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2019年6月5日凌晨，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太阳产房，大熊猫“绩丽”产下了一个“胖姑娘”——这也是今年全球首只出生的圈养大熊猫，它被起名为“绩笑”。三个月之后，“绩笑”正式公开亮相，灰白相间的毛皮引发了媒体与公众的关注。基地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种灰色的毛皮可能与家族遗传有关，实际上，“绩笑”的外婆“成绩”的后代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在小的时候黑色的部分特别浅，就像“打印机没墨了一样”，这种情况在半岁以后就会逐渐恢复正常。除了毛色之外，“绩笑”这个名字也引发了人们的调侃，央视主播朱广权拿出了其标志性的冷幽默，“叫‘绩笑’，可能是为了庆祝大熊猫成功完成了繁育绩效。”
在中国，大熊猫是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其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中国人的心。人们为新生的熊猫欢呼雀跃，被熊猫直播频道中憨态可掬的熊猫宝宝融化心脏，对熊猫俘获外国友人的心而倍感自豪……然而，也许很多人还不知道，如今享有“国宝”地位的大熊猫在中国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默默无闻——我们既不能在古代金属或陶瓷器物上找到它，也难以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看到对它的描述——其文化地位远远不如龙、凤、麒麟这些中华“神奇动物”，甚至与蝉和蟋蟀都不可同日而语。那么，这一胖乎乎毛茸茸、“只能拍黑白照”的动物，是如何登上“国宝”宝座的呢？
在加利福尼亚州圣玛丽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环境史学者宋雅兰（E. Elena Songster）看来，大熊猫的国宝地位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在2018年出版的《熊猫之国》（Panda Nation）一书中指出，大熊猫的国家偶像身份部分是因为它的可爱外表，更重要的是，它是现代中国定义民族身份的一个环节。大熊猫悠久的生物学历史、稀少的数量和缺乏传统文化意义的事实，实际上正符合20世纪中叶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需求，“作为官方指导科学和大众民族主义的目标，大熊猫的崛起与这一现象相伴相生，即中国戏剧性地崛起为一个有着全球影响力的国家。”
从“活化石”到国宝：大熊猫的发现与保护
1955年，北京动物园迎来了三只来自四川的大熊猫“平平”“兴兴”和“碛碛”。对首只进京的大熊猫“平平”，媒体给予了极大关注。《人民日报》于1956年7月30日刊发了一组题为“平平日记”的图片，报道了大熊猫“平平”的一天。宋雅兰发现，从1940年代的《良友画报》到1950年代的《人民日报》，媒体不无巨细地在新闻报道中描述大熊猫的外貌特征、栖息地等基本信息，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对于全国大多数民众来说，大熊猫是一种陌生的动物。这也意味着，直到20世纪中叶，大熊猫才开始成为“文化中国”的一部分。
这一原本默默无闻的动物最初是由前往中国的西方科学探索者发现的，并因其在西方生物学分类中引起的争议而广为人知。1869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阿尔芒·大卫（Père Abbé Armand David）首次将大熊猫介绍给西方世界，他将自己在中国发现的特色动植物标本送至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大熊猫也位列其中。当时，四川当地人将大熊猫称为“白熊”，而阿尔芒·大卫将其描述为“著名的黑白相间的熊”。
阿尔芒·大卫敏锐地觉察到大熊猫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动物，但他没想到大熊猫可能并不是一种“熊”。在给大熊猫标本做过牙齿和骨骼检查后，法国动物学家阿方索·米奈-爱德华（Alphonse Milne-Edwards，1835-1900）认为，大熊猫不是熊，而是浣熊，它的很多特征都与19世纪早些时候动物学家在喜马拉雅地区发现的小熊猫（当时它被称为“熊猫”）非常相似。为此，他发明了一个新的名词“熊猫属”，将上述两种动物在名称上做出了区分，前者称为“大熊猫”，后者称为“小熊猫”。
米奈-爱德华对熊猫的重新分类不仅确立了大熊猫的拉丁名和通俗名，也让“大熊猫”取代四川方言中的“白熊”和“花熊”，成为这一黑白相间的动物的正式中文名称。不过，“大熊猫”这个名字还是反映了它的分类学争议：它到底属于熊科（ursidae）还是浣熊科（procyonidae）？直至今日，即使科学家已经掌握了DNA分析技术，这依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
根据科学家对大熊猫化石的研究，大熊猫在历史上的栖息地比目前（主要在四川省、陕西省和甘肃省的山区）要广阔得多，更新世时期（又称冰川世，2580000年到11700年前）的熊猫的活动范围包括整个中国南部地区，南至如今的越南，北至北京。大熊猫广阔的史前活动范围让它拥有了超越地方性特色动物的身份，成为国家宝藏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以前的中文资料基本都隐去了早在1915年越南和缅甸就出土过大熊猫化石的事实，宋雅兰认为，“这一令人费解的疏忽，反映了中国出版商的民族主义顾虑，即中国应该是大熊猫唯一的起源地。”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文文本中对大熊猫是“活化石”的不断强调。科学家发现，大熊猫缺乏进化变异，同时在数量上远远少于其他存活至现代的原始动物。大熊猫能够挨过冰河时代的严酷自然环境，被宣传为一个奇迹，这进一步增加了大熊猫的神话色彩。因此在中文语境中，大熊猫是“活化石”的相关讨论中往往还跟随着“国宝”“珍稀动物”这类的描述——大熊猫的悠久生物学历史、稀少的数量，让它愈发弥足珍贵。
与此同时，宋雅兰指出，大熊猫缺乏文化象征意义实际上也是它成为国宝的前提条件之一。大熊猫不是中国历史、神话、文学的关注对象，甚至与人类的关系也很遥远，缺乏食用和经济意义——然而它的意义缺失也使它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更合格的偶像。“因为大熊猫不具备明显的或广泛接受的传统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无需担心它是否会引起人们对帝制时代中国文化的负面联想，并能够享有熊猫在地理学意义上与中国的关联，”她写道，“这些积极正面的、强化民族概念的含义，再加上熊猫的富有吸引力的外表，让这一动物得到官方支持，成为一个在国内外都备受欢迎的符号。”
1962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规定须保护两类动物，第一类是珍贵稀有特产鸟兽，第二类是经济价值高、数量稀少或目前虽有一定数量但为中国特产的鸟兽。在第一类共计19种珍贵稀有特产鸟兽中，大熊猫被列在首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1962年的这一政策有着促进经济复苏的明显目的，然而提出系统性地保护在经济发展上并无助益的“珍贵稀有”动物，亦说明了国家层面对以大熊猫为首的少数动物所具备的象征性意义的重视。
同年，四川省林业厅指示平武县为成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做好准备——在19种珍贵稀有动物中，有9种是四川特产，这引起了四川省对环境保护的特别重视。经过相关专家的仔细考察求证，平武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1965年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建立最早的四个以保护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为主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大熊猫的特殊地位，也因此被确立起来。
成为国家偶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熊猫
平武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后不久，中国进入了动荡混乱的十年。也是在这一时期，大熊猫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宣传。“它成为一种革新传统艺术形式、赞颂国家的知名且广为接受的方式，它不再仅仅只是一种珍稀动物，而是作为国宝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骄傲。无论是关于熊猫的科学研究还是熊猫形象在工业和美术界的广泛应用，都帮助推动了这一转变。”宋雅兰写道。
在科学家发现熊猫是一个政治安全的研究课题的同时，艺术家和制造商发现，把熊猫的形象融入艺术创作和工业生产与“文革”期间的反传统基调并行不悖。宋雅兰指出，到了1960年代中叶，大熊猫已然成为了现代中国的代名词。研究大熊猫、描绘大熊猫、大规模生产大熊猫的形象，都是赞颂这一中国珍贵所有物，乃至赞颂中国的无可指摘的方式。这些行为不仅确立了中国对大熊猫的所有权，也唤起了民众的国家自豪感。
将大熊猫作为创作对象成为艺术界的一大趋势。在20世纪以前，大熊猫几乎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无迹可寻，也正因为如此，大熊猫不会携带帝制时代封建社会的糟糕联想，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绝佳创作题材。1963年——就在国务院将大熊猫列为应该受到保护的珍贵稀有动物的第二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套大熊猫主题邮票，票面上出现的是知名画家吴作人的水墨画作品，一只栩栩如生的大熊猫捧着竹子津津有味地吃着。熊猫邮票的发行不仅证明了大熊猫的国家形象地位，也明确了大熊猫是被认可的国画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