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现象是用于收集个人数据的新型消费设备兴起，如2010年首次上市的Fitbit追踪器，意味着这种自我优化可以被测量，并与他人的努力进行比较，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一过程创造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只有在如此关注自我提升和自我表现的十年里，“运动休闲”才可能成为一个时尚类别，健美的手臂才可能成为那些从不需要体力劳动的人的有力身份象征。
过去十年为新的政治运动开辟了空间，其速度之快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未曾见过的。其中一些运动，如“我也是”（MeToo）和“黑人的生命很重要”（Black Lives Matter），是对由来已久的不公正的反抗，随着新的数字网络的出现，这些运动被无限加速、放大了。而其他更右翼的运动，如英国脱欧运动，部分是由怀旧情绪驱动的：一种回到更慢、更简单的英国的渴望。
21世纪10年代的所有新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已经改变了数百万人的思维方式，无论是运动内部还是外部。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还不知道这种变化会有多持久，有多大影响。在女权主义的长期斗争中，“MeToo”可能成为众多遭到强烈抵制的运动之一，也可能彻底改变男女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性对自己的看法。英国脱欧运动可能是一场短暂的民族主义浪潮，也可能是一股长期复兴保守党的力量。
这些运动大多带有一种焦虑的、千禧年的性质——一种重大变革即将来临的期待。这与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的政治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更悄无声息的是，21世纪10年代也让人们重新认识到文化是政治性的——几十年来，大多数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和文化评论家都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今，文学奖和艺术奖通常颁给那些作品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人，比如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或者更微妙的，比如建筑团体Assemble，他们在2015年因帮助重建利物浦一处破败的地方而获得特纳奖（Turner prize）。
近年来，一些竞赛开始受到关注，因为它们对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的敏感性。尽管奖项本质上是精英主义的，但人们也越来越期望它们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平等。这是20世纪90年代政治的一个矛盾特征：人们对许多社会群体所遭受的不公正现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有时也更愿意纠正这些不公正现象，但与此同时，个人主义也在增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自我认同，尊重每个人的特定生活经历。这些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能否长期共存是十年来尚未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