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建置2000多年，大明句容，一个“帝之祖乡”的时代，一个社会兴盛的时期。明朝之句容，公署齐备，书院蕃昌，应天巡抚、南京提学御史驻焉；科举兴盛，进士最多，出仕入仕者众，二人出任首辅；社会安康，建设昌隆，始筑砖城，规制沿至现代；南道北佛，宝华中兴，敕赐“护国圣化隆昌寺”，开创律宗第一名山；名宦众多，做官为民，“白菜”精神传为佳话，影响广远；京畿佳邑，留都首善，时任句容知县茅一桂豪情放言：“应天之邑八，而拥王气于上游，句容最重。”大明句容，帝之祖乡，若隐若现的眷顾和善待，演绎出多少人文兴盛和社会繁华。
“明帝祖乡”的定论
提要：朱元璋自认句容为祖乡。明朝皇帝、大臣、文人多有记述。虽有时移事变，但这个事实已化为句容人共同的社会记忆，在明代中期经王提出而重获注意。经过历代史家学者考据，“明帝祖乡”深入人心，遂成定论。
“祖乡”句容的皇帝，是明太祖朱元璋，其曾祖以上长眠于此。因为朱元璋，句容成了大明的“帝之祖乡”。
李善长在奉命立于凤阳的“明皇陵碑”中记述朱元璋的原话说：“朕幼时，皇考与朕之先世居句容县通德乡之朱家巷”[1]，在《朱氏世德之碑》中，朱元璋自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村，通德乡，服勤儒业……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历世墓在朱家巷村”[2]。朱元璋确认，句容是先祖所居，祖籍所在。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帅兵渡过长江，驻扎在太平，命令徐达等率军先攻取句容。待到第二年攻取集庆（南京）之后，句容朱巷的宗族父老四十余人到城里与其相见，“叙长幼，行亲睦之道”，这是朱元璋自其祖父离开句容之后，首次见到故乡的亲人[3]。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小明王韩林儿册封朱元璋三代。当年闰月的十三日，朱元璋带着小明王的册封，到句容朱巷先祖的墓地进行了祭拜，“立石句容，上自为文，题曰《朱氏世德之碑》”。朱元璋称帝之后，“刻石于临濠之陵，并祭四代祖考。既得泗州图贴，立为祖陵，则并祭德祖、懿祖。而句容碑墓俱停。”[4]洪武五年（1372年）六月，句容县民献同蒂生嘉瓜二，礼部尚书陶凯奏称：“陛下临御，同蒂之瓜产于句容。句容，陛下祖乡也，实为祯祥。”朱元璋收下嘉瓜，亲自作《嘉瓜赞》[5]。
这也许就是朱元璋与祖乡句容最后的往来。
明成祖朱棣《御制孝陵神功圣德之碑》云：“皇考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下孝高皇帝姓朱氏，句容大族也。”《天潢玉牒》载曰：“太祖高皇帝，先世江东句容朱家巷人。”[6]嘉靖年间，巡抚御史王上《崇本疏》，先引《天潢玉牒》，又引朱棣所作碑文，明言：“合而观之，可见句容者，实帝之祖乡，而朱家巷，又周之漆沮有邰类也。”王是句容人，自小就听说朱家巷是朱元璋的老家[7]。万历三年（1575年），巡抚御史宋仪望在句容建都察院，勒石纪之，云：“臣尝博考舆图，伏见应天所属句容为我国家肇迹之地”[8]。万历乙卯（1615年），焦竑《敕建宝华山护国圣化隆昌寺碑》记载太后和万历帝准许建造隆昌寺时云：“圣母慈圣皇太后及今上皇帝念圣祖龙兴之地……”天启元年（1621年）*青的《涌幢小品》“朱巷”条云：“高皇系出句容。历世墓皆在朱家巷。”[9]正是由于朱元璋及其后代、臣属、文人的一系列回忆记述，形成了句容是洪武皇帝祖乡的社会记忆和历史共识。
清代纂修《明史》，谓：太祖“讳元璋，字国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10]后世史学家多依据以上史料及《明史》来考证论述。吴晗作《朱元璋传》，言及朱元璋幼年家境贫困，盱眙县已经没有可以投靠的亲戚，“再往上，祖籍是句容（今江苏句容），朱家巷还有许多族人。”[11]《中国通史》明太祖传记云：“祖籍为金陵句容（今属南京市）朱家巷……”[12]经过诸多历史学者的研究传布，句容作为朱元璋的祖乡，于史有征，广为传颂。
我们注意到，朱元璋、朱棣父子是了解先世居于句容的，有直接史料为证。再次提到句容是朱氏的祖居地，却是到了嘉靖年间，还是由句容人提出来的。这期间的一百余年句容作为“帝之祖乡”的记载付之阙如，似乎连皇帝也不知道。笔者在学习先贤著作时，发现有一个关于明成祖生母的考证，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这个谜。现节录如下：
明初名教，嫡长之分甚尊……燕王既篡，无以表示应得国之道，乃自称己为马皇后所生，与太子及秦晋二王为同母，时太子及秦、晋皆已故，则己为嫡长，伦序无以易之矣。……故永乐中将建文所修《太祖实录》改修两次，即系阑入此等文字。后修《永乐实录》则直云：“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太子标，次秦愍王樉，次晋恭王棡，次上，次周定王橚。”……《三垣笔记》中言北都破后，弘光复都南京，乃发旧太庙，碽妃神主俱在……由此始悟明北京太庙，一帝只有一后，继后及列帝生母皆不配享，殆即成祖迁都定此制，以便抹*生母，不留痕迹。[13]
读此文时，笔者犹如醍醐灌顶，深以为然。朱棣不仅改写了自己的身世，永乐朝后，历代皇帝的宗族记忆、家族历史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改写了。迁都顺天（北京）使得应天（南京）的往事不再被提起，并逐渐被遗忘。所以后代皇室的祭祀只知立于濠州（凤阳）的皇陵和立于泗州（盱眙）的祖陵，而不知朱氏“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历世墓在朱巷”。百年以后，靖难之役的当事人皆已作古，往事不再讳莫如深，南京往事逐渐浮出水面。
嘉靖帝因王的上书而派南京礼部侍郎崔铣、巡抚都御史夏邦谟、巡按御史刘良卿、提学御史冯天驭到句容实地勘察，结果如次：
“自句容县西门出，行十一里，过二小山，地名通德乡。有一土穴，树根在内，原系栎木，四枝屈曲向上，枝头各有五指，乡人异之，呼为龙爪。今枯朽。惟有穴西田一段，各众称即朱巷故址。量丈尺，得地五亩，见今民杨春为业。自巷基西行一百五丈,斜坡土脊一段,株木一颗,木下一阱，故老相传朱皇帝家坟。量丈尺,得地三亩,遍生荆棘,并无丘垅石碑。西北古庙一所，壁画神像并书‘句容朱安八’字样，石香炉上刻朱乡社二十八户置，凡七十六字。总是一片荒坡。”[14]
嘉靖皇帝见此，只好说：“既无实迹。且罢。”从此，无论是宋仪望还是焦竑，他们所声称的“肇迹之地”“龙兴之地”都只能停留在句容百姓的口耳相传和乡土记忆中，而难有实物实地的证明。这也导致外地人为官句容对此未加留意，如应天巡抚朱鸿谟、句容知县茅一桂为了便利商民而先后欲在句容疏凿运河，得知祖陵近在咫尺后“乃竦然而止”。
笔者曾翻检弘治、乾隆两代所编句容县志，亦按诸地图，以期寻找朱家巷之所在。见郭庄镇有村名“朱巷”，曾怀疑其为朱元璋祖籍“朱巷”，但是此朱巷距离传统认为的通德乡大致在石狮一带太远，又苦于没有任何资料支撑，遂作罢。近来，欣见《句容历史人物》中有专文详述，并发现有《朱氏家乘》作支撑，言之有据成理，可备一说。姑简述之：2014年，著者发现由郭庄朱巷迁至睢宁县的朱氏族人所藏之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朱氏家乘》，其中记述“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家族背景高度吻合。所记姓氏、时代、迁徙途径、辈分、封赐等环节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链。”又有朱巷故老口耳相传之朱元璋到访故事。所以，朱元璋所认定的“朱巷”似应在郭庄镇朱巷村[15]。
两院驻地留都首善
提要：应天巡抚和南京提学御史相继驻句容，使句容由普通上县一跃而为“雄镇”，提高了句容在南直隶的地位，使继“帝之祖乡”而来的“畿辅首邑”成为“留都首善”。
句容与南京山川相连，共存共荣。相较于今人，明代人的感受可能会更深刻。洪武十五年（1382年），时任句容教谕、邑人朱纯就说：“句容虽县邑，然近在畿甸，去京不百里，实为四方环视瞻仰之地，非他郡邑比也。士大夫来京师，经是邑者，游观相继，亦天下首善所系，为远人视效取法则者。”满满的自豪感扑面而来，“帝之祖乡”使句容“王气最重”，为“畿辅首邑”，而随后“两院”的进驻则使之成为“留都首善”。
“两院”是指“巡抚南直隶都察院”和“南京提学御史督学察院”。
立于成化二十年（1484年）的《巡抚南直隶都察院题名碑》云：“国朝之设巡抚官，在他处者不可考，其在南直隶所可知者，永乐庚子则有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蹇公义给事中一员，通巡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安庆、广德十一府州。宣德初，则有大理寺卿熊公概嘉、湖二府而通巡焉。……至李公秉复通巡，迄今而不变。”[16]巡抚南直隶的职官俗称应天巡抚，官署本在南京，嘉靖以后倭患日益严重，应天巡抚遂加提督军务，移镇苏州。
万历甲戌（1574年）夏五月，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宋仪望
任应天巡抚。宋仪望，字望之，江西人，早年因获罪严嵩被绌。张居正做首辅后，重新启用，“来抚南畿”[17]。
宋仪望曾任职福建，与总兵戚继光合力抗倭，对倭寇之祸深有体会，接到任命后即奔苏州任职。到了苏州，发现“诸郡邑长吏考政受事，道里相悬，邮递公移动稽旬日，卒有奸萌，发觉后期。且抚台体崇务繁，顾日勤酬接，费时损重……”[18]。以应天巡抚辖制今苏南、皖南、浙北等地区来看，驻地苏州偏居沿海，极不利于辖区内公文、人员的来往，严重影响社会治理的效率。宋仪望对这样的形势十分头痛，在查看地图后，认为南京所属句容是一个合适的选地：句容毗邻南京，居辖区偏中部位，又是朱氏的祖乡，“假令籍地句容，设建行台以临制郡县，其于道里往来甚便”。在与同僚商议后，上报朝廷，得到允准，但有异议者亦不在少数。不久之后，有大盗劫夺了芜湖藏库，朝廷严厉追查。大家发现苏州确实有些偏远了，巡抚驻地迁至句容才最终定下来。
确定官署将迁句容后，相关部门便到句容查看地形、计算时日、制定预算，总的要求是：按照既有规章制度，不劳民伤财。最终确定在句容原有察院的基础上做些改进，作为新的衙署。句容察院建于洪武五年（1372年），为御史巡视驻节之所，宣德、景泰、成化年间相继做过维护重修。到弘治五年，有正厅三间、耳房二间、穿堂一间、后堂三间、西厢房三间、东厢房三间，中门三间和门楼一间。万历二年（1574年）九月开始改建，“乃辟重门，乃筑寝室，乃戒墙垣，中军既立，旗鼓以备”。总体看来没有大兴土木，只是加强了警备防御。仅仅历时五个月，闰腊月府衙就搬迁至句容了。乔迁之时，同僚、下属等文官武将都来参观，“罔不称善”。但是有一点，他们认为巡抚的办公房舍有点过于简陋，没有大员重臣应有的庄严气象，与巡抚的权力地位不相匹配，应该加以改进。
宋仪望在着手搬迁府衙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对倭寇的警备。万历三年（1575年）夏，又有倭寇进犯，宋仪望大胜之。回句容驻地后，同僚们又来说房舍的问题，并且很热心地捐资佐助。“时在仲秋，工役继兴。”此次建设工程浩大，在去年所建重门之后建重屋正堂，规制宏伟，高大敞亮。正堂之后建楼户。所建房舍都朝向京城所在的北方，登楼而望，仿佛就可以看到紫禁城。除了巡抚办公、居住的建筑，还有来访宾客所需的馆舍，吏员差役办事所需的廨房，存放兵器的库房，各种功能的房舍一应俱全。“有事则驰骛四方，无事则居中调度。”刚上任就有御倭大捷，督抚官署又崭新气派，宋仪望踌躇满志，写道：“信哉，长治久安之道也！”
营造工程刚结束，巡按御史以御倭大捷上奏，宋仪望进位右副都御史，仍巡抚应天。从万历二年（1574年）至万历三十年（1602年），应天巡抚常驻句容[19]。
继应天巡抚徙句容后，南京提学御史亦移驻于兹。南京提学御史，又称“应天督学”，督学察院是其衙署，亦是科举考场。万历乙未（1595年），陈子贞[20]受命提督南京学校。而“应天固有察院且三徙矣，而未有闳钜可以群师儒耸瞻向者”[21]。南京原有的察院虽然多次迁建，但还是没有足够大的场地举行大规模的校阅考察活动——导致这种情形出现的原因，在于南京提学御史负责的区域太大。《督学题名记》云：“应天，圣祖之丰镐，尤称首善，所统十八州郡，人才之盛，甲于天下，督学使者历三岁始能遍。”[22]另《提学使者怀云陈公生祠记》云：“怀云陈公持御史符督南畿学者六载，顷擢太仆少卿以行，诸弟子员恋恋不能释，合十四郡之士拟醵钱为祠……”[23]王祚远《督学金公德政碑记》云：“……应天督学隶府曰八，州曰三……”[24]所以“生儒一遇校临，辄从他郡受察，征逐奔走为劳，亦非所以重天府也”[25]。
鉴于种种不便与观感不佳，陈子贞便与时任应天府尹张孙绳[26]商议重建督学察院。张孙绳召集应天府所属县令商议，“酌其地无如句容便”，况且句容旧有宋仪望所建华阳书院可以改建。于是应天府派员至句容实地考察，并画形势图呈督学。陈子贞同意后，营造工作交句容县负责。
句容县接到任务后，即由知县陈于王负总责，主簿陈指南、典史郑谨负责具体施工，“庀材诹工，大趣兴作”。原来的华阳书院规制略显简朴狭小，于是又在周围购置土地将其扩大。在整个改建工程中，沿袭旧有规制的占三成，其余七成都是重新建设的。将原来的被虫蛀的不堪承重的柱子全部换成新的、牢固的，圮坏的墙体全部重新砌筑，“肇自大堂，达于内寝，庑、廨、庖、庋罔弗饬”。主体建筑修造完成后，围绕新落成的督学察院还造了一圈围墙，以红、白色涂料装饰之。一座崭新的院落“赫然伟观”，“由门以历其戺，翼然有序，登堂以睨其宇舍，廓然有容，隐隐乎见御史之宪度矣”。
在句容新建成的督学察院，即为南京提学御史辖区内士子的集中科考地。“应举之士皆千里相携而至，以群试其中为乐。”[27]
同时，作为应天督学的衙署，督学察院又是机枢重地。时人曰：“督学察院所以弹压百司，综合庶政而悬鉴衡，以搜拔章缝之士尤有专责焉者也。”[28]《明史》载：“正统元年始特置提学官，专使提督学政，南、北直隶俱御史……提学之职，专督学校，不理刑名。所受词讼，重者送按察司，轻者发有司，直隶则转送巡按御史。督、抚、巡按及布、按二司，亦不许侵提学职事也。”[29]可知，应天督学乃是专门督理学校教育的职官，其职守不受侵犯，而南北直隶的督学尤其重要。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赫然伟观”的督学察院合于“御史之宪度”了。清代建政以后，督学察院成为江南省督学驻地及岁科两试的考棚，“江宁考棚，前明即设在句，本朝因之”[30]，康熙皇帝曾两次莅临视察。康熙五十二年，省城另建录遗考棚，两个考棚并立，始有纷争。雍正十二年后，岁科两试、录遗及督学均迁往南京，督学察院遂趋荒废。
巡抚御史和提学御史衙署相继设于句容，使句容成为堪与遵化、密云等开府建牙的县邑相比肩的“雄镇”，成为南直隶的军民学政中枢，在句容的城市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牌楼的乡贤荣耀
提要：句容在明代中进士者最多，进士而为高官者亦多。永乐进士曹义为南京吏部尚书，终为耆老；成化进士汤鼐为监察御史，号为殿虎；正德进士王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嘉靖进士李春芳为内阁首辅，匡扶国家。邑人建牌楼以纪念，殊为荣耀。
唐宋时期，句容以茅山道教闻名于世，故北宋元丰间县令叶表谓：“秦汉而下高尚而羽化者八十余人……而其俗乃以儒为耻……此邦之人能以仕进者不过一二”[31]。后主政句容者决心改变这种状况，致力于修学校、行教化，至明代大有改观。
弘治间南京户部郎中周琦在说到句容的衣冠文物在明朝“盛书”时，云：“其维新之化风动于百年之后，而句容不亦先披拂耶？”从弘治丙辰往上推一百年，是洪武丙子，明太祖时期。将句容在明代的衣冠文物之盛追根溯源到太祖时期，可谓是一语中的。帝之祖乡的认同，一定在那个年代给了句容士子莫大的激励与鼓舞。而明初的句容教育，也有备可查：洪武、永乐间，句容等一十六乡俱立社学。重视教育的结果立竿见影，洪武中期至永乐间年出了13名进士，数目已及句容两宋三百年全部进士的半数。据弘治以来历代县志记载，句容一共出了117名进士，其中唐代1人，宋代25人，元代1人，明代65人，清代25人。明人周叙云：“句容畿内名邑，人物彬彬，著自古昔，而科第莫盛于宋，尤莫盛于国朝。”[32]
嘉靖年间，乡贤杨沔曰：“吾容为畿辅首邑，民淳讼简，官多循良，己山钟灵，代有英杰。”[33]诚哉斯论，句容历代英杰辈出，而以明代为最。《乾隆句容县志·乡贤》记载17人，其中明朝11人，“附纪（仍《旧志》）”34人，其中明朝25人。明代句容不仅多有进士，进士为高官者亦多，如永乐十三年（1415年）进士曹义做到南京吏部尚书，正统十年（1445年）进士张绅做到山东布政司参政，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戴仁做到直隶提学御史，正德十一年（1516年）进士王做到户部尚书，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杨沔做到四川按察使，万历己未（1619年）进士孔贞运做到内阁首辅等等。
《乾隆句容县志·坊》有“四面牌坊”，云：“南曰承流宣化，北曰节用爱人，东曰正本清源，西曰奉法循理。今东匾曰‘状元宰相’，为丁未状元李春芳；西匾曰‘天官冢宰’，为吏部尚书曹义；南匾曰‘地官司徒’，为户部尚书王；北匾曰‘殿中执法’，为御史汤鼐立。”[34]查《弘治句容县志·坊》，云“平政、澄清二坊在县治前，弘治元年，知县王僖改建四面牌坊，南曰承流宣化，北曰节用爱人，东曰正本清源，西曰奉法循理。”[35]由此可知，四面牌坊立于县治前，乃平政、澄清二坊改建而来。
清代所见之四面牌坊，不能确定建于何时。本来是警醒居县衙、主地方政事的县官吏员的牌坊，变身而为乡贤的纪念建筑物，可见此四乡贤在句容人心目中的地位。以下将对“四面牌坊”所记之曹义、王、汤鼐和李春芳分而述之。
曹义，字子宜。“自幼凝重、颖敏”，勤学好问，“昼则闭户，夜则帷灯夜读，虽隆冬盛暑不少懈怠”。永乐九年，中乡试。后入太学，以太学生入翰林，“读书益自淬砺”。读书多年以后，永乐乙未（1415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戊戌（1418年），授翰林院编修。此后十余年间，曹义辗转礼部、吏部任职。正统癸亥（1443年），有人推荐曹义为浙江参政，英宗特留之，隔年升吏部右侍郎。时任吏部尚书王直因为曹义精通考选之法，凡是官员的评价、升降，都交给他去办，而曹义做事也十分谨慎，在事情的最终定夺上都经过王直的核准。王直十分欣赏他，曾悄悄跟人说：“曹公真是端正之人”。与王直同样器重曹义的，还有杨士奇。杨士奇是明早期（永乐至正统）“三杨内阁”——此后明代内阁的楷模——中的“西杨”，焦竑称其有“相才”[36]。杨“素不轻接人,独爱重义。每与商论人物，反覆别白，莫不契合”。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御驾亲征瓦剌，结果兵败被俘。代宗在北京即位，倚仗于谦展开北京保卫战，曹义参与其中。局势稳定后，景泰元年（1450年），曹义升南京吏部尚书。五年，追封其祖父母、父母与妻室[37]。英宗复辟后，七十二岁的曹义从南京捧贺表至，英宗念其“累朝旧臣，而年且老，特赐致仕玺书”。除曹义外，其子冕为中书舍人，侄景以进士为监察御史[38]。
汤鼐，字用之。年少时寄籍寿州（今寿春），学于“寿庠”。成化乙未（1475年）中进士，授行人司行人，奉旨分封秦王，后升任广东道监察御史。弘治即位时，首辅万安草拟诏书，“禁言官假风闻挟私”[39]。汤鼐到内阁候旨时，万安云：“今日里面不重言路，我辈扶持科道，再三陈说，方肯添此一款。”汤鼐因此言即弹劾万安。上奏云：“人臣之义，善则称君，过则归己，安等乃归过于里面，不知所谓里面者果何？所指谓内阁耶？抑朝廷耶？乞究其言，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弹劾奏本递上后的第二天，汤鼐被宣至左顺门。早有许多太监在那里候着他，“中官森立”，命其下跪。汤鼐问：“令鼐跪者，旨耶？抑太监意耶？”太监谎称有旨，汤鼐当即“与巨阉争辩阙下”。经此一事，汤鼐闻名朝野，同僚称之为“汤殿虎”，“目为铁面御史”，他自己也改号为“铁翁”。吏部尚书王恕很欣赏他，于是派人私下跟他说：“待数日即升堂上卿”，第二天即上书弹劾王恕“居部不严”。王恕并未因此而记恨，反倒更加敬重汤鼐，“自是终身论交不厌”。汤鼐如此一心奉公不徇私情的做派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也使自己获得了清誉，却也触碰到了许多人的痛处。于是遭权臣陷害，谪戍甘肃。在甘肃十多年的贬居生活中，汤鼐仍然“自以为言有益于社稷”而不后悔，云：“虽身死边陲，吾事毕矣”。放归故里后，杜门谢客，优游自适，“茅屋、土垣、柳堤、竹坞，怡然于其间，虽箪瓢屡空，晏如也。”[40]
王暐，字克明。幼时，条件艰苦，但他酷爱读书，为生计劳碌之余辄手不释卷。在代父送药材至京师时，王暐看到了一个孝廉会试时所作的文章，笑曰：“这样的文章，我也能做。”回家后便发奋读书，正德丙子（1516年），中进士。有一次因事拜见阁臣靳贵，“与之扬扢世务，甚畏服之，曰：‘此大受材也’”。后授吉安府推官，“以明允、平恕得上下心”。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叛乱。王阳明兴兵讨伐，命王暐领军相助。王暐领命，便亲冒矢石，身先士卒。其间，有督造战船的军吏没有按时完成任务，王暐临阵斩之，军纪因之严明。王阳明大加赞赏，云：“如王君，可谓达权矣。”此后便引以为心腹，“与参密谋”。攻南昌时，王阳明率领的王师*戮过当，王暐及时禀告阻止。因平叛战功累累，王阳明在上奏的捷报中称王暐“首从义师，争赴国难，胁谋并力，共收全功”。正当论功行赏时，王暐之母去世，遂“苴杖就途不反顾”。服丧期满后，补大理寺左寺副。 “大礼议”[41]时，王暐追随首辅杨廷和“伏阙泣争，至触天怒，杖于廷”。事后，升任江西按察佥事，分巡湖东。王暐精通法律条文，在处理事情时却不生搬硬套，而是“时时以情衷三尺”。比如庐陵有父子三人，大白天抢劫了他人的钱财，知县判他们死刑，王暐说：“这是为饥寒所迫，一家人却要因此全部处死，合理么？”如此等等。由于分巡抚湖东政绩卓著，名声大振，升任南京光禄寺少卿，累迁至太仆寺少卿。王暐的能力得到了同僚和皇帝的认可，考评制词云：“刚方之守强于自立，通敏之才优于干理”。随后，王暐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下大力气整顿官场生态，与巡按“同心，以立纲振纪为任，一时黄绶而下有望风解印绶者”。就在巡抚江西任内，王暐上《崇本疏》，认为句容朱家巷为皇室祖宗所自出，“请建置守卒，广尊祖敬宗至意”。此后在户部、都察院及总督、巡抚任内，王暐皆有善政，累官至户部尚书。户科给事中厉汝进弹劾地方官入京行贿，王暐牵涉其中，遂削籍罢官。后人评价王曰：“公性廉静，鲜衒饰，而中实，凛不可犯。”[42]
李春芳，字子实。嘉靖丁未（1547年）状元，累官至太子太师、柱国、中极殿大学士，为句容历史上为官最顺者，世称“状元宰相”。与以上三位不同，李春芳生于外地、长于外地，但他对句容怀有很深的感情，乡人亦为骄傲。由于其对后世影响之大、情况之特殊，下节详述。
二位首辅佐大明
提要：李春芳以状元而为首辅，制《宗藩条例》以抑宗室豪强，谏皇帝止兴作以生息养民，定和番之策以保国界安宁，如日中天而急流勇退，荣归故里。孔贞运力挽狂澜于既倒，终因忤帝意而致仕。二士起于寒微，而以经世保民为己任，其奋发图强、勇担道义之精神为后世士子楷模。
清康熙年间句容知县方矩云：“句容在明为留都首善，弹丸蕞尔，簪缨辈出，内而卿贰，外而牧伯，史乘不胜书。如李文定公以鼎元登师相，尤其最者。”[43]如其所言，状元宰相李春芳尤为乡人推重，引以为傲。
明天启年间刊行的《本朝京省人物考》云：“李春芳，字子实，句容人。”[44]《乾隆句容县志》有李春芳小传，位列句容乡贤祠，县城有李春芳牌坊。嘉庆《新修江宁府志》云李春芳乃句容人[45]。但是对于李春芳的地方归属，还存在其他的主张。明万历《兴化县新志·乡贤》中有李春芳小传，并记载李春芳所立之六座牌坊[46]。《明史》本传载：“李春芳，字子实，扬州兴化人。”[47]清乾隆《江南通志·选举志》进士表记李春芳为“兴化人，状元”[48]。咸丰《重修兴化县志·选举表》记曰：“李春芳，《状元题名碑》作‘扬州兴化县籍应天句容人’。”[49]所以后世多有以其为兴化人者，如《中国状元大典》谓：“李春芳，字子实，江苏扬州兴化人……”[50]。
两地甚至多地主张为某一名人故里的情况所在不鲜，皆源于当事人复杂的家族关系、活动轨迹以及他者所述。
专家在研究徽州籍进士时，提出“双籍进士”的概念，谓：“当他的户籍所在地与他的原籍不一致的时候，他就有了双重籍贯，即法律所认定的籍贯与他心理及社会所认可的籍贯是不同的。简言之，双籍的出现，是因为一个居民的户籍所在地即乡贯与他的原籍不一致所造成的。” 进而提出双籍的几种类型：寄籍、移籍和寄居，而无论是哪种形式，也无论户籍是否更改、居住外地多长时间，只要本人自称徽州人，那么就可以视为双籍[51]。笔者以为，李春芳正在“双籍进士”之列，即主张其为句容人正确，主张其为兴化人亦无误，二者可以共存而非相互排斥。
李春芳曾祖李秀携家从句容朱壒村先迁安宜，后迁兴化，并定居于兴化。正德庚午（1510年），李春芳出生[52]。史称李春芳幼时即“神颖，不类群儿”[53]，得到了兴化县令杨恺的青睐。除了在兴化县令处受学读书外，李春芳在《新建华阳书院碑记》中还提及其“早岁常读书寺中”。《乾隆句容县志·玉带楼》记载了李春芳为诸生时，在句容县城崇明寺藏经院月亭僧房读书，留下“异日定需留玉带”的佳话。嘉靖辛卯（1531年），中举人。嘉靖丁未（1547年），李春芳进士夺魁，为状元。
中状元后，李春芳被授翰林院修撰，随后又得草拟皇帝制书。在翰林院待了十年之后，嘉靖皇帝要来翰林院擢选，李春芳获皇帝垂青，从此仕途一帆风顺。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李春芳为礼部尚书，隔年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入阁辅政。此间，其为政荦荦大端如下：
1.规范宗室给养，减轻财政负担。主持制定《宗藩条例》，从此“有司得奉三尺以绳诸藩，无敢哗者”。
2.整顿科考纪律，严肃考风考纪。严查考生作弊，规范了考场秩序，有效遏制了科举作弊的势头。
3.谏阻皇帝大兴土木。隆庆元年（1567年），皇帝要造翔凤楼，李春芳上书劝阻，自此“竟隆庆之世土木不兴，府库盈溢”[54]。
隆庆二年（1568），李春芳继徐阶为首辅，成为为数不多的状元宰相。《明史》载：“春芳恭慎，不以势凌人。居政府持论平，不事操切”，处事稳重，深得皇帝心意，所以“自学士至柄政，凡六迁，未尝一由廷推。”[55]《明史》记载：“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由廷推或奉特旨”[56]，可见内阁学士的选拔，按制应由廷推，而李春芳“未尝一由廷推”。李春芳从隆庆二年至五年为首辅，其间内阁参决的最具意义的大事当为册封顺义王，争取了以后五十年的边境和平。
辞官后的李春芳回乡，幸得父母健在，为乡人所羡。此后李春芳便闭门谢客，孝敬父母，含饴弄孙。父母去世后，李春芳晚年在句容华阳书院、茅山等地讲谈居住，身后部分子孙回迁句容。万历甲申（1584年）三月，李春芳去世[57]。万历皇帝为之辍朝一日，遣使治丧，与夫人徐氏合葬于扬州句城塘之阡。
李春芳身后50余年，又有句容人孔贞运任首辅。孔贞运，字开仲，号玉横[58]。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以殿试第二授翰林院编修。此时的明王朝已进入多事之秋，孔贞运登上了明王朝这艘已经千疮百孔的巨轮。
天启年间，孔贞运充经筵展书官，纂修《两朝实录》。崇祯元年（1628年），任国子监祭酒。次年皇帝至辟雍时，孔贞运进讲《书经》。《明史》称：“孔氏子孙以国师进讲，至贞运乃再见。”[59]这年十月，皇太极拥兵十万包围京师，孔贞运“条上御敌城守应援数策”[60]。六年起任南京礼部侍郎。九年，孔贞运以礼部尚书入内阁。时任首辅温体仁热衷于结党营私，但他深得崇祯帝信任。所以在温体仁欲重治复社的案子时，孔贞运就因为“从宽结之”而遭其非议，云：“句容亦听人提索矣！”言外之意就是，你孔贞运也是复社党人的一分子吧！在温体仁只手遮天的恐怖官场生态下，孔贞运选择明哲保身，“自是不敢有所建白。”[61]越二年，孔贞运为首辅。
孔贞运可能想重振万历后期以来日益严重的党争导致的朝纲不振，所以他积极营救了刚正不阿的郑三俊和久负名望的钱谦益。但问题可能就出在他为了挽救时局而坚持了与皇帝不同的看法。在多位朝廷重臣或遭黜、或殉国的情况下，崇祯帝便想拣选一批人才充实到朝廷中。他亲自拟定考选诸臣的名单，送给内阁斟酌。孔贞运与其他阁臣对皇帝拟定的名单改动许多，再呈送皇帝决定，内阁建议又多不被采纳。皇帝与内阁在考选人才上有了冲突，深为党争困扰的崇祯帝此时可能并不信任他的内阁了。最终皇帝以自己钦定的十八卷下发到各部再议。此时，新擢任的御史郭景昌到朝房谒见首辅。孔贞运便将心中所虑与其交换看法，认为皇帝所为难以施行。随后，郭景昌便上书弹劾了孔贞运。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我们不难知道崇祯帝对他的内阁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郭景昌虽然被剥夺了职俸，首辅也就此引退。引退后的孔贞运隐居建德山中，“七年食不兼味，居无亭榭，”[62]依旧是忧国忧民。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当亲友来慰问他这位前任首辅的时候，他“惟称主上圣明，诸臣误国”[63]。此后绝食数日，以至于崇祯皇帝身亡的哀诏下达到县的时候，孔贞运扶掖起迎竟未及礼成而卒。后人修史，将其列为“忠节”。
李春芳和孔贞运皆出身贫弱，中进士而入翰林，以词臣而预机务。他们拥有优秀士大夫的品质，忧国忧民，无论是抑制宗室豪强还是和番，也无论是营救直臣还是不惜忤逆上意而坚持己见，都是为了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一点有利于国家社稷的事情。作为读书仕进的士子，二人为邑人做了榜样，也激励着邑中读书人不断努力奋进。
一朝名宦“白菜”缘
提要：“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江西徐九思任句容知县“画菜辅官”，爱民生民。数十年后，句容人笪继良至江西做知县，以其为信条，刻“白菜碑”。徐九思与笪继良时空易置，却又同道同行，共同书写了遥相呼应的“白菜缘”。
明代句容，名宦辈出，远胜于前。在众多名宦佳话中，尤为乡里所耳熟能详、津津乐道者，当数嘉靖间句容知县江西人徐九思，他曾画丛菜于石屏上，云：“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与之相匹者，则有句容人笪继良，为官江西时，效仿徐九思刻菜碑，书写了相隔数十年的“白菜缘”。
徐九思，字子慎，江西贵溪（今江西省贵溪市）人。嘉靖乙酉（1525年）举人，后授句容知县。刚到任时，“恂恂若不能”，遂有资历老而奸猾者偷偷拿着空白的文书盖了官印去谋私利了。徐九思发现后准备依法处置，虽有众多吏员前来求情，徐仍断然拒绝，“于是人人惴恐”，无有再敢如此等欺瞒犯科者，官场生态为之清明。徐九思“御豪猾特严”，而“于单赤务加恩”[64]。据当时父老所述，督运官所记，徐九思赈济贫苦百姓的方式简便科学，甚至被当做样本在江南各县予以推行。甲辰（1544年）、乙巳（1545年）两年，疫病流行，民众受害而死者“枕藉于道”，巡抚开仓赈济。由于官仓距离甚远，徐九思便请家有余粮的富户“主其事于乡邑之寺观”，受灾的民众就近前往。每处赈济点依据人数的多少，用大锅做粥饭分食[65]。人受灾的时候如此办法，庄稼受灾的时候亦类。有一年灾害严重，谷价高扬。“巡抚发仓谷数百石，使平价粜而偿直于官。”徐九思道：能买得起粮食的，都是富裕人家。穷人家即使是平价也买不起啊！便以时价卖掉一半，使官府的财力不受损害，另一半直接用来赈济贫苦百姓。还有多余的粮食，就使人运送到偏远的地方去救济那里的百姓[66]。“句容在明附南直隶畿内，为上县”，标准为年纳粮十万石至六万石[67]。正如父老所言：“句容为应天剧邑，税重讼繁，供应疲竭”[68]。徐九思到任后，重新规定了百姓输纳税赋的办法，一年就可以省下四五成，极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又朝廷多次遣人至茅山“醮神”，县民苦于供应，徐九思便以官库中所存盐引金作此种支出，甚至将县衙后的空地开辟出花园池塘，用来种菜养鱼，所产即用于迎来送往，自是“民无所扰”。句容县有东西土路干道，天气好时，“尘土积三尺”，车马过后不见天日，碰到雨雪天气则泥泞不堪，无法通行，徐九思“节公费，甃以石，行旅便之”[69]。公务上爱民节用，生活上徐九思亦深得百姓认同，人云其“寒不重裘，暑不易葛，茄菰菁菔日一盂，糜若饭间举日三，萧然寒士也，七年如一日。”在句容为官后，徐九思升任工部主事。句容人民感怀徐九思体恤民生为民造福，在茅山为之造生祠，“肖像而祠之”[70]。徐九思也时刻心怀句容，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心心念念的仍是“茅山迎我”。乾隆年间，后人将其所画之菜刻石立碑，移置县堂之西。
笪继良，字赤如，号我真，望仙乡茅庄（今白兔镇茅庄）人。万历辛卯（1591年）举人，丙辰（1616年）授江西铅山知县。笪继良幼时曾梦见朱熹、陆九渊教授自己学问，故而醉心于心性之学。长大之后，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高攀龙等过从甚密，一同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做了铅山知县后，笪继良到鹅湖书院谒朱、陆两先生，“宛然梦中也”[71]。笪继良在铅山主政六年，民众牢记于心者略举如下：1.救济贫困，打击豪强；2.提高民众医疗意识，改善医疗环境；3.因地制宜，发展造纸业、制茶业，改善民生。当然，流传最广的还是他仿徐九思刻菜于石，并书“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于其上。离任后，铅山县民感其贤明，念其惠政，崇祀名宦，并建“笪公祠”奉像其中[72]。笪继良所刻之碑，后人称之为“白菜碑”，如今已是铅山县的著名景观。
徐九思任职于句容与笪继良任职于铅山，前后相隔数十年。二人于公于私都无交集，但是为官勤政、清介爱民的精神却一脉相承。这既是历史的巧合又是历史的必然，忠厚淳朴的句容人民受了他人的福泽，便会铭刻在心，内化为自己的准则，在合适的时机便会反馈于社会、反馈于国家。
句容砖城肇始
提要：嘉靖中期以后，倭寇盗匪横行。为保境安民，各地纷纷修筑城墙。句容在知县樊垣的率领下，筑砖城，保护县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修筑砖城是句容城建史上的大事，奠定了此后400余年的句容城市规模。
明嘉靖年间，句容始筑砖城。这是句容城防建设史上的大事，也是大时代背景下地方社会保全治理的缩影。《乾隆句容县志·城池》载：“嘉靖三十三年，令樊垣因倭警始筑砖城。”李春芳《句容县新筑城垣记》道出倭患严重的原委：“倭寇扰吴越，狙诈百出，而内之逋逃，实为向导。”[73]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倭患，加强城防建设，构筑坚固城池日益被重视。新任知县宜宾人樊垣一到任，就动员大家赶紧修城墙，说道：“容，留都襟要，而三吴之会，安可恃险阻为固，不之戒乎？万一海氛操矛缘岭下，其何以御之？”士绅民众纷纷同意。
筑城经费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樊垣乃“请诸当道”，找到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出公储若干缗”。又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属吏也纷纷解囊。士民“富者输缗钱，壮者荷畚锸”，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就在城墙即将修成时，有倭寇进犯至句容周边。李春芳记载：倭寇从安徽当涂迫近南京，转而洗劫溧阳，一路向东。《乾隆句容县志·名宦》樊垣小传亦有相似的记载：当时倭寇五十六人从句容边境过犯小丹阳，攻打南京，知县樊垣即率领民众登上尚在修筑的城墙日夜守备，“卒免蹂躏之祸”[74]。无论是溧阳还是小丹阳，皆在句容附近，所以砖城的建造不敢有丝毫懈怠。从嘉靖三十三年初夏动工，次年仲夏即告成功。此次造城，规模如次：“周七里，一千三百一十丈有奇，高二丈有六，雉堞二千有奇，警舍二十有四，敌楼一，城外浚池蓄水，设关六，门四，小南门一”。俨然一座坚固高大、戒备森严的城池，而花费还没有超过两万。有了牢固城墙的护卫，句容应对倭寇的入侵有了足够的底气和缓冲的余地。
其后万历四年（1576年），应天巡抚宋仪望听从堪舆家的建议，把南门往东移了一点，并建飞楼于其上。新建了飞楼的南门很是壮观，“俨然为一邑伟观”。宋仪望还在南门内建厅三间，摆放一些防御倭寇的武器。
句容砖城之造，基本定下了后世句容城的规模，确立了县城发展的格局，后世四百余年历经修补沿用，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拆除。
南道北佛的中兴
提要：南朝以降，句容佛道两旺。明代茅山道教承数百年昌盛之余绪继续发展，深入影响民间生活风俗。宝华山因万历敕建“护国圣化隆昌寺”而声名大噪。又有三昧改禅为律，奠定宝华律宗三百年之基业。南道北佛，至今仍是句容宝贵的文化资源。
句容有宗教名山二，茅山以道立于南，宝华山以佛立于北。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南道北佛的格局。
陶弘景之后，茅山声誉日隆。唐宋时代，茅山已然道教名山，高道辈出，著名者如王远知、李玄静、刘混康等皆为帝王座上宾。不惟高道为帝王所推重，茅山的奇物也为皇帝所留意，宋真宗曾派专人到茅山请龙，并做《观龙歌》。宋徽宗赐予刘混康的玉印、剑、砚、符、圭等器物被后世称作“传坛诸宝”[75]。随着与皇室的交往越来越多，茅山的宫观建设也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宋崇宁五年（1106年），元符万宁宫落成，徽宗御题榜额；元延祐六年（1319年），升崇禧观为崇禧万寿宫。
与前代相比，明代茅山的道教受到了较前代更多的约束，其发展也就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明代茅山“宗师”改为“华阳洞灵官”，纳入政府的官僚体系，使茅山的道教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几百年来积攒的宗教名望使茅山依然能够得到皇室的重视：洪武初，额设二祭于茅山，每岁惊蛰于元符宫广济龙王祠，五月五日于句曲山神祠，以祈岁丰；永乐五年（1407年）等年，遣官钦奉圣旨，凡五赉香帛，修斋瘗简于大茅峰、元符宫；正统十二年（1447年）八月，颁赐道经一藏于元符宫；成化二十年（1484年）八月，着南京守备太监至三茅山真君处祭祀；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皇帝将位于大茅峰顶的圣祐观敕改为“九霄万福宫”。
明代的茅山，罕有如陶弘景、李玄静等享有崇高社会名望的高道，诚如专家所言，此时期的道教开始“超出宗教的范围，而与普通民众的生产活动和文化娱乐水乳交融，成为人们生活风俗的重要内容。”[76]千百年的历史积淀使茅山道教发展出了规范的宗教仪轨，也获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可。庄严肃穆的宗教仪式在文人士大夫的游记中保留了下来：“诸黄冠玄衣之属雁行，鳞次瞻礼太上。肃肃秩秩，如天王朝会，列辟骈止，下气屏息，无敢弗虔。”[77]信众进香礼拜的场景也见诸文士笔端：“进香男女数万人摩肩击舆，几不得前。上殿瞻圣像，来者益拥塞，不能从容投体。群祝声若乱蜩，不可辨。其不能前者以香遥掷炉中，沉片檀末如雨雹交下……”[78]毫无疑问，道教圣地茅山依旧延续着往日的盛况，只是内容侧重有所改变。
与孔贞运为崇祯皇帝的殉国而哀恸绝食几乎同时，宝华山隆昌寺的三昧律师在南京大报恩寺开坛讲法，忏荐大行皇帝[79]。隆昌寺建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但是宝华山的佛教却远不止此。据万历乙卯（1615年）时任礼部郎中黄汝亨所作《敕建宝华山护国圣化隆昌寺碑》[80]载，宝华山乃是南朝“梁神僧宝志公道场”。宝志是南朝高僧，与梁武帝多有交往，而梁武帝也留下了“华山何如蒋山”的历史之问。
明嘉靖年间，有普照大师“仿迹寻址，燔其林莽，构庐而居，纂修其绪……自是游迹复通，志公之业赖以弗湮”[81]。普照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使宝华山的佛教重新焕发了生机，振敝起衰，为后来隆昌寺的建立做好了铺垫。
隆昌寺的建立，缘起于妙峰大师铸造的铜殿。妙峰大师是明代中后期佛教界有大作为的和尚，兴建了多处寺院及佛教建筑，被万历皇帝称为“真正佛子”。妙峰总共造了三座铜殿，分别为观音菩萨铜殿、普贤菩萨铜殿、文殊菩萨铜殿，其中普贤菩萨铜殿供奉于峨眉山，文殊菩萨铜殿供奉于五台山，观音菩萨铜殿原是供奉于普陀山的，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殿落宝华山。
弃普陀而终定于宝华的原因，《敕建宝华山护国圣化隆
昌寺观音菩萨铜殿碑》[82]云“拟送补陀缘事未果，乃遍卜佛前，得华山而定居焉尔。”与妙峰交好的憨山和尚说铜殿造成后，“载至龙江时，普陀僧力据之，不果往。遂卜地于南都之华山，奏圣母，赐建殿宇安置，遂成一大刹。”[83]另有记述说：“会岛倭犯属国，我师劳费七年，仅邀天幸遁去，骜然有轻中国心。像至彼，倭航海来朝，且为封疆患。舣舟江关犹豫未决。有献议者：‘华山宝志公庵可增式廓也。’遂辇像居之，更庵为寺，上赐额曰‘护国圣化隆昌’云。”[84]《宝华山志·高僧》妙峰传曰“会海氛未靖，至中途不果，三卜三吉而得宝华山。”黄汝亨的碑记为我们揭示了更多的历史细节。当运送铜殿的舟船停靠在南京附近，无法继续前往普陀山时，“金陵诸大刹皆愿选地以奉师（指妙峰，引者注），总其地曰：‘归华山。’”此时的宝华山，普照已圆寂，其徒明律、明慧相继主事。在乃师开拓的基础之上，万历初年明律“稍张拓之”，寺庙及僧众的规模比普照时候扩大了许多。由于“归华山”为众意所向，遂“三卜三吉”。于是“普照徒子明慧率诸眷属以庵基山场约百余亩献，请师置殿，聿建梵刹，供众丛林。”众多达官显贵亲临现场，为之公证。
安置铜殿定在佛诞日，当天晚上“远近居民皆见此山放大光明，炬如莲珠，若华严之帝纲”。不仅如此，数月前开始的“山鸣若狮子吼者”在铜殿安置之后也停止了。大量的异象吉兆显示，观音铜殿安置在宝华山是有大功德、大意象的。
妙峰认为建造寺庙刹宇“功德匪渺”，需要尽心竭力、精益求精，于是从峨眉山白水寺请来南宗深公，二人共同到北京请旨。万历皇帝欣然批准，“制约：可”，给与大力支持，“施造寺金一千，赉经一藏，渗金毗卢佛一尊，幢幡二首，赐额曰‘护国圣化隆昌寺’”，派御马监太监到场以示重视。皇太后李氏也极力赞助，“施金二千，赉经一藏及幢幡，渗金宝塔、观音大士像”，派奉御太监到场。李太后崇佛是出了名的，《明史·后妃二》载其“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85]。进京请旨的二位大师也都获万历皇帝的赏赐。
妙峰又从北京慈寿寺请来“天空禄公为隆昌总持”，讲演佛法。凡来学习的僧众、信徒都直接受到万历皇帝的赏赐。一时间前往隆昌寺学法修行者不可胜计，上至臣僚嫔妃，下至普罗大众，甚至需要皇帝派专人负责对他们的赏赐事宜。隆昌寺建寺之初，可谓盛况空前。妙峰为建造隆昌寺请来的两位高僧，皆是一时之选。二人分工负责，深公负责建筑营造，禄公负责佛法讲演，为隆昌寺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深得皇帝和太后器重的隆昌寺经过十年的建设，在万历乙卯落成。据黄汝亨记载，隆昌寺雄伟壮观、“钜丽弘敞”，极庄严地矗立在眼前：左右两旁依佛经典故“五十三参”建有阁五十三楹（间），“圆应深广，几二百尺”，仅这五十三间阁道就有六七十米。天王殿、无梁殿、钟鼓楼等殿、堂、楼、室，无论是学法修佛还是日常起居，也无论是经籍收藏还是养老休闲，“凡所宜有，靡不具备”。当然，寺中最耀眼的当属妙峰所造观音菩萨铜殿，从大门往上走几百步即可抵达。
焦竑《敕建宝华山护国圣化隆昌寺观音菩萨铜殿碑》将隆昌寺铜殿与他见过的峨眉山、武当山铜殿作了对比，认为峨眉山铜殿坚实牢固，铸造工艺并不精致细腻，武当山铜殿金碧辉煌，规模似有点小，隆昌寺铜殿无论是工艺还是规模，都在二者之上。
寺成之后，天空、南宗相继住持宝华寺，“续其余业”[86]，在两位大师的主持下，隆昌寺保持初建时的蓬勃劲头，“寺颇称盛”。万历后期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并愈演愈烈，隆昌寺难以自完。崇祯年间，隆昌寺已衰败不堪，时人谓之“法嗣凋零，殿宇尘坌”[87]，“未及五十载，金殿草深，僧徒落寞，大江以南几不复知有宝华山矣”[88]。使隆昌寺重新振兴的，是三昧律师。
三昧律师师承明晚期著名律宗大师古心，深得乃师器重。崇祯戊寅（1638年），在南京大报恩寺开戒结束的三昧律师乘船回扬州石塔寺，因江上风急浪大，暂避于宝华山附近的龙潭。其间上宝华山随喜，看到隆昌寺的颓废景象，不胜叹息。宝华山的僧人也饱受寺院衰败之苦，在妙峰一系传人楚玺和尚带领下，到南京请求批准，公请三昧律师主持宝华山。三昧应允，于次年率众入山，“至则鼎新殿宇，改建山门，大开千华之社，四方瓶钵如渴骥奔泉，日食万指，名动寰区。”[89]三昧律师入主宝华后6年，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南明朝廷建立后，弘光帝封三昧为“国师”，此时已进入清代纪年。三昧律师在明末开创的宝华律宗，在以后的三百年间大放异彩，宝华山成为“律宗第一名山”。
隆昌寺的创建和宝华律宗的兴起，重振了宝华山作为佛教名山的地位，奠定了此后三百年宝华律宗的基础，也巩固了句容千百年来南道北佛的基本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