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的是，同一时期在国外，大熊猫的形象也开始广为流传。1961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采用大熊猫作为会徽。大熊猫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被送到国外，开始得到西方社会的喜爱。尽管当时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没有针对大熊猫保护的项目，但相关负责人还是认为大熊猫象征着基金会的愿景。宋雅兰同时指出，1960年代是彩色打印非常昂贵的时代，大熊猫的黑白双色、简洁线条有助于帮助这个年轻的非政府组织降低传播成本。
在中国的工艺美术界，大熊猫的形象也被广泛应用。整个“文革”时期，《人民日报》不断宣传大熊猫作为一种新的设计要素被融入传统艺术和工艺品的创作中。1972年8月，媒体报道了湖北省某纺织企业推出熊猫吃竹的新图案，取代了花鸟虫鱼等传统图案。同年，景德镇一家瓷器厂因推出绘有大熊猫和乒乓球图案的瓷器而得到媒体的认可，《人民日报》在《积极发展传统工艺美术品生产》一文中赞扬了该厂的现实主义创作。1973年，《人民日报》又在《传统工艺开新话》一文中报道了广西省某面料厂推出“熊猫翠竹”这一全新的织锦图案。
另外，大熊猫也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在品牌设计中，成为宣扬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工具。首个广为人知的熊猫品牌是南京无线电厂推出的熊猫牌收音机。1956年，*视察南京无线电厂，参观了收音机生产线，看到国产收音机非常高兴，并鼓励其再攀技术高峰。为了给国庆十周年献礼，南京无线电厂研制了一款体现十年发展新水平的电子音响产品，将之命名为熊猫1501型特级收音机，此后该厂延续了“熊猫”品牌，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熊猫牌收音机。
这一时期，熊猫成为了一个备受追捧的商业符号。1960年，《人民日报》报道了内蒙古一家奶制品企业推出熊猫牌炼乳和黄油制品——大熊猫无论是和奶制品还是和内蒙古都没有直接联系，但这并不妨碍企业经营者使用这一商标来开拓全国市场，并将内蒙古与国家形象联系起来。1962年，《人民日报》在《有趣的塑料玩具》一文中报道了一家塑料制品厂推出了一款塑料熊猫玩具，称熊猫胖乎乎的身体、又黑又圆的大眼睛让它成为孩子的理想玩具。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大熊猫也是中国推出的首部彩色科教纪录片的主题。这部题为《熊猫》的纪录片描绘了王朗自然保护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生物，展示了中国电影制作技术的最新成果。《熊猫》得到官方支持，被送至印度和意大利的国际电影节展映。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将《熊猫》作为国礼赠送给伊朗、伊拉克等国。
“大熊猫不仅没有被政治联想沾染，且在‘文革’中毫发无伤。‘文革’期间，大熊猫从一种民族主义表达转变为一种公认的国家象征。然而当人们反思‘文革’和‘文革’创伤时，他们不会想起大熊猫……大熊猫的政治性在于，它具有散发出非政治化气息的内在能力。”宋雅兰写道。
既政治化又去政治化：当大熊猫走出国门
在十年动荡接近尾声的时候，大熊猫“既政治化又去政治化”的两面性越来越在“熊猫外交”中展现出来——中国政府开始将大熊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府，这一体现友好的举动象征着一度封闭的中国开始打开国门，向外界伸出橄榄枝。宋雅兰指出，“大熊猫一度是民族主义和自力更生的象征，如今又帮助中国打开了与外界交流的渠道。”
随着中国开始考虑缓和与西方的关系，“熊猫外交”在1972年正式开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夫妇访华。尼克松夫人北京之行的其中一站是北京动物园，她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园内的大熊猫，并了解到中国科学家已经掌握了人工繁育大熊猫的技术。在尼克松夫妇离开中国之前，中国政府做出了赠送一对大熊猫给美国的决定。为了向美国方面解释这一决定的重要性，国家林业部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官员提出了“国宝”这一说法。美国政府则回赠了一对麝香牛。当运输大熊猫的美国空军军机抵达华盛顿机场时，“玲玲”和“兴兴”受到了宛如国家元首访美一般的礼遇。包括总统夫人在内的1000多位政要名人出席了美国国家动物园的欢迎仪式，大熊猫的到来也引起了美国民众的极大兴趣，平均每小时就有1000人入园参观大熊猫。
在消化了尼克松访华的这一事实后，日本当局感到打破冷战桎梏，与中国正式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时机终于到了。1972年9月，新上任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中日联合声明》签署仪式结束后，*总理向日方提出中国愿意向日本赠送一对大熊猫。当大熊猫“康康”和“兰兰”抵达东京时，日本社会对它们展现出来的狂热欢迎与美国如出一辙。
鉴于赠送大熊猫在美日两国引起的正面反响，中国政府放心地开展“熊猫外交”，以此举重新界定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宋雅兰指出，从1971年到1976年，中国的政府间组织成员数从1迅速上升至21，而熊猫国礼则是中国国际关系策略转变的一个鲜明标志。截至1982年，共有9个国家获赠大熊猫，包括苏联（1950年代）、朝鲜（1960年代）、美国（1972）、日本（1972）、法国（1973）、英国（1974）、西德（1974）、墨西哥（1975）和西班牙（1978）。大熊猫在国外迅速俘获当地民众的心，这反过来也提升了中国人投射到大熊猫身上的民族自豪感。
然而，中国国内自上而下对大熊猫的重视，也让向外国政府赠送大熊猫的行为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一质疑在1980年代的熊猫灭绝恐慌中达到顶峰。1983年，四川境内出现了竹子开花的现象，让人们立刻联想到1976年竹子开花，继而大面积枯萎，导致大熊猫非正常死亡数量攀升的惨痛过往。
政府吸取了上一次类似事件准备不足的教训，迅速行动，动员人们参与到拯救大熊猫的行动当中。媒体不断报道四川当地民众，特别是贫困的农民，为了拯救大熊猫而做出物质牺牲的无私之举；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人们纷纷参与募捐，为拯救大熊猫贡献绵薄之力。1980年代，“国宝”一词被广泛引用于拯救大熊猫的宣传动员中，很快地，这个名词被视作大熊猫的同义词。
事后看来，1980年代的熊猫灭绝恐慌恐怕是有些小题大做，言过其实了。1988年，一篇中外动物学家联合撰稿的论文指出，王朗自然保护区内没有一只大熊猫是直接饿死的，作者分析了从1981年到1985年（竹子大面积枯死的两年后）收集的数据并得出了这一结论。生物学家潘文石经过考证认为，根据1989年大熊猫调研的数据，1000只现存野生大熊猫的数量意味着每年的自然死亡数应该在50只左右，鉴于1983年的大熊猫死亡数量在这个正常范围之内，当年的恐慌并不是一场真正的危机。
尽管如此，熊猫灭绝恐慌的确神化了大熊猫的国宝形象，加深了人们对大熊猫罕见稀有、需要细心呵护、失去任何一只都是重大损失的印象。也是从1983年开始，中国政府决定停止赠送大熊猫，改为租赁。1984年，中国将北京动物园的两头大熊猫“永永”和“迎新”借给洛杉矶动物园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巡展，洛杉矶动物园因为这对大熊猫的到来赚得盆满钵满，这也引发了全球各大城市向中国租借大熊猫的热潮。然而，许多动物学家对短期租赁计划提出质疑，指出此举将打破大熊猫的自然繁殖周期，对大熊猫的心理健康有害。另外，短期租赁计划无异于将大熊猫当做现金牛来利用，严重违反了《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来自动物权益保护者的反对声越来越响，经过慎重考虑，中国政府于2007年正式终止了大熊猫短期租赁计划，宣布此后的租赁计划将全部都是大熊猫长期国际合作繁育研究项目。提出合作请求的外国动物园必须保证租期为十年以上，每年向中国支付100万美元（将租赁费用定得那么高是为了让动物园难以利用大熊猫展览牟利），在租赁期若是诞生了熊猫幼崽，需要向中国支付额外费用，且在几年之后（通常为三年）将新生熊猫归还中国。大熊猫长期租赁也因此成为当下我们最为熟悉的“熊猫外交”形式，接受大熊猫的外国动物园通常会为这些尊贵的客人准备宽敞奢华的独立场馆，负责照料大熊猫的工作人员也要经过严格的培训。
今年4月，大熊猫“星二”和“毛二”入驻丹麦哥本哈根动物园，开始了为期15年的大熊猫科研保护国际合作。为此，哥本哈根动物园特地建设了一座以太极八卦图为灵感设计的、造价高达1.5亿丹麦克朗（约合2200万美元，或1.57亿元人民币）的巨大场馆，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亲自为熊猫馆揭幕。
在大熊猫欢迎仪式上，玛格丽特二世表示：“我要祝贺哥本哈根动物园和所有参与这项伟大工作的人。我们可以真真切切看到它们，希望可以看很多年。”据丹麦当地媒体The Local的民意调查，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2%）认为丹麦租借大熊猫的协议将改善两国之间的商业机会。这再一次说明了租借大熊猫不仅是中国向其他国家表达善意，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行为。在宋雅兰看来，“熊猫外交”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这些活生生的动物以其可爱无害的外表消弭了政治算计的冷酷，作为中国国家的象征，大熊猫在国内和国外都让中国的形象变得更柔软、更有亲和力，这正是这个正在快速崛起的国家所需要的。
也正因为如此，大熊猫的“国宝之路”与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进程紧密相连，它的内涵也因此远远超越了其生物学意义，如同中国一样，具备了难以简要概括的复杂性。正如宋雅兰所说：“作为一种动物和一种形象，大熊猫在连接自然和民族主义、科学与社会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难以定义、无法忽视、容易被低估，大熊猫就如同现代中国。和它的发源国一样，我们也无法想象这个世界里没有它会是什么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