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恩海 /文
父亲故去四十多年了，每回到故乡，就想起父亲，不由得向父亲的墓地奔去。
父亲葬在村子西边，走出村头，远远就能望见先父的茔墓。来到坟前，点燃香蜡，跪在坟头，随着淡蓝色的烟雾在墓上缥升，顿时，父亲的声容笑貌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变得清晰，往事不禁油然而生。
记忆中的父亲，中等个头，身材端庄，常穿着一身藏蓝色的中山装，他花白的头发，浓浓的眉毛，浑厚的嗓音，行走起来脚步稳健利索。父亲终生善良，为人正派，待人纯朴厚道，办事稳妥果断，工作勤奋认真。父亲是个独子，从小生活艰苦，但上小学、中学、大学时品学兼优。他当过教师，担任过县民政、工商、税务、水电、企业厂矿及乡政府的领导干部。
父亲的家教严格是村上出了名的。父亲教育子女有着诸多“不平等”的规矩。若我们与同龄小孩发生了矛盾，只要有人找上门来，我们必受皮肉之苦。记得有次家来贵客，我放学回家没有问候，父亲当着客人的面指教我为什么不懂礼貌，并教我对客人如何称谓问候。一次，我给客人一只手端饭，父亲当着客人的面严厉批评我：“你的那一只手留下干什么用！”。客人走后，父亲把我们姊妹几个叫在一起说：“双手给客人端饭是表示对客人的遵敬。”诸如大人说话时孩子不能随便插嘴，大人没有动筷子孩子不能先吃饭等等之类，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牢记的。
记得，每年腊月三十日一大早，父亲让母亲给我们做一顿“忆苦饭”，我们姊妹边吃“忆苦饭”边聆听着父亲讲述祖父、祖母和他抚养我们走过的艰难之路，教育我们节吃省穿，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到了晚上，我们才能好好吃一顿年饭。我们兄弟姊妹为人耿直，心底善良的品质，很大程度源于父亲的熏陶和教诲，这让我们在变幻莫测的人生道路上受益匪浅。
父亲建国前参加革命，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他在外工作很忙，但对我们姊妹从小管束甚严，平日非常注重品德修养和文化知识教育。每次回家他都要检查我们的作业，发现学习上的错题病句，要求立即更正，还把我们容易写错读错的字、词、句编写成顺口溜，要我们熟记硬背。每逢周日，父亲回家给我们编几道文字算数应用题，要我们辨析加减乘除去作，错了父亲就耐心的给我们教，讲授数理因果关系。记得我刚参军非常想念父母，初次写信给父亲，父亲在复信中修改了我不规范的字、词、句，并在后面加有批语。此后，我只好在方格纸里学仿宋体写好后再寄出。
父亲自小品学兼优，记忆超长。上小学、中学、大学时成绩优异，村上人称他为“算数圣人”。听父亲讲，那年夏天，他读完了小学，由于家境贫寒，爷爷不让他再上学了，他只好背着爷爷报了名。在即将考试的前一天，爷爷还监督着他在地里摘棉花。眼看日落西山，明天要到城里考试，他心急如焚，乘着爷爷不注意时偷偷溜走，沿着渭河边连夜往天水城里考场奔去，爬山涉水一夜，终到了考场门口，清晨他把准考证从口袋里拿出一看，上面摸满了墨汁，看不清照片是谁，他用舌头把墨汁舔了又舔，模模糊糊能看出一点自己的样子，进考场时给监考老师好说再说才准许他考试。
父亲在上天水师范学校期间生活非常艰苦，曾三次因家境贫寒供不上住校作饭的杂粮面，背着书箱从城里回家，每次走到村口时，遇上村里有远见卓识的文化人劝说他归校。那个年代闹饥荒，家家生活困难。中滩镇蒲甸村的二姑婆家有张水磨，二姑婆偷着把磨台下的面积攒几斤送给爷爷，爷爷背着面和浆水等徒步20多里路途，送给在校学习的父亲，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父亲坚持读完了师范学校。
父亲爱好广泛，每次回家给我们教拉二胡、吹口琴，还教我们如何识简谱。父亲的毛笔字苍劲有力，浑厚流畅，在村子里颇有名气，每年腊月二十七八，他都要给村上人写春联，左邻右舍的二叔大妈排队等候，父亲把裁好的纸摆放在方桌上，左手按着纸，右手握笔，仰头沉思片刻，低头把毛笔在砚窝里转几下，目测好起笔和落笔点，一阵阵龙飞凤舞，一副自编自书的春联就成了。
父亲曾在毛家村、陈大村、雷王村当过小学和中学教员。后来父亲与同乡同学出门求职，曾在原东泉乡、甘泉乡、新阳乡等税务所当税务干部，后来在甘泉、石佛、街子等乡镇当公社*，60年代在天水县民政科当科长。时任甘谷县水电局勘测设计队队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倡导“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父亲在担任原天水县印刷厂党支部*、革委会主任期间，该厂被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大庆式企业”称号。
“文革”初始，父亲在甘谷县水电局担任领导，长时间不回家。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父亲突然回来了，第二天一大早，父亲马上搬到了村子最中央唐叔家后园子的庵房里住。几天后才听父亲说 “文革”开始了，县上造反派把他单位的十几个同事抓了起来，连夜严刑拷打，硬说他是国民党的三清团团员，他不承认就往死里打，还要求他写出5000字的书面个人交待材料，父亲写了一遍又一遍，他们从中找不出证据,就在火炉里烧上钢钎和烙铁逼供说假话。当晚，隔壁的一个同志被丧尽天良的暴徒们折磨的死去活来。父亲乘着禽兽不如的那些造反派们疲惫不堪，半夜睡着之际，偷偷地从厕所里翻窗逃出，钻在高粮地里拼命的逃命，白天钻在高粮地里走，晚上沿着铁路边走，饿了吃口野菜，渴了喝口渠里的污水，走了三天三夜，终于从甘谷回到了三阳川毛家村。
父亲在村里威信很高，平时在外工作乐于助人，只要是村里人找他帮忙都尽力而为。计划经济年代买什么物品都凭票供应，父亲时常帮左邻右舍买种子、农药、化肥、小喇叭等等。特别是那个年代生病住院，青、链霉素等消炎药非常紧缺，村上的人生病求医寻药找他帮忙，他毫不推诿，都想方设法排忧解难。
父亲在村子避难的几个月里，村干部和亲房邻居都积极保护他，让他住在了村中心堂叔家后园子的庵房里，这里四通八达，行走自由。父亲在村子威信很高，当时村民为了保护父亲，四面路口设有暗哨，24小时有人边干农活边放哨，发现可疑人立即通风报信。在那段日子里，是父亲一生蒙受苦难和屈辱最难熬的时期，我们看过电影《红岩》，当时幼小的心灵创伤无法理解父亲的遭遇。但后来父亲告诉我们：“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浩劫，国家*都被整死了不少，我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是非被颠倒，法律遭践踏，人性被扭曲，道德沦丧尽。正义横遭涂炭，邪恶反得粉饰，真理威风扫尽，谬误耀武扬威；知识成了罪恶，无知便是光荣。无数有识之士为明辨是非而惨遭陷害，众多社会精英为捍卫真理而献出了生命......这既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也是一段血淋淋的历史，我相信，每个有社会责任感，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
父亲一生从不说假话和废话。即便是在不允许他说真话的那个年代里，他宁愿保持沉默也不会信口雌黄，始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这是他一生固守的原则，即使在人身自由遭到限制的“文革”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这一原则。
经历了人世沧桑巨变，我终于明白了，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遗产，但他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辨别是非曲直。教育我们如何勤奋好学，如何尊老爱幼，如何勤俭持家，如何热爱劳动，如何热爱生活，这些不就是我们最珍贵的传家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