城墙都不能拆除。

机关、工厂、学校全部挪到东西城郊,等于建立了一座新的北京城。

为此,梁思成给出的说法是:“解放军当时发起平津战役时,宁可流血牺牲都要保护古建筑。现在当家做主人,也不能去拆除北京城。

没有解放之前,北京内城住了40多万人,当时交通似乎没有那么拥挤。”

说穿了,梁思成认为解放前北京城是什么样,解放后也得是什么样。

从长远角度考虑,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想要发展,不进行大修大改那是完全不行的。

解放前北京内城40万人民的生活质量如何,梁思成未必不清楚。

解放后大家都翻身做主,难道还像过去一样,吃水都得从城外去买,基建设施一塌糊涂,遇上刮风下大雨,下水管道全部堵塞污水反流吗?

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中心任务。

建国之初,党中央主要考虑尽量快速恢复生产,提高经济,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

当时老百姓的就业、复员军人安置问题都摆在政府面前。

1950年,*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手指着广场以南,兴奋地对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说:“将来从天安门上望过去,四面八方都是烟囱。”

召开省市领导会议时,*一再叮嘱他们:“只有发展成生产城市,才能解决大面积就业,提高市民生活水平,增加政府财政解决一系列问题。”

从这两段话不难发现,*关于城市建设的想法,与梁思成有极大差别。

梁思成想把北京老城全部保护下来,建成文化旅游之城,却没有实际考虑到几十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站在实用的角度,选择大力发展城市工业,提高经济与人民生活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拆除一些古建筑那是在所难免的。

我们可以假设,当时*、周总理同意了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古城保护方案,其结果无非就是国家大动干戈,在北京东西两个城郊修建大量工厂、学校、政府办公机构。

还得拿出一大笔财政,用来维持北京内城四五十万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维护这些古城墙、牌楼等古建筑的日常修缮工作。

这些钱从何而来?北京财政包括整个中央财政能否承受得住?

这么大个北京内城放着不用,固执地保留其“原汁原味”,这难道不是一种铺张浪费吗?

就算咱们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不去破坏,倘若有一天战争真的来到,这些古建筑能否经受住反动派的两颗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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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出席开国大典

到那个时候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与其这样,倒不如在旧北京城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结语

*最爱中国历史,每到一处必要浏览当地的名胜古迹,他老人家绝对不会故意拆除这些古建筑的。

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是著名的学术派和理论家,与*看问题的方法肯定不同,其结论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只能这么说,*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凡事为人民着想。

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关于北京建设方案,不适应当时环境。

正如*常说的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按照当年梁思成设想,北京不是工厂林立,到处冒着黑烟,应该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

现如今,由于咱们国家经济已经腾飞,类似于“梁陈方案”的北京新建设管理办法,早已写进了北京市总体规划。

在前门的大马路上,一系列仿古建筑建立起来,几段明代老城墙准备复建。

此情此景,相信足以告慰梁思成、林徽因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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