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开放与社会包容性增强，离婚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经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姻的束缚，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2015-2018年审结一审离婚纠纷案件近600万件。根据司法大数据报告，2017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为140余万件。离婚纠纷案件数增加，感情不和（77.5%）、家庭暴力（14.9%）为主要原因。其中73.40%的案件原告为女性，婚后2-7年为婚姻破裂的高发期。夫妻双方仅一方意愿离婚的案件占比为91.09%。
2.2 无奈：社会压力、婚育成本
在中国传统观念下，结婚意味着，婚前彩礼、房产，婚后还房贷、生育等一系列问题。而当前高房价、高教育支出导致年轻人在婚姻面前望而却步，大城市尤为明显。
房价快速攀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1998-2018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上涨至8544元。2004-2018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25.8万亿元，增长16.1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8年为54%。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47.6%，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8.6%增至88.4%。
教育成本明显攀升，“教师减负、家长增负”，接送、育儿压力增大，导致家长承受时间、精力、财力三重负担。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更贵的私立幼儿园。2001-2019年全国公立幼儿园占比从60.1%降至38.4%，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从83.1%降至43.8%。此外，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有的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
2.3 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出生率降低、性别比失衡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出生率下滑，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出生率下滑长期影响适婚年龄人数，进而导致结婚对数下滑。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90后）人口大幅下滑，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结婚率的计算公式，结婚率=某年结婚对数/某年的平均总人口数×1000‰，分子下滑影响结婚率下滑。
未来十年的结婚主力持续减少，或影响结婚率持续下降。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2016年出生人口升至1786万，但2017年下滑至1725万，持续下滑，2019年为1465万。1979-2019年人口出生率从17.8‰降至10.5‰。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结婚主力人口见顶。
男女比例自计划生育后严重失衡，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进而影响结婚对数。198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男性：女性，女性=100）为107.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
3 客观看待中国婚姻现状
3.1 正面效应：促进单身经济兴起
民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人，约为英国、法国、德国人口总和。其中超过7700万名成年人处于独居状态，预计到2021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9200万人。
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追求高品质、高质量、高消费的生活，助推新消费模式、以及促进文娱、宠物消费。单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费；尼尔森的《中国单身经济报告》显示，42%的单身消费者为悦己而消费，远高于非单身消费者（27%）；单身消费者中97%会选择网购，62%更倾向于点外卖。此外，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特点，注重自我投资。关于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22%的单身消费者期望去读书，18%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17%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13%、11%和14%。同时，在对未来一年的消费意愿预期方面，分别有16%和14%的单身消费者更愿意在自我提升和运动健身多花钱”。尼尔森数据显示，单身群体注重感情寄托，在就餐、娱乐的支出意愿高于非单身群体；此外单身青年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未婚人群占比达57%。根据《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报告，2019年我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2024亿元，较去年增长18.5%，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消费规模达486亿元。
3.2 负面效应：降低出生率、加重养老负担
在晚婚的同时，晚育现象也日益突出，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大概会影响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8.0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2-29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3-30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59.1%。并且，1990-2015年30岁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32.3%。
晚婚晚育、不婚问题加重中国养老负担，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制约经济活力。中国将逐渐成为世界上养老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2015-2019年中国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约为14.5%，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17.2%，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53。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自2012年见顶后逐年下滑，从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9年的13.4个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区域差异较大大，2019年有16省养老金入不敷出；黑龙江、青海、辽宁、吉林和内蒙古仍低于中央调剂制度规定的可支付月数警戒线。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2019年缺口达433.7亿元。
4 政策建议
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减少因为娶不起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改进住房、教育、医疗问题；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应全面放开生育，长期有助于扩大适婚年龄人口。
4.1 从居住、就业、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
一是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完善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新人地挂钩，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二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三是加大财政教育保障性支出。探索建立从*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四是托育服务供给和津贴保障。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同时，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
4.2 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
“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中国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中后期出生人口尚处于35岁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龄，特别1990后的出生人口尚处于25-2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旦错过第三轮婴儿潮，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则将事倍功半。
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这种担心正如当初某些人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出生人口将迎来暴增，但实际并非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0、2015年中国乡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4、1.27，其中2015年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61、0.53、0.13。这意味着乡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也不强，愿意生二孩的也没有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