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与中原腹地的位置关系，制图：地球知识局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是武汉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安史之乱使得经济重心加速南移，安史之乱后，淮河地区陷入节度使割据的局面，东南地区的盐铁贡赋只能转运鄂州，在鄂州贮存后，再溯汉水而上转运关中，这条运输线成为延续李唐王朝的生命线，鄂州也成为江汉地区的漕运枢纽。《全唐文》记载：“（鄂州）至于士民工商，连樯如云，必将沿于斯，溯于斯……输其緡钱。”可见其航运之发达。
入宋以后，水路运输的发达使得武汉商业港口进一步开发，临近鹦鹉洲的长江沿岸水流平缓，成为商旅的天然良港。南宋时，鄂州坐拥良港，水运已经辐射到两广、巴蜀地区，鄂州也成为重要商业集散地。范成大《吴船录》记载：“（鄂州）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
水路运输是武汉地区交通的重要方式，而汉水的改道更是带来了质的飞跃。
南宋绍兴四年，岳飞驻守鄂州，他一改历史上武汉作为屏障以防御为主的军事策略，大胆出击，以鄂州为大本营，凭借有限的兵力迅速收复襄阳六府州，并打开通往中原的大门，而岳家军身后的鄂州给了前线强有力的支援。图为岳飞收复襄汉六郡之战示意图，制图：知乎@锦衣夜行
明代，朱元璋的第六子朱桢被分封到武昌做楚王。到了明代成化年间，汉水下游连年洪灾，堤坝尽毁，最终汉水在龟山北麓冲开一条水道，从此稳定汇入长江，结束了改道不定的历史。嘉靖年间，汉水北岸地面开阔，水域条件良好，形成了诸多天然良港，新兴汉口镇由此诞生，武汉三镇的地理基础也从此确定。
汉口位置示意图，制图：地球知识局
明代中后期，封建社会经济高度繁荣，长江中游的水运集散地马上迁移至汉口，大量商人汇集于此，将货物在汉口周转。
明正德年间，汉口被定为漕粮交兑口岸，成为湖广地区漕粮的贮存转运中心。商业的繁荣吸引了更多人前往汉口谋生，明嘉靖年间到清嘉庆年间，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汉口人数增加17倍，逐渐成为一个以中转贸易为主的商业市镇。
明清时期，长城以内18个省都与汉口的码头有贸易关系，就连广东入境的外洋产品也在汉口集散，徽商、晋商等商帮团体参与到汉口的贸易中，形成了以汉口为中心的广泛而细密的商业网络，其中大部分货物都沿水路运输。
明代《江汉揽胜图》，画中可见黄鹤楼与晴川阁隔江而望，武汉三镇水运发达，而刚刚兴起的汉口是一排码头，舟棹林立
明末清初，汉口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天下四聚”，又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镇”，而汉口镇凭借水路为主的商业运输崛起，雄居四大名镇之首，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
汉水改道使汉口的兴起占有“地利”，而“天时”与“人和”又是如此之巧。发达的水运，令武汉从此拥有“九省通衢”“七省要道”“九省之会”的称谓。
为什么是“九省”呢？我们在民国时期《夏口县志·商务》中寻到了答案：
“当江汉交汇之处，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偱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偱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至于逆汉水而西径安陆、襄阳、郧阳诸府纵贯全鄂以抵汉中，又沿汉水之支流白河、丹江二水以至宛洛，所谓九省之会也”。
铁路：贯穿南北奠定枢纽地位
水运给武汉带来了“九省通衢”的美名，而铁路的铺设更是奠定了武汉作为中国交通枢纽的地位。
铁路是交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自西方列强叩开中国国门后，修筑铁路一直是洋务派的重要主张，而铁路的起始点，洋务派官员们不约而同地看中了1861年被迫开放的“九省通衢”武汉。早在1878年，薛福成便提出要修建一条北京经过开封抵达武汉的铁路，李鸿章、刘铭传也提出了相同的主张。张之洞更是上书朝廷，极言修建一条北京到武汉的干路的好处：“自京城外之芦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此由铁路之枢纽，干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所萃也。”并耐心地举出芦汉铁路对中国国防、经济、社会进步的种种好处。甲午战败后，清廷对铁路有了新的认识，张之洞再次呼吁修建芦汉铁路：“此路南北东西皆处适中，便于通引分布，实为诸路纲领……查铁路以由汉口至芦沟一路为最要，此路四通八达，必宜先办，其余枝路，由此而推，如此方有纲领，有次第……芦汉干路兵商兼利，此为中国铁路大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