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坚韧不拔就是红高粱的天性，正衬托着戴凤莲、余占鳌不被拘束的天性：面对爱人他们爱得放肆，面对敌人他们恨得彻底，他们向往生命，却也不惧怕死亡。
这些作品的精神内核被莫言藏在一个个血腥残忍亦或是让人浮想联翩的“大尺度”描写中，与整部作品融合在一起，浑然天成。
但是这种独具一格的写法和解放天性的尺度，难道就无人质疑吗？
答案是有的，而且很多。
在质疑声中打破桎梏不论是《红高粱》刚刚创作出来还是风靡世界以后，莫言所面对的质疑声都不绝于耳。
最被人诟病的，就是以罗汉大爷被活剥为代表的大尺度描写，甚至有很多人认为这样描写会引起读者不适。
这样的质疑声由何而来？又如何面对？
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从传统文学的写法谈起。
传统文学之所以一直没有做出突破，正是因为传统文学为了区别于通俗文学，其人物形象和故事结构十分固定。
比方说《红高粱》中的人物群像，抗日战争时期东北高密土生土长的农民。
在传统文学中，尤其是近代文学中，农民的形象往往充满愚昧、无知、朴实这些特质，正如莫言自己所说：“一般来说，中国农民是很麻木的，不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不真把他们惹火的时候，他们绝对都是羔羊。”
这样的形象极具代表性的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阿Q、华老栓等人，这些人的身上都不具备生命力和天性，他们仿佛为了活着而活着。
当然这是那个黑暗的时代塑造的，但鲁迅先生作品的经典性让这些形象已经逐渐在读者心中固化，让人们对他们所处的时代与命运感到唏嘘。
而《红高粱》里的戴凤莲、余占鳌呢？
我们在阅读《红高粱》时，看到他们的命运，很少会觉得惋惜或者唏嘘，更多的是钦佩和悲壮。
拿戴凤莲在高粱地中被日本人的流弹击中身亡之前的描写举例，莫言没有像传统文学中对人濒死的状态过多描述，而是把目光聚集到了周围的红高粱和天上飞过的鸽子上，原本红高粱象征解放天性，鸽子象征和平，而此刻在残阳中，一切都充满了悲壮。
《红高粱》中的农民形象，不再愚昧无知，不再逆来顺受，他们勇敢的追逐爱与性，勇敢的与敌人抗争，然后勇敢的死去。
莫言笔下的农民，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人的天性。
除了农民之外，《红高粱》中女性的形象也十分值得赏析。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奶奶”戴凤莲。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传统女性讲求“三从四德”、“笑不露齿”、“大家闺秀”，也就是说，女性的形象往往是沉稳、内敛、沉默的。
而戴凤莲的身上却不仅没有传统女性形象的枷锁，反而拥有如今新时代女性的种种特质。
她热情、独立、敢爱敢恨，甚至还有勇有谋，给余占鳌出谋划策，多次挫败日军侵略者的阴谋。
和单扁郎结婚的那天晚上，戴凤莲以死相逼，也没有让单扁郎碰自己一个手指头，因为她不爱他；后来余占鳌救了她之后，她在高粱地里就和余占鳌肆意云雨，因为她爱他。
她想和余占鳌在一起，二人合伙*死了单家父子俩，还占有了他们的财产。
这些事情于情于理都是错误的，但是人无完人，他们在那个思维闭塞的时代追求自由与天性，这样的做法非常真实。
这种女性形象的突破在描写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是很少见的，当看惯了女性作为男性附庸形象的读者们，看到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爱憎分明甚至背负罪孽的戴凤莲形象时，不免会觉得耳目一新。
简而言之，传统文学中，不论是农民还是女性，他们的形象是被压抑天性的，他们很难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而《红高粱》的人物形象对于传统桎梏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其中的人物可以肆意解放天性，或者说，更加接近真实。
而前文提到的针对《红高粱》大尺度描写的质疑者，显然是没有理清这一层突破，他们欣赏文学作品的思维定势还没有打开。
在《红高粱》的格局里，人物形象解放天性，战争情节自然也更加接近真实。
为什么如此血腥残酷？因为真实的战争就是这样血腥残酷，日军侵略者当年在南京犯下的种种兽行，哪一个不比《红高粱》尺度大？
面对质疑声，莫言自己解释道：“如果没有剥皮的场面，那么后面就没法写，爷爷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就很难解释......有些人就是叶公好龙，一方面要求再现历史本来面
貌，要写真实，真的真实了，他们又受不了。”
反叛的寻根文学为了写出这样解放天性的人物形象，莫言在《红高粱》中聚焦的角度也非常独具一格。
《红高粱》作为一部描写战争的历史题材作品，其切入的视角和寻常的这种作品很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