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父亲的当时想，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梦圆了，以后就不要再出去了。花费这么大，他替女儿心疼。但他每天都翻着相册里的照片向孩子母亲讲述背后的故事，“一天天翻来覆去地讲，我就想，他应该还是蛮想再出去的。”郁慧莉说。
有一天，郁荣华突然对女儿提议，等有空的时候两个人坐下来，一起给照片做个标注。“爸爸说，怕以后忘记照片是在哪里拍的。”郁慧莉解释。其实老郁记得清清楚楚，他说，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忘的。
“我现在照片拿出来，一看就知道是在哪座城市里什么地方拍的。全部烂熟在心了，不可能忘的。我是想，这就等于我留给她的遗产，以后我不在了，她看到这些照片就能想起我。等她有了自己的小孩，还可以告诉小孩以前和外公一起去过这些地方。”
郁慧莉当时眼圈就红了，她说，相比“遗产”，自己更愿意把这些照片说成是父亲的“财产”。
03
互相陪伴的过程
中国式家庭的一个硬伤在于，由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缺乏沟通，导致双方忽略彼此实际的需求，而一味从自身角度出发、以自己觉得正确的方式对对方好。
“我可以像其他小孩一样买很贵的保健品，或者带他们去高档的饭店，但我觉得带爸爸旅游这件事可能对他更有帮助。”郁慧莉说，“所以我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对他的爱。”她很快又开始策划下一次旅行。
第二次，他们去了奥地利。自此，每年她都会安排至少一到两次旅行。郁慧莉在一家货运公司担任商务经理，工作并不轻松，她把一年中的全部假期拼凑起来，用来带父亲旅游。
郁荣华介意旅游的花销，但她打消了父亲的顾虑，“就把这当成健康投资，侬在家里窝着精神状态不好还得去看医生，也是一笔医药费，现在等于把医药费转化成旅游津费。”
她也很会精打细算，“长假出游不要选择假期第一天出去，早几天，晚几天，机票和酒店就会有很多优惠。”她最得意的一次经验，是花了700欧搞定两张去美国的往返机票。
“侬应该多和朋友一起出去玩，老是带着我这个老头子，我也不能干什么。”郁荣华有时候这样对郁慧莉说。
“他会觉得自己是负担，但我从来不觉得。就像我小时候，父母带我出去感知这个世界，带我认识大吊车、立交桥……他们也不觉得我是负担，这就是一个互相陪伴的过程。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是自己带爸爸去玩，是给他圆梦的机会，但其实这个过程是双向的，我陪伴他的同时他也在陪伴我。”
她的母亲从没加入过父女的旅行，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晕几乎一切交通工具，长途飞行对她来说将是不能想象的。
有一天，那是他们登上央视的第二天，郁慧莉有个同事见到她说，“昨晚我爸妈看电视，看到里面一个女儿带父亲到处旅游。他们喊我去看，我一看，这个人不是你吗？”
揣摩一下这对父母当时的心态会很有意思，他们显然是心怀羡慕的，但他们的羡慕应该并非仅仅因为一个年龄相仿的老人走遍了世界，而是透过郁慧莉带父亲旅游的行为，他们捕捉到了它的本质——真正稀奇的是，她愿意花大量时间陪伴老人，满足他真正的需求，这是郁慧莉最可贵之处。
04
有些地方一辈子都看不到了
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想象力会被禁锢，人也因为失去对于周遭的兴趣进而点点滴滴失去对于世界的好奇心，郁慧莉觉得人活着而没有好奇心是件可怕的事。
“有一次在欧洲中途转机，搭乘的是那种看上去很有历史感的螺旋桨飞机。爸爸问我，‘这飞机能不能飞上天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们可以一起试一下。’”那一次，他们像孩子一样一起探索了飞行界一个小小的奥秘，飞机腾空而起的时候，两人相视而笑，觉得很快乐。
郁荣华在旅行中获得的快乐是分等级的。他说，自己最大的快乐是在冰岛看到了极光。
“转了三趟机，路上花了24小时。第二天晚上我们出发去看极光，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兴奋的一次经历。车子把我们送到一个地方，很暗很暗，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又很冷很冷，我女儿冻死了，我就拼命抱住她，我说‘注意点看啊，等极光出来要马上把它拍下来。”
他们后来发现照片拍得有些模糊，怀疑当时可能手指被冻得不听使唤了。但不要紧，一切已经刻进了记忆。“大自然真神奇啊，就看到云口一点点开了，真像开天窗一样的。绿的黄的红的各种颜色，都在里面翻腾。嗨呀，那真漂亮！我跟我女儿说，这次来值了！”
如果换种角度看，旅途中一处处景点很像是戏剧的一幕幕舞台，它们都是在一片被限制了的空间里，源源不断地传递出关于生命的启示。2015年春天父女两人去马耳他，有一天，他们在大风大浪里坐船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去看蓝窗。蓝窗是马耳他最著名的景点之一，是一个由石灰岩形成的天然拱门，透过门洞，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壮丽景象。“那个浪大的啊，我女儿趴在地上，我是整个一下子从凳子上被甩到窗口，但最后总算看到了。不到两年功夫，蓝窗就给海浪冲了。冲掉了就没有了，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郁慧莉接过话茬，
“这就像是巴黎圣母院，哪怕以后把尖顶修复好了——当然不知道要等多少年——你知道它也不是原来那个顶了。有些地方你现在不去，一辈子都看不到了；有些事你现在不做，一辈子都做不成了。”
05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那些堆成山的小孩鞋子
世界比他们想象得小。
2010年，郁荣华父女走到了瑞士边上的列支敦士登。那年夏天，世博会在上海举办了。在那个小小的国家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郁慧莉突然看到一块标牌，上面写了一行中文字：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上海世博会的标语，竟然会出现在世界上这个如此遥远的角落，这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正在感慨的时候，一个警察走过来了，腰里别了一把手枪。吓死了，以为他要抓我们。”郁慧莉立刻转向父亲，“侬有没有乱扔垃圾？”后来他们知道了，警察纯粹是来搭讪的，“他的哥哥去过北京，而他是因为世博会才听说了上海。突然之间，来自这座城市的两个人就像从天而降站到了面前，他觉得很新鲜。”
世界又比他们想象得大。
有一年两人到了塞尔维亚，“当地有位女士给我们带路，聊起来的时候讲到我们从中国来。她眼神很茫然，她都不知道中国在哪里。‘中国远不远？’她问，‘几个小时飞机就能到吧？’”郁荣华简直不相信世界上有人对自己的国家会没有概念，但是后来他想，这样的人应该还有很多。他摇摇头对我们感叹，“我们以前以为欧洲应该都很富有，其实未必。尤其是东欧这些国家的人民，日子是比较艰苦的，所以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机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然而大或小，个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过程却向来并非凭借想象，而是通过双眼的见证、双手的触摸和脚步的丈量来完成的。
“就像奥斯维辛集中营，我们都听说过，网上也可以找到很多照片和其他资料。但是在亲眼看过那些还来不及销毁的堆成山的小孩鞋子之前，你的感觉总是隔着一层的。”
郁荣华说。郁慧莉记得带领他们参观的导游本身来自当年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家庭，“所以他讲解的时候是很动情的，当时我们参观女子监狱，那里面的床是上中下三层。他问，‘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们会选哪一层？’”很多人会选择下铺，因为省却了爬上爬下的麻烦，“但是他告诉我们，其实睡在下铺是最辛苦的，因为当这些女性遭到迫害之后，大小便很容易失禁，最后都漏到了下铺。”
离开奥斯维辛，父女两人心里堵了几天。“可能没有一种生活能让人完全满意，总有这些那些让你想吐槽的地方。”郁慧莉后来说，“但以后在抱怨工作和生活压力太大之前，我会想想那些战争年代中从没有机会开始自己人生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