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海洋
仿佛是一种新生事物、一种久违的体验、一种压抑了太久的*，忽如一夜春风来，摆地摊成了又一种万众狂欢。其实，这又是8亿人对那6亿收入不足1000元人的误读。地摊从来没有消失过，只不过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只不过，当城市化一轮轮地扩张，当街角的小广场种满了绿植鲜花，当马路边画上停车位，又赶上疫情，很多人宅在家里靠外卖续命，地摊越来越少见了，以至于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消失了。真正的地摊精神，草根生存和创业的艰辛是一直薪火相传的。
我住在北京的郊外与河北接壤的一个小村庄，还曾为地摊困扰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位河南小伙，妻子在食品加工厂工作，他觉得地摊时间自由些，赚的钱比厂工还多些，一直做着流动摊贩的行当。他上午在临近的一间集市里有一个固定摊位，下午则在我家门口摆地摊。如果门的一边停了车，他就把水果蔬菜摆到另一边；如果外人占了位置，他就在邻村停下来摆摊；有时候他来不了，还会通知熟人来占这个位置。总之，在我的观察里他们几个走村串巷摆地摊的联系紧密，资源互相调剂，形成了分工协作的“行会”一般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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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是不允许他人在自家门口摆摊的，我是外来户，没有这种成见，可也因此有了些麻烦。因为要给他让出摆摊的空间，我的车就得紧靠着墙边停着，停车技术倒是提高了不少。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麻烦，有一天回家，突然发现门口多出了一圈菜筐，一打听是不远处一间菜店放在这里的，他们提前来此占位置，不想让流动菜摊分走生意。菜店与摊贩之间的矛盾就此爆发，我夹在中间，没有任何利益纠葛，却因为免费提供了场地处于争斗的漩涡。
我给他们调停，小摊贩让一步，在离菜店远一点的地方摆摊，可争斗并没有停止，有时候我会发现院墙外有垃圾，却抓不到实锤；又一次墙角多了个破躺椅，我还得给扔走。气愤之下我干脆在墙上贴了条子，禁止门口摆摊，想一了百了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可那个河南小伙子依然会来，冲着我尴尬地笑，告诉我他每天也赚不了太多，也就能把租房子的钱解决了。这次经历我体会到了城管的难处，尤其是在文明执法，抱有同情心的情况下，只好自己多做些体力活。
后来是城市美化帮助我彻底解除了困扰。村子边的工厂都迁走了，租住在村庄的人口急剧下降，或许是摆摊再也赚不出房租，小伙子再也不来了。美丽乡村的建设更拓宽了道路，可供摆摊的台阶被削去了一大半。再后来疫情之后村子封闭了，只保留了一个进口，流动摊贩更进不来了。但这也阻止不了物价的下降，经由一段疫情高物价之后，激烈的竞争接踵而至，村里又开了一家菜店，复工的人们迅速占位，村子里又恢复了生机。
没有了地摊，生活似乎也一样便利。只是在地摊和店面的空档期，村子里的物价有过那么一段时间的波动，先是菜价涨得离谱，比城里的超市都高，随后又落了下来。这和城市里一样，疫情紧张的时候菜店都关门了，只有大型超市开着，结果那里的蔬菜奇货可居，可过了一段时间小一些的社区超市看到了商机转行卖起了菜，物价又恢复了。
事后我反思起自己对门前摆地摊的态度。在一个约定俗成的大环境中，同样的规则、同样的成本，一个流动摊贩就应该“流动”起来，而不是固定在我的家门口。我这样提供场地，他由流商转为摊商，等于破坏了市场秩序。
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于摊贩管理是应该从大局出发，建立长远规划的。有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存在即合理”的定式思维里。地摊来了繁荣了经济，地摊没了说明经济发展，城市管理水平提升，反正都有其好的一面，其实不然。既然这次地摊经济又被推上了台面，不妨再深入地想一想，究竟这是不是一种好的市场形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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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过一个帖子，一位35岁的工程师，因为工厂只发基本的生活费陷入焦虑，他想拿出50万元的积蓄开一家店，征询网友的意见。网友们比他还焦虑，纷纷拿出血的教训，劝他先别急着盘店面搞装修，先买辆小三轮从摆摊开始学着做生意。工程师又如何，隔行如隔山，还是放下架子从头学起吧，好不容易积攒的养家保命的资本千万别糟蹋掉。一个夜市小摊既可锻炼自己随机应变为人处事的能力，也提升自己炒菜做饭做甜品的技能，帮助自己提炼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就如同技术创业者的车库，对于有志于商业创业的人，零起点的摆摊是最好的起步方式了。对于一个城市，摆摊创造了大量就业，中国台湾，超过2%的人口，50余万人摆摊为生。今年成都放开地摊，两个月增加 10 万多就业，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这次成都地摊经济的解禁是在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卫生等工作前提下，有控制下的临时占道经营，给全国做了很好的示范。但当初那些禁止的理由，如占道、污染、不利于管理，却暴露了“懒政”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