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蝯翁日记》道光十五年九月廿八日所涂“王氏琼箫同行”一行，见《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8册，第67页
日记涉及较多私密事，丢失之后，作者难免忧心忡忡。签赠本虽附着文字不多，可片言只语，毕竟包含许多相对私密的关系与情感，故许多人矜慎对待，也并非无因。不过这种顾虑，倒像是现代社会的专属，揆诸古代中国，似不多见。
三、前贤无签赠本之忧
中国古代未尝没有签赠本，但古人遭遇这等尴尬却少得多。想来，这与中国古人赠书有别于今人大是相关。传统文人的签赠本，往往是个人著述的稿抄本。作者把著述文字编为一集，在刊刻之前，先将稿本或抄本寄送给师友，请他们批校斧正，或题署书名等。师友们在阅读批校之后，往往将签赠本送还作者。
为便于说明，笔者以一些珍稀孤本的签赠往还为例略为述说。近代湖南著名文化世家——攸县龙氏家族后裔龙绂慈（龙湛霖之子，中国现代邮政事业开拓者之一）著有《杜园诗录》稿本，由其后裔珍藏。此稿本共两册，第一册封面乃章士钊（1881-1973）题签。由此可知，诗册曾由龙绂慈呈章士钊指正，而章士钊题签后即予掷还。龙绂慈另有一册《杜园诗册》，则请著名诗人程颂万（1865-1932）斧正。程颂万毫不客气，大加评点，题跋云：“大作清迥绝尘，时出新意，颇近青邱七古。叠韵至七八篇，才思不竭，笔力过人，殊不多觏。承命加墨，不揣固陋，间有献替，惟希裁定。力进于古，必张吾军。幸甚跂甚！丁卯重九前二日颂万拜读于海上。”据跋语所示，1927年，程颂万应邀对龙绂慈的诗稿费心圈评。程颂万的褒扬诚然有些过当，费心的点评也确有许多。从中可见，签赠本原有些讨人说好话加以吹捧的意思，只是也并不拒绝善意的批评。遗憾的是，因各种原因，龙绂慈的诗册最终未能印行，而我们也无缘看到龙绂慈把刻印好的诗集呈政程颂万了。
章士钊为龙绂慈《杜园诗录》题耑，龙氏家族后裔供图
如上所示，签赠本回到作者手中后，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最终将师友的意见吸纳，再行刊刻。故而与签赠的稿抄本相比，刻本面目一新，除了偶尔保留一些评点文字外，其他的意见都隐隐地被消化吸收了。此时，作者再将全新的刻本赠给师友，由于另有书信等函件说明，就不在书上写什么赠语。如此一来，也就避免了签赠本外流的现象。与古人办法相呼应，则现代出版业有“样本”和预印本的规制予以传承。图书样本多在编辑手中，一般人不易得见。倒是科研论文的预印本，通常由作者和出版社将拟出版的论文事先印行若干部，分赠师友，这些出版品就被称作预印本。师友阅读预印本，可以随时提建议，作者和出版社在吸取师友等人的意见后，最终定稿开印。预印本事实上承担了古代签赠本的基本功能，可惜这一颇有意味的出版样态并未很好地继承下去。因为这个出版环节的遗失，如今大家签赠书籍给对方，主要目的大概就不在求教，而纯粹是“强迫”对方一览了，当然，在签赠者的初心，是完全出于好意的。
基于如上缘故，我很爱古人的签赠本，毕竟他们有许多真诚的批改意见，合乎“求教”“呈政”等签赠文字的本意。如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张祖同（1835-1905）《湘雨楼诗抄》稿本三册，即是张祖同请王先谦、陈三立批阅后返还者。张祖同，字雨珊，同治元年（1862）举人，为清末管学大臣张百熙伯兄，以词作名世。此稿本无题名及目次，“共收诗一百四十一题一百六十六首”。是书首页为光绪己丑（1889）王先谦题词并题诗一首，书末页有光绪乙酉（1885）陈三立跋。书中陈三立、王先谦等人墨笔圈点批改诗作达89首。书末有“先曾祖雨珊公遗著，舜九珍藏”一行字等，知曾经张祖同曾孙张舜九珍藏。从南京大学所藏稿本可知，张祖同生前曾将所作《湘雨楼诗稿》交王先谦、陈三立批阅，两人批阅后随即返还。此书后藏张祖同家，直至最终进入公藏。通观起来，古代所谓的“呈政”“请求斧正”之类的表述，寓意往往在此。而假如一本书已经刊刻，再去赠送他人，虽作者谦逊地渴求斧正，怕最终所愿只是虚文。
古人送书给他人，由于珍护书籍，大概很少在书上写赠言。当然，在双方并非没有记录。只不过那些备忘往往藏在日记或其他杂册中。如清嘉道时期的梁章钜（1775-1849），以《楹联丛话》而负盛名，梁章钜在《楹联丛话》刊刻后，大肆赠阅。仅梁氏日记所附《〈联话〉送单》所载，就可见梁章钜送出144部《楹联丛话》（据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统计）。梁章钜送书的对象包括林则徐、贺长龄、麟庆等人，这部分藏书当有流入各公藏机构者，然而现今各馆藏的《楹联丛话》上，并未见梁氏题语。可见，在古人而言，赠书就是赠书，却不必在书上添那么几笔赠语的。
《梁章钜日记》所附《〈联话〉送单》，载《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513-514页
或许正因为如此，如今我们判断一本古书的递藏情况，往往需要借助书目文献、序跋、藏书印章、书札等信息，而很少能直接从古书的签赠信息上有所收获。古书上关于书籍赠与情况的介绍，并非没有，不过多藏在序跋题记中。而序跋题记的文字往往不是赠书人所写，而是受书人写下来作纪念的。今藏河南安阳图书馆的一册方苞《望溪集》刻本，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感人的赠书故事。
这部《望溪集》是乾隆十一年方苞弟子程崟（1687-1767）所刻，为清代戏曲家吕公溥（1727-1805）旧藏。卷二前有“新安吕公溥藏阅”，并钤有“赐书楼”“仁元”等印章。书中有吕公溥题记云：“此余亡侄燕征所赠也。岁甲戌嘉平，湖南常德署中与侄晤别，许以此书赠余，未几而侄没于粤西。阅十四年，其妇方遵其意，补赠于家。翻检之馀，不禁泪下。妇为百川先生孙，望溪之侄孙也。戊子仲春，寸田子吕公溥笔。”寥寥近百字，道出一段曲折的赠书故事。
方苞著《望溪集》，清乾隆刻本，河南安阳图书馆藏
吕公溥为河南望族新安吕氏后裔，据其跋语介绍，这部《望溪集》是其侄吕燕征（前吏部右侍郎吕耀曾之孙）所赠。参以王永宽先生《明末至清代新安吕氏家族世系及支派考略》一文，考得其事大略为：乾隆甲戌（1754），吕燕征随其父吕肃高（康熙五十九年举人，时为常德知府）在常德府署，吕公溥走访乃兄。临别之际，吕燕征许诺将《望溪集》赠与吕公溥。未料，不久之后，吕燕征就在广西去世。又过了十四年，吕燕征的妻子方氏，践诺前言，将此书补赠吕公溥。翻检赠书，吕公溥不禁百感交集，既为侄子早逝而伤感，也为这场长达十四年的赠书而唏嘘。令他感慨的，大概还因为吕燕征夫妇与《望溪集》颇有渊源。因吕燕征妻方氏乃方苞之兄方舟（字百川，1665-1701）之孙女。由于这些缘故，这次赠书的意义就不止于书籍的赠予，还包含了亲情的传递。然而饶是如此，遍寻这部《望溪集》，我也未见吕燕征夫妇的题赠之语。
看来，只要诚心送书，赠书者又何必大喇喇写上几笔，以为这次赠书留念呢。今天的签赠本，每多作者签字，可其中又不知有多少出于商业因素或人情的逼迫，反倒不如不着一字来得情真意切。好在，送书而不签字的赠书理念，又不独古人为然，今人赠书不留名者也所在多有。寒斋藏有一册近代诗词大家陈曾寿（1878-1949）之子陈邦直（1910-1965）所著《味冷斋日记》，印行仅十册，就中记载陈曾寿《苍虬阁诗续集》刊刻历程，并有龙榆生、启功、周煦良等人珍贵史料，而陈氏家族后裔慷慨赠予我时，并不落一字。旧家遗风，其来有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