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被誉为华夏文明的“摇篮”。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使山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孕育了山西人特色的伦理价值观念。晋商就是在这种地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诚实守信、以义制利的精神，铸就了长达五百年的辉煌历史。
晋商通常意义上是指明清五百多年间（从公元 1368 年到公元 1912 年）的山西商人，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晋商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商人，至今还流传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世人对晋商传奇的探索也从未停息，大型电视人文纪录片《晋商》就曾历时三年，遍访晋商行迹、遗址、故里和院宅，全景式地对晋商文化进行了挖掘和介绍。而且历年来演绎晋商风采的各个影视作品也有很多，其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曾经在央视热播，引起巨大反响的《乔家大院》。
能够在众多的文化中脱颖而出，历久弥新的晋商文化，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在其成功的原因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儒商精神，儒商精神的精神内涵就是“诚信”、“以义为先”。晋商之所以能够在明清五百多年间称雄商界，生意兴隆四海，就是在于他们能够始终坚持信义，把这种精神贯穿到经营的每一个环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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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晋商信义文化的历史文化渊源
山西简称晋，别称为三晋，在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中，三晋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为华夏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三晋大地上，有着众多的神话传说和历史名人，他们都是信义的化身和象征，是三晋文化的灵魂。
作为五千年华夏文明标志的“五帝”曾在三晋大地上留下的他们的遗迹。其中有施行仁政的尧，《史记》说：尧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尧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施行仁政，开创禅让制、设立诽谤木、治理水患、颁授农耕时令、制定四时成岁，为人简朴，非常受人民的拥护。其后又出现了“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的舜，受尧的提拔，其在未当政前，曾以孝感动天下，在现运城市垣曲县，舜也留下了许多遗迹，最有名的当属历山。相传唐尧在访贤途中，在历山遇到了躬耕的舜，见舜对牲畜都十分体恤，觉得舜一定会爱民如子，才让其后来承其帝业的。舜继位后，将人生终始之礼总结归纳为“五 常之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在全国建立了一种礼仪制度和中华民族 的传统道德准则。另一位在古代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贤圣帝王，禹也与三晋大地有着深 厚的渊源。相传，禹因治理黄河有功，受舜禅让继承帝位。其还给河东大地留下了一座帝都， 就是禹都安邑，现位于运城市夏县禹王乡的禹王村。在治理洪水的 13 年中，大禹曾经三过 家门而不入，他以人为本，心系民生，自强不息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尧舜禹德盖华夏，他们集中体现了刚毅、顽强、无私奉献、信实礼让和忠孝仁爱的道德典范，给三晋大地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是山西地域文化的象征和精神内涵，也是晋商信义文化的文化源泉。
除此之外，纵观几千年的三晋文明史，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许多信义之士深受熏陶，留下了流传千古的事迹，影响后人。晋文公重耳，为公子时曾逃亡至楚国，楚国以国群之礼相迎，楚王问其将来如何报答自己，重耳许诺，如将来晋楚交兵，定会退避三舍。公元前 633 年时，晋楚军队城濮交战，晋文公为实现其当初的诺言，把军队撤后九十里。
介子推，晋国贤臣，山西闻喜人，曾为了救饿晕的重耳，让其活命，割股奉君，与采来的野菜煮成汤喂给重耳，救活晋文公，能够在君主落难时，如此忠心，这等信义之士实在难能可贵且影响深远。《史记 赵世家》中最早的记述了“赵氏孤儿”的故事，晋国义士程婴，为保全赵氏孤儿和当时晋国所有无辜的婴儿，献出自己的儿子顶替救孤，后又苦心教育，培养成人。后人为纪念如此忠义之士在藏山立庙以祀。
这些忠义之士的事迹流传千古，影响颇深。但是对后世影响最大，尤其是对晋商文化影响最大的，还是三国英雄关羽。关羽，字云长，河东解良（今山西运城）人，三国时期蜀汉著名将领。中国古代各朝皇帝都以关羽为忠义的化身和象征，认为关羽是教育民众忠君爱国的榜样力量。而关于关羽忠信的事迹更是数不胜数，尤其是其重许诺、守信用，对刘备无限忠诚，与刘备多年同甘共苦。建安五年，曹操出兵大败刘备，生擒关羽，看中关羽为人忠义，拜为偏将军，但关羽并无久留之意，在得知刘备在袁绍处之后，立即过五关斩六将去寻刘备。正因为关羽一生忠义勇武，坚贞不二，为佛、道、儒三门崇信。关公的“忠义神勇”、“诚 信仁义”、“义薄云天”，在当时明清时期下已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晋商看来，关公就是信与义的化身。晋商将这位“功略盖天地，神武冠三军”的老乡奉为晋商商帮中共同的精神领袖，是因为他一生身体力行的“义”与晋商所秉行的 “义利相通”相契合，自然也就把关羽当做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和晋商信义文化的载体和寄托。他们把关公当成是自己的保护神，在各地建造会馆，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山陕会馆，民间把山陕会馆称为是关帝庙或者三 义庙。除此之外，各地晋商会馆都有戏台 ，在关帝诞辰和喜庆之日演关公戏庆祝。晋商在关公文化的影响下，用诚实、信义来规范自我，从而铸就了五百年辉煌晋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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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晋商信义文化的精神内涵
英国汇丰银行上海经理对晋商曾有过这样的评论 ：“这 25 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 (晋商)做了大宗交易 ，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这样高的评价就是因为晋商始终遵循着“诚实守信”、“以义制利”、“义利相通”的精神原则。
（一）诚实守信
古人云：“天失信 ，三光不明 ；地失信 ，四时不成 ；人失信 ，五德不行 。”崇信关公忠信的晋商的第一要则就是诚实守信，他们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坚持“诚信至上、以义制利”的经商原则。他们认为经商虽然最终要以营利为目的，但更需要以道德信义为根基，提倡生财有道、见利思义，反对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他们的诚信意识体现在经营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与合作伙伴、店员伙计、同行还是与顾客之间，他们都始终如一的坚持诚实守信的信念。
首先晋商经营需要管理店面的掌柜，需要干活跑腿的伙计，要将自己的财产交到掌柜手里管理，这就需要足够的信任。山西票号掌柜李宏龄选拔掌柜的经验之谈即“得人者兴，失人者衰，认真察看者则得人，不认真察看者则不得人。”大掌柜一旦选拔出来，双方会建立应有的默契和信任，为鼓励其好好工作，还需要对其进行鼓励，一是财东必须充分信任掌柜，将自己的各项管理权全部委托掌柜负责，掌柜对经营拥有绝对的权利；二是掌柜的薪金远远高于其他任何的普通员工；三是根据掌柜的业绩，在年终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得到股份或者增减薪金。至于对店里的伙计和员工，晋商也本着人本思想，其中最突出的事例就体现在票号首创的“人力顶股”的制度上。“人力顶股”的基本内涵就是店中掌柜、职员与伙计可以凭借其劳动力等顶股，与财东的资本股一起参与红利分配。这样的分配制度可以让员工和财东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从而增强了晋商各个票号的凝聚力，使大家上下齐心，共同为了票号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山西祁县著名晋商乔致庸当年的复字号中最能*伙计马苟来曾经向乔致庸提出辞号，乔致庸在反复思考后，发现伙计之所以会辞号是因为只有较低的薪金但是却没有年底分红，所以，乔致庸本着重信义的原则，决定给所有的伙计也顶一份人身股，从而赢得了所有员工的心，使员工踏实地全心全意地为自己所在的票号付出努力。这些无疑就是晋商信义精神的印证。
其次，晋商要经营生意，还需要跟同行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他们之间的关系叫做相与关系，即生意伙伴关系。相与关系更加需要彼此信任，更加需要信义精神。正是因为晋商相与之间的和谐互助的相处模式才使得晋商这个集体称雄当时的商界。而寻找合作伙伴就更加需要仔细斟酌和考量，在结交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对方的人品信誉，如果不是诚信的人，即便是再大的利润也不可以合作。但一旦结为相与关系后，就必须努力维护好双方的伙伴关系，在对方遇到困难时一定要鼎力相助，不可中途因利益绝交。太谷曹家、祁县渠家和乔家就是相与关系，有一年，坊间盛传乔家和渠家两家在关东发行的“钱帖子”的信用劵贬值的传言，所以一时两家在市场中被排斥挤兑，只好去找曹家帮忙，信誉卓著的曹家，没有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而是倾力相助，帮助渠乔两家度过了难关。在帮助其他两家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自己信誉，大大弘扬了晋商信义文化的精神。
当然，诚实守信也是与顾客之间最重要的原则，晋商在这一点上，非常值得信赖。晋商始终认为信誉才是商家的根基，是商号的命脉。乔致庸曾说 ：“一守信 ，二讲义 ，三取利 。”有一年 ，乔家复字号复盛油坊往山西运送销售，经手的伙计为了从中取利就在油中掺了假。后来被掌柜的发现之后不仅痛斥了伙计，而且告知了乔致庸，乔致庸当即命人倒掉了整批的胡麻油，重新更换了货真价实的胡麻油。并且连夜写出告示，说明掺假事宜，并退还已经购买的顾客银两。
这样的事情在晋商中十分普遍，以制炼龟龄集和定坤丹而享誉海内外的太谷广升远药店，进货绝不进次品，人参也必须是高丽参或老山参，鹿茸必须是黄毛茸或青茸，严格保证质量，确保商业信誉．以增强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如发现货质低劣，宁肯赔钱，也绝不抛售。
正是因为晋商把诚信不欺，仁义为先作为经商的信条，遵守崇信重义的道德规范，才能够获得民心，才能够取得长久的成功。
（二）以义制利
晋商在传统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以及对关公忠义精神的继承中，始终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牟取利益是商人经商的主要目标，但对于晋商而言，对利益的获取必须以仁义和诚信为前提和根本。甚至很多时候，他们把义看得比利益更重要，在义与利冲突下选择义。晋商中有名的王现曾经说过：“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恪守其业，天之鉴也。”就是这个道理。
康熙年间，清军西征准噶尔丹，粮草不够。晋商范毓宾听闻后主动请缨自费办售军粮，保证按时按量运到，且只需朝廷运价的三分之一。之后，他和他的弟弟，经过长途跋涉，辗转沙漠，全凭自己的力量为清军送去粮草并且按时送到，保证了战争的顺利进行。途中几度蒙受损失，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为国家省钱省力，还为平定叛乱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和贡献。
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京城中许多的王公贵族和望族都随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外逃，由于时间急促，他们随身并没有携带太多金银，只携带了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便纷纷去兑换银两。但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争中损失惨重，设在北京的分号很多被洗劫一空，很多账簿也都付之一炬。没有账簿，就没有办法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两，在这种情况下，日升昌票号决定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票号一律兑现。山西票号这么做，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但日后的事实证明，日升昌的决定是正确的，战后，北京分号一开业，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官员甚至于朝廷也将大量的官银存入票号。
可以说，信义取利、以义求利是晋商经营活动的 重要理念。在具体经营过程中，如果唯利是图而不顾道义，势必会对他人利益的侵害，招致不良影响，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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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三晋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晋商从萌芽到发展最后称雄于明清商界，这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必然。因为晋商信义文化就是他们成功的根本。晋商以诚信重义号令天下，他们不仅依靠信义树立形象，留下了辉煌的一笔，而且为后人为人处世树立了准则。同样，这种晋商伦理对于当前深入进行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下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建设和谐有序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
赵芳芳
文章转自：关帝祖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