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过去四十年的历史性发展成就之上，深圳亦需要破解城市发展空间不足的困局、补长公共服务失衡的短板、保持产业创新竞争优势，继续凝聚担当中国重大改革试验田的勇气和能力
深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土地告急、资源短缺、人口超负荷、环境恶化等问题日渐显现，能否找到一条平衡发展的路径，或将成为其未来数十年发展能否延续“奇迹”的关键。图为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俯瞰深圳市景。《财经》记者 焦建/摄
文 |《财经》记者 焦建
编辑 | 苏琦
202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施行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法规形式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2010年，国务院批准深圳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深圳全市）。
从2.7亿元左右的基础上起步，到2019年时GDP总量已达到2.69万亿元，深圳经济规模增长了接近1万倍。城市也从只有3万多人口、两三条街道的边陲小镇，成长为全球城市30强之一。
“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使得深圳经济特区在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同时，也在体制机制上勇于创新，“闯出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之路，闯出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参与全球竞争的开放之路。”
从经济角度看，虽其已从“三来一补”转型至以“科技 金融”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增长的成绩，但作为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城市，深圳仍临着如何继续培育内生增长动力等一系列考验。在经济特区定位之外，深圳近年来亦逐渐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等一系列角色。
即便如此，深圳要在一系列规划节点到来时成为全球性标杆城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探索一条可供复制的示范之路，时间紧、任务重，难言可轻易突围。因此，站在四十年的历史性发展成就之上，深圳仍需继续破解城市发展空间不足的困局、补长公共服务失衡的短板、保持产业创新竞争优势，继续凝聚担当中国重大改革试验田的勇气和能力。
“蛇口试管”孕育“三来一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前后，也面临着和全国其他地区类似的缺少资源、资金、资本等难题，经济建设无从下手。
1979年1月，广东省就宝安撤县改市工作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决定宝安撤县，并把靠近香港的深圳镇作为城市的名字，“深圳市”之名开始出现；同年1月，中央批准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深圳西部海岸租用土地创办蛇口工业区，“蛇口试管”开始成为深圳经济特区创立的探路者。
时至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作为首批经济特区之一，国家正式批准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傅高义认为：当时的广东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港澳回归搭桥的政治考虑，是特区选址深圳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深圳逐渐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视窗”及“先行先试”的改革开放先锋，仍需几番历练：
从1980年8月建立经济特区到1992年初*视察深圳前后，是为深圳经济特区奠基的开创阶段。在这一时期，深圳经济特区一方面展开了大规模的城市基本建设；深圳亦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冲破旧经济体制的束缚，以单项改革为突破口，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为例：经济特区正式成立之时，深圳总面积2020平方公里，划为经济特区的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特区和非特区之间用铁丝网修筑了一道管理线，称为“二线”，其把深圳分为特区内和特区外，俗称“关内”和“关外”。
2018年时，《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曾特邀当年直接参与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亲历者、深圳市原副市长张鸿义和张思平一起，回顾经济特区设立和发展的艰难历程。张鸿义回忆说：当时中央要求深圳“*出一条血路来”。因为有经济特区政策，深圳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探索和实践。
“这个边陲小镇，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热闹了起来，蛤蟆镜、大墨镜、录音机等都通过这里流向全国。”张鸿义称，因深圳把价格放开，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流向这里，深圳的市场活了，企业也焕发了生机。
对外开放使拥有政策、地理位置等便利条件的深圳经济特区把握住了新机遇，并在一段时期内构成了其发展主动力之一。1979年，在深圳石岩，随着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上屋怡高电业厂落户，深圳经济特区揭开了承接产业转移的序幕。
通过把香港资本和本地劳动力结合形成加工贸易发展模式，深圳将增加值的一部分以工缴费方式返还地方，一部分以工资方式发给老百姓，还有一部分中资参股后分得红利。实现“第一桶金”的积累后，深圳开始大规模投资建设，利用境内外贷款实现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
随着1985年中国经济大形势的相对收紧，深圳经济的小环境也迎来了新挑战。这既在部分程度上反映了深圳外向型经济中真正“外向型”因素的占比，亦形成了倒逼形势，深圳需要从早期的“铺摊子、打基础”转向“上水平、求效益”。
此一“爬坡”阶段一系列调整取得较大实效，部分是各方对深圳经济特区尽快转向以出口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下了决心。深圳被称之为“壮士断腕”的调整开始了。而在多重因素推动下，深圳这次从1986年开始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升级一直延续了下来。
上世纪80年代末，深圳开始初步形成外向型经济格局，1987年深圳出口总额在全国城市中排第三、1988年跃居第二；从1993年起，深圳进出口贸易总额连年居全国第一位。
从“山寨之城”到“创新之都”深圳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升级为外向型后，在一段时期内，不少人对深圳通过继续改革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度日趋乐观。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直到90年代初期，其GDP增速亦曾多次达到50%以上；在90年代的后五年，这一增速则先是跌落30%，进而跌破20%。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倾向于将深圳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归结于改革。然而，随着经济体量的爆炸式增长，利益关系趋于复杂，改革渐渐地改到了改革者，改革在深圳成了一件不太容易完成的任务。”有学者分析称，“面对困难与挑战，深圳市一边刀口向内，一边引导经济转型。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逐步换挡至经济转型。”
深圳至今曾有过三次比较公认的（经济结构）转型：第一次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大量涌入为标志，让深圳从此前的以转口贸易为主，快速走向工业化；第二次始于90年代中期，以将高科技企业打造成深圳的支柱产业为标志，比广东推行的“腾笼换鸟”政策提前了十多年；第三次则与第二次相联系，以服务业的蓬勃兴起为标志。
上世纪90年代左右，珠三角地区为香港厂商从事加工工作的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这种“前店后厂”模式的过于成功，对深港均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对深圳而言，第一次结构转型力推的“三来一补”模式，解决了其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并培育了大量产业工人及部分管理、技术型人才，取得了工缴费收入，提高了土地工业价值，使其有基础逐步向外向型经济的更高层次升级。但也使得其产业环境客观上限制了高技术产业的培育及成长，以至于在此后的十余年间，以加工、组装技术与简单模仿或抄袭相结合产生的一系列产品（以手机为例），使得深圳一直被扣上了“山寨之城”、“寨都”等名号。
但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谈论深圳之时，已将其称作是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综合而言，深圳第二次及第三次转型持续递进可分为几个层面：
宏观来看：1990年4月，浦东对外开放。自此开始，“特区不特”让深圳一直保持着危机感；另一方面，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传统目标及对手——亚洲“四小龙”，从90年代初开始也逐渐出现了劳工短缺、工资上升及房地产价格急涨等不利情况，受土地空间限制、能源和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压力、环境承载力“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性制约，深圳如无法摆脱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则将日益沦为平庸。
相应的政策调整随即进入加速状态。从2010年左右开始，深圳则进一步主动选择突围传统的占地型经济，向质量型增长道路迈进。希望在过去加工贸易、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现代服务业双重转型。
微观层面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深圳在教育资源、国家级研究机构相对短缺的背景下，却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养产业外向发展的中坚力量，涌现了华为、中兴通讯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和一批知名品牌，成为全国领先的创新型城市，并开始被人称为“中国硅谷”。
“其一，深圳高科技的崛起归功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保障的产权制度和所有制结构的创新；其二，深圳高科技发展归功于多年来形成的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的市场体制机制创新；其三，深圳高科技的崛起归功于为其提供高质量服务体系的政府体制创新。”在参加《财经》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张思平曾如此解析“深圳没有名牌大学，高科技产业是如何崛起的”这一问题。
亦有人曾做过京、沪、深三地创新活动的比较，前两者有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深圳的规模、数量、发展历史与这两大城市不在同一层次上，但却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曾在全国范围内首推著名的“4个90％”——90％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90％研发机构在于企业、90％的科技人员来自企业、90％的专利申请来源于企业。科技创新主体的市场化是深圳创新区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标识。
正是因为深圳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活动，彻底改变了传统模式下的科技创新路线图，形成企业新的发展能力；也正是因为上述一系列“90”，确保了推动深圳产业向全球创新链、价值链上游攀升。
深圳“先行先试”的新使命2020年8月18日下午，深圳银湖CDI大厦，一场圆桌会议以“新使命，新探索：深圳经济特区40年”为主题举行。
当日恰逢深圳获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一周年。2019年8月18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
从经济特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重要窗口城市的深圳，被普遍解读为被赋予了新使命。
“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一大亮点，或者说是一大经验。大家讨论特区40年，真正特别关心的问题是，今后怎么办？”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圆桌会议致辞时说。
按照相关规划：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将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当日近三个小时的会议进行过程中，与会者们曾经多次提及“奇迹”“瓶颈”“动力”“新特区”等词汇。各方所关注的，则是与实现上述规划密切相关的几个焦点话题：如何破解城市发展空间不足的困局、能否快速补长公共服务失衡的短板、怎样保持产业竞争力、深圳还有没有担当重大改革试验田的勇气和能力。
“通过给予深圳综合改革授权的方式，把改革的空间打开了。大家要看深圳到底是不是能再次发挥上世纪80年代的‘特区精神’，要看深圳敢不敢想、敢不敢冲、敢不敢试，不做就没有意义。”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信息部部长郑宇劼曾对《财经》记者表示。
在前述一系列成绩与目标背后，深圳多年来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土地告急、资源短缺、人口超负荷、环境恶化等问题也日渐显现。在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深圳陆续迎来了各个层面的一系列“礼包”支持：
8月初，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市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探索意见的函》。其从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耕地占补平衡等多个方面支持广东进行探索，并提出支持深圳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探索，充分发挥深圳“双区叠加”优势。探索按规划期实施总量管控模式、通过出让合同约定土地闲置费的收取标准及违约条件下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可操作方法、探索高度城市化地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分类保护利用新模式等。
在金融层面，深圳近日联合央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证监局等制定了《深圳市贯彻落实行动方案》，该方案是对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年5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的细化和分工落实。深圳提出其将打造两类金融中心，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和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其他措施还包括：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便利化改革、资本项目跨境人民币收入境内使用便利化、建立本外币一体化的账户体系、建立双向跨境理财通机制等。
就整体改革而言，在近日发表的一篇名为《继续发挥特区作用重在全方位先行示范》的文章中，樊纲则提出了深圳未来需要重点发力的几个方向：
一、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深圳应当在推动形成对外开放新局面有更大的担当和作为。要以进一步做好服务业开放为突破口，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开放；二、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如何更好地理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发展民营经济，更好地保障民营企业的各种权利，深圳还需不断探索；三、进一步推进城市化。深圳面临人口较多，医疗、教育、交通的发展，城市环境的维护，社区管理的优化，非户籍人口权利的保障等诸多社会治理问题；四、进一步做好制度激励与社会包容。创新创业需要社会包容，要宽容失败，允许试错，要不断进行“下一次”探索。
“中国的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城市化、工业化、公共服务均等化、高科技发展、民营企业发展、法制建设等多个方面仍然要闯要试，有很多方面需要顶层设计，深圳还有‘先试’的空间。”樊纲称，“特区功能最根本的一点是创新，是先行先试，特区模式可能被别人复制了，特区这个功能还应该坚持。”
本文为“区域与城市新动能”系列报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