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非典十周年之际，全国媒体回顾与反思这场重大突发卫生公共事件，自然想起了黄杏初这位具有不同意义的非典患者。然而10年后，记者仍然无法联系到他。
记者走访了黄杏初的老家，那是一栋三层小楼，大门口贴着春联，但房子并没有住人。问路过的老人才知道，这是客家人的风俗，即便没有住人也得贴上春联。当地的村主任表示，黄杏初在非典形势控制住后就外出了，很少回来，两个孩子在河源市读书，妻子在陪读。黄杏初父亲去世后，母亲跟着儿子一起生活，这栋房子便彻底荒废了。
村主任说，黄杏初在紫金县一工业开发区开饭店，他头脑灵活，会做生意，深圳也经营着生意，经常在两地奔波。记者几经周折查到了黄杏初妻子的电话，第一次打过去，妻子称黄杏初身体恢复得很好，没有后遗症，目前工作很忙，因为一直从事的是餐饮行业，为了避免引起顾客不必要顾虑，他本人不愿再接受采访。
而第二次打过去，对方已不再接电话。其妻在电话中表示：“事情早就过去了，我们只想安静地过日子！”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如果1人将病毒传染给10人以上并都被确诊，那么该传播者可以称为超级传播者。然而，这个专业术语被放置在大众语境中，则变成了另一个情感色彩浓厚的词语——毒王。
除了黄杏初外，非典时期还有多位超级传播者，其中感染力度最大的是周作芬。周作芬是广东湛江人，一直在广州做海鲜批发生意。在春节前夕，广东的海鲜生意更是红火不已，那段时间周作芬在海鲜市场忙得脚不沾地，哪怕身体有些异常他也不太在意。
到除夕那天时，他其实已经咳嗽五天，呼吸急促得连说话都很困难，身体发热的症状加重，浑身酸痛。他是被人直接从菜市场送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腰间还挂着收钱的腰包。
谁都没把周作芬的病情看得严重，包括他自己。刚住进来时，他还在病床上和老婆数腰包里的收入。第二天，他被转到了中山三院。在这两个医院里，所有接触过周作芬的医护人员，从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呼吸科医生、实习医生、护士、配餐员、担架人员、救护车司机全部感染非典。
据统计，周作芬从感染到医治出院，共传染了130多人，其中包括21名亲属，而他的岳父岳母被感染后，在周作芬治疗期间便去世了。
中山三院传染病区在接诊周作芬后，因医护人员相继感染而陷入瘫痪。一周后，周作芬又被转送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在早期抗击非典中，广东省追认的3名烈士中，2名是因抢救他而感染殉职。
当时所有人陷入非典恐慌，“毒王”这种带着戏谑与惧畏的称号还未出世。但周作芬两次转院，都会让接收的医院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后来有人这样形容他的强大传染性：他的一声咳嗽，足以引起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医院将传染病区的一个病房专门空出来，搬进最好的医疗器材，周作芬的病房被划作重点隔离区，除了3名医生和1名护士外，不许任何人靠近。
周作芬清醒后，他先问主治医生：“这些天我花了多少钱？”医生半开玩笑地说，应该超过100万了——当时他已传染50多名医护人员和二十多名亲朋好友。没隔多久，岳母去世的消息便传了过来。这个早先被送进医院时还背着腰包数钱的生意人，这个在醒过来后问的第一句话是医药费用的男人，听到岳母去世的消息后大哭起来。当晚医生查房时，看到周作芬的枕头已经被泪水打湿。
自那以后，周作芬拒绝所有探望的人和媒体记者的采访。病愈后，他想给救治自己的医护人员送礼，但被拒绝了，于是他请人做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起死回生，在世华佗”。送锦旗的时候，他与医护人员一起合了照，照片中他笑得局促，想藏在医生后面以躲避镜头。
他曾接受过极少数媒体的采访，不过拒绝露面，他说：“上电视的话，全世界都知道我了，我到商场买趟货，商场的人认出我就会歧视我；我到酒家喝茶，酒家的人就会歧视我；我打车司机肯定不载。”
出院一个月后，他请主治医生陈燕清吃饭，地点选在广州一家海鲜酒楼。过去这家酒楼的供货商是周作芬，但自从周作芬得了非典后，清清白白的供货交易从地面变成了地下。“如果被客人知道是从我这里进货，估计就没人来了。”
周作芬谈起出院后的生活，他说如今在外面吃饭或者娱乐，如果被人知道他是报纸上感染非典的超级传播者，会被老板客气地劝出店，而他所住的小区有居民因为他而特意搬走。
饭桌上的话题谈到这些后，气氛就变得既尴尬又沉重，最后，周作芬举起酒敬陈燕清：“没有你，就没有我的命，感谢。”那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周作芬最后一次联系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