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个人来说，婚姻是情感的升华，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对于社会来说，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
但近年来，多种选择和无奈之下，中国人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随着社会发展，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认为婚姻是束缚。另一方面，高婚育成本使年轻人实现家庭变得更加困难。从人口角度看，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在削减适婚年龄人数，结婚“主力军”减少。“婚都不想结，还生什么孩子”，正成为一批年轻人的选择，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重是互为因果的。
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婚姻现状、原因及影响，并提出建议。
1 中国婚姻现状
1.1 结婚少了、离婚多了、结婚晚了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离婚率持续攀升、初婚年龄推迟。具体来看，
一是结婚对数和结婚率自2013年开始下滑。2013-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813万对，2020年同比下降12.2%；粗结婚率从9.9‰降至5.8‰。其中，《201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9年初结婚人数从2386万降至1398.7万人，再婚人数从307.9万升至455.9万人、复婚对数从29.9万对攀升至61.9万对。
二是“晚婚”现象突出；25-29岁接替20-24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主力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2005-2019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9.7%，25-29岁从34.3%升至34.6%，30-34岁、35-39岁、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9.9%、4.9%、3.9%增至17.7%、8.1%和19.9%。
三是离婚对数和离婚率长期持续攀升。1987-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攀升至373万对。2019年同比增长-7.7%；粗离婚率从0.5‰攀升至2.6‰。
1.2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结婚率下滑越明显
2013年以来，中国多数地区结婚率出现下滑。但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与GDP大体呈负相关关系，也受人口流动、老龄化等因素扰动。具体来看，
一是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低。2020年上海、浙江、山东、福建、广东、河北结婚率全国倒数；其中，上海、浙江、山东排名倒数前三，分别为3.7‰、4.3‰和4.8‰。此外，北京结婚率5.2‰，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七，低于全国平均5.8‰水平。
二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高。2020年西藏自治区、青海、贵州、甘肃、云南、宁夏回族自治区、结婚率全国排名靠前，超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藏自治区、青海省、贵州省、排名前三，分别为9.2‰、8.8‰和8.0‰。
三是受人口流动和老龄化影响。中国“深度老龄化”省份分别为辽宁、上海、山东、四川、江苏、重庆、浙江、安徽。老龄化严重的省份，适婚年龄人口相对较低，如果长期存在人口流出，则导致结婚率下滑更加明显。山东、辽宁结婚率分别为5.3‰和5.9‰，全国排在倒数第三、七位；2013-2019年山东结婚对数下滑超45%。而人口流入的老龄化省份，结婚“主力军”相对较高；四川、重庆、安徽结婚率分别为6.4‰、6.6‰和7.7‰。
四是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流动也会影响离婚率，往往经济发展较弱、人口流出严重的地区，离婚率相对较高。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动摇感情基础，是导致离婚的重要原因。黑龙江、吉林、辽宁离婚率分别为4.0‰、4.0‰、3.2‰。
2 选择还是无奈？
2.1 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社会包容
本科及以上高等学历在校学生人数攀高，受教育年限增加引发“初婚推迟效应”。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2019年博士在校学生数32.67万人增至42.42万人，硕士在校学生数从158.47万人增至243.95万人，硕士及博士学历占比10.81%增至14.06%。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年限延长推迟就业平均年龄，进而推迟结婚平均年龄。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20年的9.91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0岁上升到2016年的25.4岁;男性同期从24.1岁上升到27.2岁。
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对婚姻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98-2019年，普通高校中在读女生占比从38.3%增至51.7%，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开始占主导地位。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2000-2015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从154万攀升至590万；其中，2015年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占比高达11%，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