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这三个口号记载了曾经的过去，各行各业追求的目标，它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的含义由初期的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的精神，发展到后来的一场空前的运动，有一个过程。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国民经济遇到了相当严重困难。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加强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而苏联在1960年突然背信弃义撕毁几百个协定合同，撤走专家，停止供应重要设备，严重打乱了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大大加大了中国的困难。但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展开了一场战天斗地和物质匮乏的斗争，农业学大寨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展起来的，中国农业战线从此高高飘扬了一面红旗——大寨精神。
大寨地处山西晋中太行山麓海拔1000多米的山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自条件恶劣，土地贫瘠，全村耕地被沟壑切割成东一块西一块，七沟八梁一面坡。
大寨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大寨农民创造了奇迹。从1953年开始，战天斗地、治山治水。他们在党支部*陈永贵带领下，改造了全村周边七条大沟，把深沟变成了良田。他们总共垒起了长15里的180多条大坝，将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将4700多个分散地块修整成了2900块，还增加了80多亩好地。1962年，在全国大灾和严重困难的年景下，大寨粮食亩产竟达到774斤，高出同县平均产量53斤，一亩地等于别人的三亩半。1963年8月，大寨又遇到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大寨在陈永贵的领导下，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即不向国家要粮、要款、要物资和当年卖给国家的余粮不少、分配给社员的粮食不少、集体收入不少。他们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又一次战胜困难，夺得了粮食丰收。当年平均亩产742斤，仅比上年减少4%，卖给国家粮食、社员平均口粮没有少于去年，全村的综合收入比上年略有增加。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文章详细介绍了大寨人的先进事迹。并配发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大寨人艰苦奋斗的事迹和难得的精神品质。*在听取山西省委的介绍时，赞赏和肯定了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农业部专门派出调查组到大寨作全面考察，并在调查报告中肯定了“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1964年12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并把大寨精神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从此，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农业学大寨”成为一句非常流行的口号，家喻户晓，妇幼皆知。
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我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如何提高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的积极性，已成为当时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关键因素。在浩大的治沟工程中，大寨人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完全凭借自己的双手，苦干实干拼命干，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因此，大寨人这种奋发图强、人定胜天的精神，对于振奋人心，克服困难，值得赞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推广，农业学大寨运动带来很大的冲击。1980年8月中下旬，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总结分析了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并上报中央，肯定了大寨、昔阳及山西省的过去的贡献和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在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坚持阶级斗争和一刀切问题。11月23日中央将原报告连同批语转发全国。
至此，中国大地上曾经飘扬了二十多年的“大寨红旗”，最终飘落了。
应该承认，大寨人战天斗地、克服困难的事迹，是农业生产方面的先进典型，这种精神曾为改变山西农业的落后面貌做出了重大贡献。至于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用*思想武装干部和群众也应该得到肯定。需要指出的是，农业学大寨作为一场运动，在1964年四清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离开了原来意义上的学习内容，全国一刀切，普及大寨县，大搞形式主义，则值得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