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们看到颁奖晚会，获奖者发表感言的一般套路是：表达自己的自豪感、荣幸意，对主办方的感谢意——简介自己的成就（获奖的原因）——展望未来。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却另辟蹊径，在瑞典文学院的颁奖仪式上，借着对母亲的怀念，寥寥数语，就把人们带回到六七十年代贫穷落后的中国。他用“我记忆中”四个“最”故事表现了母亲的慈祥、宽恕、诚信、善良，但听来个个扎心。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莫言用这件事来表现母亲的慈祥，家里唯一的热水瓶被自己打了，母亲没有骂也没打，还用手抚摸着他，安慰他，足以表现母亲的慈祥。但本人从母亲的角度觉得母亲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好：
怎么能让五岁的孩子到公共食堂打热水的？
“公共食堂”是打热水的地点，也能反映时间。公共食堂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底"人民公社"的出现。我母亲讲过，公共食堂头一年吃得好，第二年就不行了。由于没有计划，刚开始时大家有天天过年的感觉。没有定量，想吃多少吃多少。包子饺子、饺子，面条子轮流上，终于不能维继。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公共食堂开不下去了。
1961年3月，中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做了重要修改，公共食堂停办。
所以，莫言到公共食堂打热水的时间，从“饥饿无力”应该是1960年左右。莫言1955年生人，60年才五岁左右。
那时的莫言家是一个13口人的大家庭，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父母，还有爷爷、奶奶，没有分家的叔叔、婶婶，为什么偏偏让五岁的孩子去打热水呢？
如果是母亲让莫言去打热水，那就与“慈母”形象不符了。莫言在很多演讲与文章中提到“饥饿与贫穷”是自己创作的源泉。他在《超越故乡》中写道：
“那时候，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里，基本上都是赤身裸体的，只是到了严寒的冬季，才胡乱地穿上一件衣服。”
这么说，莫言的母亲确实对孩子太不上心了。我记得小时候，半夜醒来总是看到母亲在忙碌，经常缝补衣服。“老大穿新，老二穿旧，老三穿块破布头。”是老妈经常说的顺口溜。母亲还讲过一个老戏《打芦花》，大意是，后娘向在外当官刚回家的父亲告状，说给儿子穿那么厚的棉衣，儿子还喊冷。父亲把儿子来，一看棉袄确实很厚，就很生气，用皮带抽打儿子。棉袄被打破，露出了里面的芦花而不是棉花。这才知道，后老婆心太黑，就把后老婆休了。
所以，绝大多数母亲是不会让孩子们赤身裸体满街跑的。夏有单、冬有棉，尽管可能很破旧，有补丁。这不只是母亲的责任与义务，也是母性使然。
莫言曾自曝吃奶到五岁，说明母亲对莫言是多么溺爱。让五岁的孩子去打热水，万一溅出的热水烫伤孩子怎么办？所以，不管谁让莫言去打热水，母亲都不会答应的。
五岁的孩子能在草垛里饥肠辘辘地呆了一天？
莫言特意强调，是因为“饥饿无力”才打坏了热水瓶，害怕母亲责罚钻进草垛呆了一天。饿着肚子在草垛里饥肠辘辘呆了一天，五岁的孩子有这么大的定力？
记得莫言刚得诺奖那会儿，他大哥管谟贤被邀请到山东电视台“金声玉振”栏目做客。
管谟贤说，小时候的莫言在家里是多余的，并不很讨人喜欢，因为：
“他很调皮，鼻涕挂着很长，经常用棉袄袖子擦鼻涕，走路经过的地方会碰掉所有的东西，妈妈骂他身上长了刺啊！”
这段话，一说明莫言小时候是穿棉袄的，二说明莫言从小调皮。这样一个活泼好动，打过不少东西的孩子，怎么可能多愁善感到，打个热水瓶“就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
小孩子大脑是受肠胃支配的，“属鸡的，记吃，不记打！”我母亲对经常犯低级错误的孩子经常这样恶声恶语地斥责。而莫言又是个从小吃不饱的孩子，比别人更会感到饿肚子。为了一个经常犯的错误，能饿着肚子呆在草垛里一整天，是五岁的孩子能做到的？
莫言的记性好又早熟，五岁就能记得母亲的叹息声
母亲找到莫言，没打也没骂，用手抚摸着小莫言，“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五岁就能体会到生活的苦难，真是不是一般的“早熟”！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母亲被看守麦田的人搧了一耳光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这是个讲母亲“宽恕”的故事，但人们讨论最火的是到“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的性质问题。其实，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莫言从小受爷爷的影响，对人民公社、生产队一直有成见。他在《超越故乡》中称，爷爷曾说：“人民公社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还说爷爷“有远见”，人民公社最终解体了。所以，在他的眼里看守集体麦田的人就成为恶势力的代表，当然面目可憎；而“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则是因饥饿所致，是正当行为。
在《丰乳肥臀》里，母亲上官鲁氏为了孩子有饭吃，发明了“胃袋”，把集体的粮食吞到胃里，回家吐出来，洗净煮给孩子们吃。控诉了人民公社时期，普通农民的悲惨经历。母亲的壮举，也被有些评论者啧啧称赞为“伟大的母亲”。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本故事是为了表现母亲的善良，但听来却同样扎心，过节有乞丐上门，而施舍的家庭也很贫穷，也吃不饱。
莫言的《过去的年》写的是莫言小时候过年的事儿，其中吃饺子依然是“重头戏”。先说小年晚上吃饺子：
“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写当地风俗，除夕的饺子里面放硬币，谁吃到谁有福，而且硬币归自己：
“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说明，莫言家是有条件让莫言吃到饱，吃到撑的。莫言与乞丐的争辩： "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是说给乞丐听的吗？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背后的故事依然扎心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这个故事轻描淡写，但其背后的故事写在他的散文或是小说《卖白菜》里，临近年关，家里没钱，母亲把家里仅有的留着过年包饺子的三棵白菜拿到集上卖。因为自己不情愿卖，还哭了鼻子，又看不惯买菜老太太的挑剔，就故意多算了买菜的老太太一毛钱。傍晚的时候白菜又回到了莫言的家里。
莫言家当时是13口的大家，奶奶管家，母亲只负责做饭，母亲是没有权利把仅有的三棵白菜卖掉的。关于本小说存在的其它问题，本人曾撰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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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用“我记忆中”的四个“最”故事，彰显母亲的高尚品质，但每个故事都笼罩着贫穷、饥饿给人的体验是扎心的，沉闷的。
莫言曾说自己小时候除了冬天，春夏秋都赤身裸体，10岁前没照过照片时，北大教授孔庆东在微博上贴出一张莫言的黑白照片，并配文称“文学虚构可以改变真实记忆，甚至作家也会迷失真我。”那么，这“我记忆中的”四个“最”故事到底是文学虚构，还是真实记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