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是怎么提出的（枫桥经验的精髓是什么） - 原点资讯

编者按：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在“枫桥经验”的发展演进中，*、*先后共同关注、批示。它的发展演进内在地蕴含着四重逻辑，即：从基层复杂尖锐矛盾的化解经验到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的制度建构逻辑、从“四类分子”改造到“共建共治共享”的人民主体生成逻辑、从社会主义建设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保障逻辑。

2019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枫桥经验”最初是20世纪60年代浙江绍兴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的化解基层复杂尖锐矛盾甚至是“破坏活动”的典型经验。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典型经验先后经*、*关注、批示，在祖国大地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大放异彩，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成果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组成内容，彰显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发展演进。这一演进是制度建构逻辑、人民主体生成逻辑、历史发展逻辑和政治保障逻辑的有机统一。

枫桥经验是怎么提出的,枫桥经验的精髓是什么(1)

一、制度建构逻辑：从基层复杂尖锐矛盾的化解经验到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

制度的产生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对象性活动，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迁。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规范化，是对实践经验及其基本规律的系统总结。制度变迁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遵循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辩证统一的基本规律。“枫桥经验”制度建构逻辑也必然遵循制度变迁、制度发展的基本规律，必然经历从最初基层出现的复杂尖锐矛盾甚至“破坏活动”的有效化解经验，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的完善。

1.基层复杂尖锐社会矛盾的化解经验：“枫桥经验”最初总结。20世纪60年代前后，如何开展好社会主义教育实践、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首先，“枫桥经验”是走群众路线，在保护群众利益中逐渐总结出来的。在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中，大部分农村没有很好的从自己的实际状况出发，面对基层出现的复杂尖锐矛盾甚至“破坏活动”，没能正确处理和有效化解；结果导致了矛盾的激化和群众的积怨，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而浙江省绍兴诸暨枫桥区，立足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和反动势力不断削弱的客观实际，“为了保留这批有用的劳动力，为了在群众面前保留一批反面教员，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为了有利于争取四类分子的子女”，基本上实行“一个不*，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实际做法。这一做法实质在于依靠群众力量，化解敌我矛盾，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方针，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经*的关注和批示，公安部在《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中对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中“没有捕人”等先进做法进行了总结，即最初的“枫桥经验”。

其次，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基层复杂尖锐社会矛盾是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标准之一。“枫桥经验”主要精神是“捕人少，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以说理斗争的形式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就地改造成新人”。1964年5月13日，*谈到搞好社会主义教育时就把“发现地、富、反、坏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是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概括而言，这一时期的“枫桥经验”主要是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中基层复杂尖锐甚至“破坏活动”矛盾的化解经验，是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这一经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2. 人民内部矛盾的综合管控：“枫桥经验”的丰富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枫桥经验”进入了一个新的演进时期。首先，为“四类分子”摘帽，形成化解基层复杂尖锐矛盾的经验。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方针的指引下，枫桥在全国率先总结了对经过长期改造、表现好的“四类分子”进行摘帽工作经验。1978 年底，浙江省公安厅党组向省委、公安部分别呈送了《关于诸暨县枫桥区按照新宪法，对表现好的“四类分子”摘帽的情况报告》。该报告提出：“枫桥区在对‘四类分子’加强改造的同时，对改造表现好的四类分子摘帽的经验是可行的，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 1979年 2月 5 日，《人民日报》在《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的长篇通讯中，报道了枫桥区落实党的“四类分子”政策，做好摘帽工作的具体做法；随后《解放军报》、新华社《内参》和《浙江日报》等媒体纷纷报道枫桥区这一成功典型经验，推动了全国落实“四类分子”政策的顺利进行。本质地看，为“四类分子”摘帽是社会主义人民内部复杂尖锐矛盾化解的重大举措，标志着我国社会开始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也意味着“对敌斗争”在我国基层社会的合理化。“四类分子”问题的全面解决，主体性的发挥、内生动力的挖掘，大大激发了基层群众的创业与工作积极性，他们为随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从“综治”到“法治”，形成“群防群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90 年代初期的“枫桥经验”主旋律是社会治安综合管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结构的巨变和经济发展的快速度，社会管理体制方面也处于巨大的变动之中，处于摸索阶段。各级党委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社会管理的重点则转移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域。 1998 年 8 月，浙江省公安厅、绍兴市委、诸暨市委联合组成调查组，总结出“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经验”，再次被浙江省、公安部、中央综治委肯定。这一时期的“枫桥经验”的内容开始从农村治安问题转向涉及面更广的“农村稳定问题”，与时俱进，得到了浙江省干部群众的高度关注并进一步坚持发展。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的*同志提出：要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在2006 年前后，为了落实“法治浙江”的战略，“枫桥经验”继续保持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态势，初步实现了与国家民主法治建设协调对接的目标。“枫桥经验”的主要内容开始由“综治”走向“法治”。概括说来，尽管“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致使这些人民内部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覆盖范围更加广泛，相互交织更加复杂，解决起来更加困难，” ，但是，枫桥的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到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坚信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管治安，加强社会风险防范，归根到底是要走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增强群众自己管理的能力。“枫桥经验”的“群防群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自此得到确立。

3. 建设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五个坚持”，走群众路线，形成新的就地化解矛盾的长效机制和制度，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由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新时代“枫桥经验”主要内容是在社会治理中实行“五个坚持”，即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人民主体、坚持“三治融合”、坚持“四防并举”。如何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使相关机制制度化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对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关键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创造更多依靠基层、发动群众、就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途径和办法，实现预防化解工作常态化、长效化，” 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制度建设永无止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枫桥经验”的坚持发展和制度化建设也永无止境。

枫桥经验是怎么提出的,枫桥经验的精髓是什么(2)

二、人民主体生成逻辑：从“四类分子”改造到“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演进总是在客观实践的不断主体化中实现；客观实践主体化也是一个不断丰富主体个性、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归就在于实现共产主义、就在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变革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人民主体生成逻辑的演进就是人民在超越自然、超越自我生命*基础上对自身完美状态的期许和寄托，是他们在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主体性的塑造、丰富和发展，是从自在到自觉性发挥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就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57年来，“枫桥经验”的历史发展也折射着从人的类特征基础上主体性的塑造，到人民群众主体性的不断生成，再到自觉性发挥不断实现之中。

1.“四类分子”的改造：人的类特征基础上主体性塑造。劳动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和类特征。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也科学地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与猿群的特征在我们看来又是什么呢？是劳动。” 劳动，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的类特征。劳动不仅仅是人类区别其他物种的类特征，它还是一个具有社会性的历史性活动，彰显了人对于历史的主体性存在。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民群众，无论表现为个体、群体还是社会，实质上都是具体的、现实的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主体性活动）在错综复杂的对象性关系中的自我生成和自我实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极其重视劳动对人的意义，尤其注*织起来的群众劳动，并把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作为“人民的领袖。”

对“四类分子”进行劳动改造，保护劳动力。“枫桥经验”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物质较为匮乏的时期，是主体性存在的人民群众探讨和解决在自在地改造物质世界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社会矛盾的根本做法，是对社会主义基层复杂尖锐甚至是“破坏活动”矛盾的化解的经验总结。当时对于“四类分子”改造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一个不*，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目的之一是“为了保留这批有用的劳动力。” 这样做，对于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事业更为有利，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的处理和转化，*明确地指出：“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 本质地看，改造“四类分子”，让他们主动参加社会劳动，在实践中让他们重新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充分显示了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劳动）的积极意义，突出了人之为人主体类特征基础上的主体性塑造。当然，随着历史变迁，“枫桥经验”也在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中得以丰富和发展。

2.治安管控与“平安浙江”：人民群众主体性的不断生成。人的本质不是抽象地，是具体和历史的，归根结底在于人的社会性。当然，人类的社会性是在类特征（劳动）基础上的对自身所有社会关系的理性建构和生成。随着物质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发展，人的类特征逐渐消融于人类社会发展之中；相应地，人与自然的差异也逐渐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进而形成不同的组织、社会、阶级、国家等。“枫桥经验”的生命力和主体性演进就在于它是一个不断弱化人的类特性，不断丰富人的社会性（社会主义社会属性），不断丰富人的自由度的历史进程。

从矛盾化解的主体到平安建设的主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枫桥经验”在“四类分子”成功摘帽的基础上，向20世纪90年代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农村治安问题转向，其范围涉及到更广的“农村稳定问题”。21世纪初期，中共浙江省委在“平安浙江”与社会和谐稳定的相关决定和倡议中提出了各级党委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主负责”的原则，将平安建设的各项任务贯彻到基层。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枫桥经验”把抽象的“平安”概念分解到具体的工作事务，融入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如进行平安社区、平安校园、平安医院、平安市场、平安村等八项创建活动。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社会主义社会“枫桥经验”的“平安”建设中得以不断生成。

3.“共建共治共享”美好生活：人民群众主体自觉性的发挥。人的主体性不断生成必然经历一个从自为到自觉的过程，也是主体性不断丰富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过程，是实践的对象不再是单纯的独立于历史主体以外的客观力量，而是内化在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中的过程。“枫桥经验”从基层复杂尖锐矛盾化解的经验，到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化解，到平安建设主体的建构，再到“三治（自治、法治、德治）结合”、“四防（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并举”等方法创新，折射出从人的类特性、社会主义社会性到人民群众主体自觉性发挥的不断演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浙江“两个高水平”建设进程中，广大人民群众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要求更高，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注重。问题的解决，人民诉求的回应、美好生活向往的实现，都迫切需要我们在把握新时代发展趋势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彰显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只有人民群众能动性、自觉性得到充分发挥和发扬，我们才能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实现人们美好生活目标的过程中不断丰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

枫桥经验是怎么提出的,枫桥经验的精髓是什么(3)

三、历史发展逻辑：从社会主义建设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人类社会总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演进。在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中，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模式到多国发展。同时，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形态，它的优越性不仅在于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社会建设上、生态文明上达到更高的发展程度，还在于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统一达到新的更高状态。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并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和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进程就蕴含在具体的、丰富的实践之中；而“枫桥经验”就是一个生动的实践，折射出从社会主义建设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逻辑。

1.“枫桥经验”的批示和全国推广——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中的先进典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直关注对广大群众和农村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57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这次教育实践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 1961年11月，中共中央又一次发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并着重提出：“不断地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不断地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这应当是我们一项经常工作。” 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为了“反修防修”，突出地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是八届十中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在全国展开。这年冬天和第二年初始，*外出考察了许多地方，只有湖南省委和河北省委的领导同志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情况。这种状况使*认为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1963年伊始，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普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这一运动时指出：“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对于*同志的这一主张，得到了中央的一致拥护。

同年5月，*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起草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的纲领性文件，提出要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11月21日，*就全国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公安部有关“枫桥经验”的发言做出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至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讲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964 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中提出：“诸暨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的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把“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 “枫桥经验”推广至全国。随后，这一典型经验在社会主义初步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发展。

2.“枫桥经验”与农村稳定和平安建设——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实践。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改革开放初期，“枫桥经验”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着眼于“专群结合、群防群治”，以积极探索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新路子，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实践。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枫桥经验”在和谐社会建构中又融入了“法治”建设的内涵。2003 年 11 月，在纪念*批示“枫桥经验”40 周年大会上，时任浙江省委*的*同志提出：必须充分珍惜“枫桥经验”，要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随即，这一典型实践在“平安浙江”的建设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3. 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一面旗帜。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改什么、怎样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为根本尺度。” 国家治理以社会治理为根基，在完善社会治理的基础上，才能不断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随着时代的发展，“枫桥经验”这一诞生于解放初期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中基层复杂尖锐矛盾化解的成功经验不但没有随着历史远去；相反，它始终与时代同行，不断融入时代主题，在“变”不“不变”的辩证中不断发展创新，成为社会治理一面旗帜。2013年，**在*批示推广“枫桥经验”50周纪念之际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作为对这一精神的贯彻和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

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提出：“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就是要走群众路线、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当然，“枫桥经验”的坚持和发展也始终是和党的领导须臾不可分离的。

枫桥经验是怎么提出的,枫桥经验的精髓是什么(4)

四、政治保障逻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枫桥经验”在57年的演进中，之所以能够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始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枫桥经验”得以总结、丰富和发展的政治保障；反过来，“枫桥经验”的发展演进也不断的丰富着党领导的形式和内涵、夯实着党领导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旨归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诉求和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党本身没有任何特殊的党派利益和诉求，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集中反映和表现，是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党始终站在人民立场，把自己和人民群众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不断的“社会革命”中，实现“自我革命”。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枫桥经验”的根本立场；这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因此，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促成了 “枫桥经验”在历史发展中逐渐由理想转化为现实、由抽象概念变成生动实践，不断发展演进。

1.社会主义教育就在于加强党的领导。20 世纪 60 年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就指出：“农村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问题，是在于加强领导，而不是加以取消。” 这里就清晰地揭示了加强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教育之间的内在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政治保障和方向指引；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实践动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诸暨枫桥人民在基层复杂尖锐甚至是“破坏活动”矛盾的化解中创造了“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枫桥经验”。这也充分说明了，在党的领导下，“枫桥经验”才得以形成；“枫桥经验”的形成又促进了社会主义教育取得巨大成效，夯实了党的群众基础，又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

2.只有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加强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是靠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改善领导就是为了加强领导，加强领导要以改善领导为条件,只要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何才能改善党的领导呢? 为了改善党的领导，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正是在改善党的领导、以加强党的领导精神指导下，枫桥人民率先对“四类分子”评审摘帽，扩大党的领导的基础，总结出“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经验”，为全国范围开展这项工作提供了榜样。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枫桥人民在党的指引和广大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下，积极探索农村社会治安综合管控的新路子，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

3.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新时代，**强调：“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 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精神指引下，枫桥广大人民群众加强和创新了党支部建在网格上、“三治结合”、 “四防并举”、民主治村“三上三下”等做法和经验，促进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同步推进，不断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人民的幸福和安康。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最大的制度性优势。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枫桥经验”保持人民立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走群众路线的强有力保障。现实和将来还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仍然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枫桥经验”发展演进的政治保障逻辑，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和它的制度建构逻辑、人民主体生成逻辑统一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注释：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县嗲话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第29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年谱》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0页。

*：《之江新语》，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2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8页。

《*选集》第3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5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文集》第7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9年11月，第21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