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唐朝名将高仙芝和封常清逝世
756年1月24日（农历十二月十八）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王朝之一，于汉西域都护府故境先后创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作为主管西域的边政机构，存在约一个半世纪之久。而其中曾主持西域事务的高仙芝和封常清两人，为唐朝统一西域安定边疆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高仙芝，祖籍高丽，即当时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 按时俗以国名为姓。 先世归唐，父高舍鸡为安西四镇十将、诸卫将军。 高仙芝为美男子，擅长骑射，少年随父至安西(今库车)，以父功补官，年二十余即拜将军，父子并班为伍。 天宝初年，升任安西副大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其年尚不到三十岁。 这时，封常清前来投奔他。
封常清，蒲州猗氏(今山西临猗)人，自幼失去双亲，与外祖父相依为命。 外祖父因犯罪被流放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门，闲暇时常在城门楼上教他读书。外祖父去世后，年过三十又孤贫无依的封常清内心苦闷， 见高仙芝出行时前呼后拥，官服华贵，威风凛凛，非常羡慕，于是慨然投书，求为随从。封常青首次随军出征，大获全胜，他就在幕帐中暗自写出一份详实全面的捷报，高仙芝读罢感到不谋而合，不由得大为惊奇，从此对封常清另眼相看。
此前十余年， 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征服了帕米尔以西克什米尔地区的大小勃律国，于是其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控制。作为唐朝的西大门，大小勃律的失守不仅阻隔了唐朝与帕米尔以西中亚各国的交往，而且对安西四镇构成直接威胁。 唐朝数次发兵想恢复失地，因大小勃律地处深山，易守难攻，每次均无功而返。
公元747年(天宝六年)，唐玄宗李隆基命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军再伐勃律，并派宦官边令诚监军督战。高仙芝正好大显身手，率万余骑兵从安西出拨换城(在今阿克苏)，经握瑟德城(在今图木舒克)、疏勒(今喀什噶尔)，入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跋山涉水，分兵三路，攻破吐蕃重镇连云堡，*敌五千，生擒千人，缴获马千余匹及大批军资器械。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深为高仙芝的壮举所叹服，在《西域考古记》中写道：“我觉得可惜的是这位勇敢的中国将军竟不在隘口建立纪念碑之类的东西以志此事。”监军边令诚不愿前行，高仙芝自统精兵继续疾进，直抵小勃律国，俘虏国王及公主，留下镇军后班师。高仙芝升任安西节度使后，保举封常清为录事参军、节度判官，又加朝散大夫，主管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等物资装备与后勤保障事宜。封常清处事果断，勤俭敬业，赏罚分明，深得高仙芝的信任。
公元750年(天宝九年)，高仙芝再次发兵葱岭，俘虏了亲吐蕃的劫师国王勃特没，另立其兄素迦为劫师国王，解除了镇守小勃律唐军的危困局面。 次年秋，高仙芝率三万多骑，深入七百余里，与大食(阿拉伯阿巴斯王朝)军队会于怛逻斯城(汉代称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塔拉斯)，两军相持五天后，唐军中的葛逻禄部临阵背叛，与大食夹击唐军，高仙芝大败，只率数千人仓惶奔回安西。 这场战役既没有影响到唐朝与大食之间的关系，对当时西域的政局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然而，怛逻斯之战后，被大食俘虏的唐军士兵中有一些造纸工匠， 将中国发明的造纸技术开始传向西方，在世界文化史上引起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由于怛逻斯之败，高仙芝被征召入朝，改任河西节度使。 封常清为四镇支度营田副使，升任安西副大都护、安西节度使。 据已发现的考古资料，天宝时期，唐在安西即库车一带屯田规模宏大，水利建设成效显著，府库充盈，主持其事的封常清功不可没。公元 753年(天宝十二年)，封常清率师讨伐小勃律东南的大勃律国，大获全胜。
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封常清入朝获得嘉奖，又兼任北庭节度使。 身兼两镇，集权力与荣耀于一身， 达到了人生与事业的巅峰。 他勤于国事，兢兢业业，不断奔波于安西、北庭(今吉木萨尔)之间。著名诗人岑参颇得封常清的赏识，被任命为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在他气势磅礴的诗歌中，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有关封常清的诗篇。 作为安史之乱前主政西域的最后一任唐朝名将， 封常清秉承朝廷方针，守葱岭以为西界，与大食化解积仇，保持互不侵犯关系。 安史之乱中，大食还曾派兵助唐平叛。此外，封常清还平定了金山(今阿尔泰山)葛逻禄叛乱与播仙(今且末)吐蕃之乱。他南征北讨，马不解鞍，功业赫赫。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高仙芝被封为封密云郡公。天宝年间，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南下反唐，唐玄宗惊恐，急派入京朝见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赶赴洛阳募兵迎战。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飞骑、彍骑及朔方、河西、陇右等兵，又出禁中钱召募了关辅新兵，计5万人。封常清兵败，十八日(即公元756年1月24日)，边令诚到了潼关，先把封常清叫来，向他宣示了敕书，将其斩首，暴尸于芦苇之上。高仙芝又看了看死去的封常清，叹息道：“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则引拔子为我判官，俄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夫!”言毕被*。高仙芝是唐玄宗时期的著名军事将领。他镇守安西，为维护唐西陲的安全做出了贡献。他退守潼关，暂避敌锋的战略有利于阻止叛军西进长安。但由于宦官的诬陷，唐玄宗的偏听偏信，遂致身死，令人惋惜。另外高仙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唐朝之所以失去在西域的统治，高仙芝也是有很大一部分责任的。
②京剧表演艺术家程长庚逝世
1880年1月24日（农历十二月十三）
1880年1月24日，京剧表演艺术家程长庚逝世。程长庚(1811～1880)，名椿，谱名程闻檄，清朝同治、光绪时期技艺非凡、声名赫赫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工文武老生，是徽班进京后由演唱徽调、昆腔衍变为京剧的十三位奠基人之一。
曾被清末画家沈蓉圃绘入《同光十三绝》画谱。他曾任三庆班主，同仁尊称其大老板。曾任精忠庙庙首，三庆、春台、四喜三班总管。他腹笥渊博，能戏300余出，他与四喜班张二奎、春台班余三胜，为京剧第一代演员的三位老生杰出人才，虽比余、张享名较晚，但其威望极高，并称老生三杰、老生三鼎甲，程长庚名列"三鼎甲"之首。被称为徽班领袖、京剧鼻祖。
程长庚，名椿，谱名程闻檄，一名闻翰，字玉山(一作玉珊)，号荣椿，乳名长庚。道光年间入京，曾先后居住宣南石头胡同和百顺胡同，享名后寓所名四箴堂。祖居安徽怀宁石牌镇，清嘉庆十六年农历辛未十月初七日出生于潜山县王河镇程家井，为程氏51代裔孙。幼年在徽班(三庆班)坐科，道光二年(1822)随父北上入京，始以《文昭关》、《战长沙》的演出崭露头角，后为三庆班老生首席演员。同治，光绪年间任三庆班班主，同行称其为“大老板”。曾任“精忠庙”庙首，三庆、春台、四喜三班总管。工文武老生，腹笥渊博，能戏300余出，代表剧目有《文昭关》、《捉放曹》、《战长沙》、《华容道》、《战太平》、《群英会》、《取成都》、《龙虎斗》、《镇潭洲》、《八大锤》、《法门寺》、《天水关》和昆曲《钗训大审》等。他与四喜班张二奎、春台班余三胜并称老生三杰、老生三鼎甲。程长庚名列三鼎甲之首。
为京剧艺术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清光绪五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日亥时殁，葬于彰仪门（今广安门）外石道路旁北侧。
程长庚出科于徽班，自然他所学的同样具有徽班演员的特点，那就是文武昆乱不挡，十门角色都能拿起来。由于他有这样扎实的根底，所以能演剧目十分丰富，不仅老生本工的正副角色，他都会，而且武生戏、净角戏也都能演。即以他的靠把戏来说，五种颜色靠戏的角色，他都能演。
程长庚唱腔，脱胎于“徽调”，取法于楚调，兼收昆曲、山陕梆子诸腔之长，溶汇为“皮黄调”，却以徽音为主。当时称徽派。倦游逸叟在《梨园旧话》中说他“乱弹唱乙字调，穿云裂石，余音绕梁而高亢之中又别具沉雄之致”。他的嗓音内行话叫“脑后音”，他讲求字正腔圆，不事花哨，直腔直调，沉雄爽朗。他的唱和念法，是柔寓于刚；发声吐字，安徽的乡音土味较浓。
程长庚的做工身段，一招一式，都是遵循老徽班演法，绝不稍逾规矩。他的投袖（单投袖），扬袖、捋髯等小身段，也无不讲求“端凝肃穆”。他的表演善于体察人物的性格、身份，注重表现其气质、神采，做功身段沉稳凝重。
代表剧目有《文昭关》、《捉放曹》、《战长沙》、《华容道》、《战太平》、《群英会》、《取成都》、《龙虎斗》、《镇潭州》、《八大锤》、《战樊城》、《鱼肠剑》、《取南郡》、《让成都》、《举鼎观画》、《状元谱》、《法门寺》、 《安五路》、《天水关》和昆曲《钗训大审》等。能反串花脸，有时还为何桂山演出《白良关》配演“小黑”尉迟宝林（尉迟恭）。他演关羽戏，特别注意唱工，做派着重神威端庄，身段不多。他对演出剧目的选择极严，认为不合情理，和历史上太无根据的戏，如《武家坡》、《回龙鸽》等薛平贵的戏，都坚决不演。
他一生多演出忠义节烈爱国内容的戏，多扮伍子胥、岳飞、鲁肃、祢衡等气节人物，因英法联军入侵而口吐鲜血。由于认为诸葛亮空城计有失他的风格，所以从不演《空城计》，认为反二黄太过于悲凉，所以也不唱反二黄。程长庚改革剧场陋习，比如站台、养娃娃（即相姑之类的）并且不让在演出时叫好，也不让吸烟，否则停止演出。净化了舞台风气。
他在晚年，为了培育第二代，曾筹办三庆大科班。他的教育方法，如春风化雨，随地而施。“京剧”老生新三派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都是他的弟子。他曾创办四箴堂科班，培养出陈德霖、钱金福等京剧演员。而老杨派的杨月楼（杨小楼之父），不但是程门高弟，并且继承为三庆班主。他的传人还有卢胜奎、殷德瑞（专演靠把戏）等人。
③慈禧立端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谋废光绪帝
1900年1月24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四）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月24日， 清统治集团谋行废立光绪帝的已亥建储事件发生。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企图废黜光绪帝，因西方列强阻挠未果。遂依荣禄建议，用立“大阿哥”即皇储)办法迫使光绪帝退位。
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立端王载漪子溥隽为大阿哥。诏下后国内舆论哗然，上海绅商各界和维新人士联名通电反对，并号召各省抗争。各国公使提出警告，拒绝入贺，废主计划被迫搁置。以旧历计，时在光绪二十五年已亥，故称“已亥建储”。
④中国新闻记者、报刊主编、新闻教育家恽逸群出生
1905年1月24日（农历十二月十九）
恽逸群，中国文化、新闻界的杰出战士；恽逸群名钥勋，江苏武进（今常州）人；1905年1月生，1921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因家贫辍学；1925年参加国民党；192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他投身新闻界，先后在上海《立报》、香港《生活日报》、上海《导报》、《译报》任编辑、总编辑等，并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建国后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总编辑兼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1955年因所谓“潘、杨事件”被捕入狱，备受迫害折磨，1978年12月含冤逝世，终年73岁；1980年始获平反昭雪，1982年恢复党籍和名誉。
恽逸群(1905年—1978年) ，原名钥勋，字长安，逸群。1905年1月24日生，江苏阳湖上店镇寿山村(今武进马杭乡)人。
4岁入私塾，15岁进常州东吴第五小学中学预备班。16岁，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修科。18岁，在无锡电话公司当练习生。20岁，回家乡任小学教员。五卅惨案中参加国民党，任武进区、县党部常委。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家乡坚持地下斗争。以家中田产抵押，创办逸仙中学。任中共武进县县委常委。1928年任中共武进县委*，被捕。出狱后组织农民协会。10月，任中共宜兴县县委*。1929年，在上海开办沪西外语补习学校，8月去浙江，在省立湘湖乡村师范任教。1930年，任中共萧山县县委*、中共浙江特委秘书长。回家乡，在乡村师范任教，在灌云响水口中学任教。1932年8月，又到上海，进新声通讯社任记者，从此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2月，与陆诒等编辑《记者座谈》周刊。1935年8月，参加上海《立报》，先后任编辑、评论记者、主笔。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立报》迁往香港，改任上海《大美报》编辑。1938年，任《导报》副刊编辑、副总编辑、总编辑。同时兼任《译报》总编辑。还为《华美晨报》、《大美报》、《循环报》撰写社论。1939年9月，去香港，任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编辑、主任。与郑森禹合办《二十世纪》半月刊，发表《吴佩孚评传》；兼任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教授。香港沦陷后，1942年，经韶关、金华回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工作。任上海编译社社长、《中国周报》主编，撰写《中国内幕异闻录》。1943年，为《新中国报》撰写星期专论。1944年，他在袁殊创办的建文出版公司，任编译所所长。被日本宪兵队以“共党嫌疑”逮捕，因无证据，八个月后释放。
日本投降后，到华中解放区。继范长江后接任《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及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1947年2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秘书，兼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第一副社长。1948年在山东《新华文摘》上发表《三十年见闻杂记》，后改名《蒋党真相》。1948年8月，任济南新民主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公布43名战争罪犯名单，凭记忆连夜写出战犯的简历，各报竞相转载。
1949年5月，在上海主持接管《申报》和《新闻报》。任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兼华东新闻学院院长。1950年，又兼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
1952年，被错误地停职检查，开除党籍（其原因为1951年因报纸漏登一则斯大林致*的贺电而被撤职，张春桥顶替其职位）降为华东新闻专员办事处秘书。
1953年，调北京，任新华辞书社副主任，新华地图社副总编辑。1955年，筹建古籍出版社。5月，因潘汉年冤案株连被捕，关押十年半。1965年，被派到江苏阜宁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
“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专政”对象，从事重体力劳役，积劳成疾。仍将馆藏万种图书分类编目，装订修补。逆境中写下有胆识的极为精辟的《平凡的道理》、《也谈儒家和法家》等论文。
1973年8月，他在写给老朋友胡愈之的信中，为十八年来的变故而感慨，为金仲华、范长江、孟秋江等的自*而愕然。虽然他自己的遭遇非笔墨所能形容，但他却庆幸自己“既未抑郁萎顿而毕命，亦非神经错乱而发狂。”他说自己平生以“不为物移，不为己扰”自律，经过二十年检验，没有背弃这一承诺。
1976年“文革”结束后，71岁的恽逸群以老病之躯几乎是乞讨进京申冤，但是无人闻问。1978年，他再次进京，才见到胡耀邦。胡表示一定为他的冤案昭雪。中组部根据他本人的意愿，先将他安排到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金陵百日”，他垂暮之年、病弱之身，却热情未减，试图完成“三十年政事见闻实录”，修改《蒋党真相》。可惜天不假年，这年12月10日晚上9时他在南京中医院与世长辞了，终年73岁。
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先后撤消1965年的判决，宣告恽逸群无罪，这时离他去世已一年零四个月。
1982年上海方面撤消1952年对恽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他的党籍。
1984年4月，公安部宣布为他平反昭雪。
赵朴初先生曾在视察天宁寺时作诗云："心持半偈瞿秋白，西游纪实恽逸群”，给予恽逸群极高的评价。
恽逸群，著名新闻学家、文化学者；原名钥勋，字长安，一九零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江苏省武进上店寿山村。先世六代业医，其父毓思转入仕途，急公好义，闻名乡里。
逸群五岁进私熟读书，八岁读完“四书”，九岁读“五经”自学《史记》、《二十二史约编》。十一岁时，他独自寄宿离家八里远的另一私熟就读。二年后，他先后两次与“文社”的数十名私熟先生会文（作文比赛）且总是第一个交卷，均名列第一。翌年，常州城里有名的“三益文社”举行会文，参与者是二百余名塾师和中小学教师，并由“江南才子”名进士钱振鍠评卷，他的成绩亦名列前茅。从此，他在全城文人中崭露头角。十五岁时，他经《常州日报》社社长恽丁戊介绍入常州新文化运动主将毛槎任校长的洋学堂读书。十六岁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因家庭衰落，经济困难，一年后被迫辍学到无锡谋生。工作之余，阅读《社会科学概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等进步书籍。不久，他结识武进同乡、中共无锡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杨锡类和共产党员陈叔璇，常在一起研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议论国事。
一九二四年冬，恽逸群遵母嘱回常州与刘寒枫结婚。翌年夏，在“五卅”运动影响下，毅然只身去上海参加反帝斗争。后经同乡恽雨堂介绍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回常州发展国民党党员的任务。回常州后他在家乡上店胥城寺（即龙潭庵）创办上店小学，并以学校为活动据点，宣传“三民主义义”，发展国民党员。经数月努力，在城乡建立国民党区党部十七个，并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八月，经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侯绍裘、乔心泉（两人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后被国民党*害）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三月，恽逸群与常州国共两党其他*一起日夜忙碌，具体部署迎接北伐军进常州。二十日下午，他带领工人、市民、学生三千余人，高呼“打倒列强，消灭军阀”、“铲除土豪劣绅”等口号出城迎接北阀军进城。两党在体育场召开欢迎北伐军万人大会，恽逸群致欢迎词并庄严宣布他起草的铲除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内容的《市民十大要求书》。会后，为实现十大要求，他派共产党员杨锡类任县警察局长，收缴 “商团”枪械，武装工人纠察队；发动各行各业成立工会，开展保障工人正当权益斗争；农村成立农民协会，开展抗租抗税斗争；妇女成立妇女协会，提倡男女平等，并在城乡开展禁烟、禁赌活动。同时，接收几家反动报纸，创办《民国日报》。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形势突变，共产党转入地下斗争。为隐蔽、集聚革命力量，恽逸群把乡下家中七十亩田地抵押，得款一千银元，并借款数百元后在市药皇庙内（现中山门小学）创办逸仙中学，聘请国民党左派陈一梦任校长，推国民党右派李渺世为董事，以作掩护。聘曾任中共无锡独支*的杨锡类为总务主任，自任训育主任。十八位教员中有共产党员六人，学校中共支部*由他秘密兼任。一九二七年九月，中共武进县委正式成立，恽逸群担任常委、宣传部长。
翌年春，中共武进县委在上店寿山村恽逸群家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恽逸群任县委*。不久，他被国民党逮捕，经营救出狱后调任中共宜兴县委*。一九二九年三月，调上海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是年夏，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携妻带子赴浙江，任中共萧山县委*。不久调任中共浙北特委秘书长。为恢复党的地下组织，他整天整夜工作，其妻刘寒枫为负担家庭生活在学校代课，无暇顾及五岁的儿子则竞，爱子终因患白喉未及治疗而早卒。
一九三二年八月，他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先后任新声通讯社，《立报》，《生活日报》编辑、主笔并与袁霄逸、陆诒等举办由范长江、夏衍、石西民等数十人参加的定期（每月一次）记者座谈会。不久，他在《大美晚报》上开辟《记者座谈》专栏，抨击新闻统制政策，呼吁新闻自由。他与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等著名爱国人士联名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杨潮、范长江、徐迈进等发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亲任总干事兼秘书主任。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午夜，国民党当局秘密逮捕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七位救国会*，恽逸群得知消息后，以巧妙的曲笔和标题当晚就写成消息，第二天见报后立即轰动全上海、全中国。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人心惶惶，时局蒙胧。他对国内国外形势深入分析后，在他为《立报》撰写的评论中毅然提出论断：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中国决不会成为“西班牙第二”！几天后这一预见得到证实。从此，《立报》评论被认为是舆论界权威而受到国内外报刊重视，驻上海的塔斯社奉命逐日把《立报》的评论用电报拍回莫斯科。对如何取得抗战胜利，许多人为节节败退的局面而失望。他在《立报》的评论中对必须坚持持久战，采取游击战术，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鲜明见解和精辟论述，以鼓舞军队和民众的抗战信心。
上海沦陷后，他奉命留在敌后进入挂美商招牌的《大美报》任编辑，同时又在用英商招牌出版的《导报》、《译报》分别担任主笔、总编辑，每日为两报撰写评论外，还为《大美报》、《华美晨报》组织全部社论。在此前后，他经常与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刘少文约会，密谈党的最新指示，分析国内外形势，挑起上海宣传舆论重担。他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中坚持战斗，曾被国民党当局列入暗*黑名单，但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处，夜以继日地工作，使沦陷区民众在黑夜中看到光明，听到共产党的声音。
武汉失守后，汪精卫发表鼓吹投降妥协言论，恽逸群立即在上海《导报》发表《异哉汪精卫之言》一文，揭露汪精卫的汉奸嘴脸。这是全国第一篇声讨汉奸汪精卫的檄文，赢得了广大读者和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日伪特务又将他列入暗*黑名单前列，奉命对他绑架暗*。但他一身凛然正气，视死如归，始终坚守岗位。
一九三九年六月，共产党通知他转移到香港，主持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工作，并编辑《二十世纪》杂志。在此，他撰写了许多文章，把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根据地斗争情况及时传播到世界各地。当时，国内许多民主党派成员和进步人士因避迫害而云集香港。他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一九四一年五月，他和茅盾、邹韬奋、范长江、金仲华等九人联合发表《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痛斥投降妥协派的阴谋和对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他重返上海，打入《新中国报社》和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为共产党收集许多重要情报。
一九四四年十月，被日本宪兵逮捕，备受酷刑，于日本投降前获释。后奉命赴苏北解放区，先后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新华日报》（华中版）等新闻机构领导工作。一七四七年任中共华东局政治秘书，代理宣传部长并兼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和《大众日报》总编辑、社长。他经常与新四军政委陈漱石，军长陈毅一起研究、讨论华东局的重要问题。
恽逸群知识渊博，对中外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典故、人物如数家珍。他文思敏捷，日写数千言，下笔如神。夜间，多家报社派人到他处取评论文章，他总是叫来人稍坐，一挥而就且无需修改。他惊人的记忆在新闻界可谓首屈一指。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新华社公布国民党四十三名战犯，他全凭记忆，几个小时就写出了每个战犯的别名、籍贯、年龄、派别，第二天在报上发表，中共*和新闻界称他为“活字典”、“百科全书”。他对中国近代史有深入研究，曾出版《外蒙问题考察》、《抗战国际知识》、《吴佩孚评传》、《杜月笙论——从一个人看上海社会和中国政治》、《中国内幕异闻录》、《蒋党真相》等著作和后来出版的《恽逸群文集》均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他对中国的新闻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除发起成立新闻学会、新闻协会外，为培养新闻后备力量，他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先后在香港、苏北解放区和上海等地创办和主持了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华东新闻干部学校、济南新闻学校、华东新闻学院等八所新闻院校，并亲任校长、院长，亲自编写讲义，亲自授课。根据他讲稿整理出版的《新闻学讲话》曾是新闻干部业务学习的重要教材。
一九四九年春，他随军南下，上海解放后任《解放日报》社总编辑、社长、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等职。同年九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参与选举政府*。
他为人坦诚，谦恭，平易近人，乐于助人，而自己生活俭朴，一世清贫。他秉性刚直，原则性强，对上级工作能及时提出建议。在华东局的多次会议上，对华东局*饶漱石认为正确的政策性问题也敢当面提出不同意见，对错误的东西从不随声附和。他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大公无私，嫉恶如仇的思想作风曾博得陈毅等多数人的敬佩和赞扬，但亦为个别领导所不容，以致后来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受严重的打击报复。在不准申辨的情况下，被无限上纲，遭撤职和开除党籍处分。
一九五三年三月，调北京任新华辞书出版社副主任，并主持新华地图出版社工作，同时兼任古籍出版社筹备处的筹备工作。
一九五五年，潘汉年和杨帆蒙冤被捕，他受牵连入狱。经一年半时间侦讯，查明与所谓的“潘杨事件”无关，但仍无辜羁押九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最高法院遂判他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力三年，不发判决书，不得上诉。十二月八日释放时严嘱“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被捕经过和判决书内容。遂发配苏北阜宁县中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每月生活费三十七元。
不久，“文化革命”开始，成年累月地挨批，罚做力所不及的劳动，终因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哮喘和肺气肿，且无人照料，但他没有頺丧，没有畏缩，仍怀着坚定的信心，对国计民生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文化大革命怪论层出不穷，忧心如捣……终不甘心也不忍袖手旁观……”。
他读了林彪为《*语录》作的《再版前言》深感不安，在给中央某领导的信中指出：“武器（指理论）可以*敌人，也可以*朋友，*自己兄弟，也可以自*……”他对“四人帮”搞个人崇拜十分反感，一九七三年他在《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一文中指出：“凡把国家最高*神化的，必定有奸人弄权，篡夺权力。
粉碎“四人帮”时，他已七十二岁，苍老衰弱的他曾长住常州二姐恽荃家。他计划在有生之年分门汇编《中国社会史资料》，计划撰写《民国史话》并将《左传》、《史记》译成现代语。
他受上海辞书出版社委托，日夜为新版《辞海》（古代世分册）写了三百多条三万余字的修改意见，后全被采用。一九七七年四月，他去上海与阔别数十年的旧友、同事相叙，当《人民日报》大批判组人员知道深谙江青、张春桥历史的恽逸群在上海时，对他作了专题采访。
不久，《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批判“四人帮”的长文，文章内容就是根据恽逸群的谈话写成的。同年六月，他拄着拐杖，回到已离开几十年的家乡上店寿山村拜访乡亲，小住月余。他把当时不合理的耕作制度、农民疾苦、收入低微等所见所闻秉笔直书，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央主管财经工作的邓子恢。
一九七八年四月，他去北京，受到胡愈之、夏衍、黎澍、孙冶方、梅益、姜椿芳、郑森禹、陈克寒、徐迈进等数十位旧友的热情接待，受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的亲切接见和热情慰勉，并说“你的冤案平反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先工作再说。”即在平反报告上亲批：“此案必须平反。”谢冰岩要他留北京主持新闻研究工作，姜椿芳要他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胡乔木认为他对近代史的知识丰富，要他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从事近代史研究。中组部随即为他办理调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的手续。他在南京工作仅三个多月，终因旧病复发，乏人照料，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晨溘然长逝，终年七十四岁。
一九八零年四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分别宣布撤消对他的判决，宣告无罪，给予平反。
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共上海市纪委作出复查结论，并经中纪委批准，撤消一九五三年给恽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日，公安部又宣布一九五五年后恽逸群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二十余年，应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同年五月十二日，举行恽逸群骨灰覆盖党旗仪式，宣读长篇悼词，新华社和各大报都发表了消息或悼念文章。
综观恽逸群的一生，他身上既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子忧国忧民的优秀传统，更凸现出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爱国爱民、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恽逸群学识渊博，观察敏锐，才华横溢，文笔犀利，尤其是记忆过人，人称“活辞典”，是一位优秀的新闻出版工作者。
生前著有《新闻学讲话》、《外蒙问题考察》、《抗战国际知识》、《吴佩孚评传》、《中国内幕异闻录》、《蒋党真相》等。
后人编有《恽逸群文集》、著有《恽逸群传》等。
⑤中国经济学家卓烔出生
1908年1月24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一）
卓炯，1908年生于湖南省慈利县国太桥镇。1924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初级班。1926年冬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学兵团。1929年，就读省立三中高中师范科。1931年考入中山大学教育系，后转入社会系，攻读政治经济学，受业于王亚南、何思敬、邓初民、周谷城、杨东莼等进步教授。1935年获社会学学士。同年秋入广东学海书院，攻读研究生，研究明史。
1936年至1938年，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广东民族抗日先锋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四战区主编《新建设》、《阵中文艺》杂志，还写了一些小册子，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1941年回中山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与王亚南共同钻研《资本论》。1946年，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党组织通知他转移到香港，后侨居泰国曼谷，任南洋中学校长兼中共支部*。1948年9月回国，在云南参加地下党组织的人民武装斗争。1949年3月，任云南省人民反蒋自卫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
调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政策研究室工作。1950年5月任南方大学第一部主任。1953年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学习室副主任，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致力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先后写出《政治经济学学习提要以《十大经济政策解说》等专著，提出计划经济的基础是商品经济和商品价值规律。195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1960年，任广东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副组长，在他起草的前言中阐发了物质利益的原则，因而被撤销副组长职务。他执着追求真理，仍把商品经济作为研究的课题。1961年参加广东省经济学会年会，写了一组关于商品经济的论文。《论商品经济》一文的结论是：“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生产的存亡，而所有制形式只能决定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和特点”。这是他的商品经济理论的中心思想，并据此得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点。
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受到严厉的批评，连答辩的权利也没有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帽子，受到批判和凌辱。1973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恢复，他任副所长兼经济研究室主任。1979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他任副院长。他继续致力于商品经济研究,写出《关于〈资本论〉的生命力的探讨》、《政治经济学新探》、《价值规律论》专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1979年4月，他向无锡全国学术会议提交《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论文。1980年夏，写了《把产品经济体制改造成商品经济体制》，明确指出：“当前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要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写了《试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试论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等论文。1986年，参加在珠海召开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粤港关系第二次研讨会，他宣读《从“一国两制”的经济基础看粤港关系》的论文，提出两个不等式，即“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1985年6月下旬，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全国经济理论界充分肯定他提出的商品经济理论。从1982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广州社会科学》、《广州日报》等10多家报刊杂志，发表30多篇文章和报道，评价他的商品经济理论和治学精神，称他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主要论著有《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经济学新探》、《〈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等。
1985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他特等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86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1987年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同年6月24日，在广州病逝，终年80岁。
1999年，为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广东经济出版社，共同发起了推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活动，后经无计名投票而选出十本优秀经济学著作，卓炯著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书名在其中，成为新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十面旗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