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复旦大学“新冠肺炎防控第一课”在网上走红，课程的主讲人之一就有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上海市预防医学会会长吴凡教授。她在疾控系统前后工作了将近30年。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吴凡担当上海市疫情防控公共卫生专家组成员，也作为中方专家参加了中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
吴凡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在此次全国两会期间，吴凡接受了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谈及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吴凡表示，要从薪酬待遇、职业发展前景、规范管理体系和科研激励机制4个方面来让公共卫生人才“留得下”“用得好”。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受访者供图
“传统疾控对口院校”毕业生中仅约5%进入疾控
南都：你的提案中提到一个数据，近年北医、复旦公共卫生学院等“传统疾控对口院校”毕业生中仅约5%进入疾控系统。怎么会这样？
吴凡：疾控中心可以说是公共卫生学院毕业生专业最对口的就业去向，但专业最对口的地方他们不去，这就是问题所在。疾控岗位实际上对人的要求很高，活很多，但现在的待遇却不高，再加上社会认同度不够高，这四方面的问题导致公共卫生学院的毕业生不愿来疾控系统工作。
南都：这两年疾控系统出现人才流失，情况究竟如何？
吴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编制标准指导意见》规定，我国疾控机构人员编制数应按各地常住人口的万分之1.75的比例核定。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疾控机构人员总数仅为此标准的77%。2009-2018年间全国卫生人员总数增长58.1%，但疾控机构人员总数下降了10.2%。中国疾控中心在2015-2019年间累计流失257人，约占其编制总数的12%；2016-2018年3年间，全国省级疾控平均离职13.6人。人才大量流失又加大了其他人员的工作压力和离职意愿，形成“持续失血”的恶性循环。
一些地方疾控工资低于当地在岗职工平均水平
南都：为什么疾控系统留不住人？
吴凡：我自己在疾控系统长期工作过的，疾控系统工作非常繁重，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连续加班，比如新冠疫情发生后加班了一百多天，但疾控日常的工作也得做，比如疾病监测、公共卫生服务这些任务还是要完成。疾控工作的辛苦是大家看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疾控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水平太低了。
南都：最近有一个消息说某省疾控一位40岁复旦毕业博士年收入仅8.2万，在你调研中，疾控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水平低到什么水平呢？
吴凡：疾控作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实行绩效工资，财政全额保障，总额封顶。薪酬水平远低于同级别医疗机构，在一些地方甚至低于当地在岗职工的平均水平。国家实行绩效工资制度的初衷是激励优绩优酬，但在各地实施过程中情况五花八门：一些地方新瓶装旧酒，扣除原工资总额的30%作为绩效；一些地方直接按职称发放，形成新一轮的大锅饭；一些地方将绩效制度曲解成“封顶线”，成为降低财政支出的工具。这些现象与设置绩效工资制度的初衷完全南辕北辙。
南都：为什么绩效工资的激励性发挥不出来？
吴凡：疾控机构是一类事业单位，是财政全额保障，但问题是一种低水平的全额保障。每年的绩效总额是固定的，一个单位的蛋糕就这么大，不会根据任务增加而动态增加。目前各地疾控的薪酬水平与同级医疗机构差距悬殊，加上没有其他激励政策，就出现了留不住精英人才的问题。
南都：怎么样提高疾控人员的薪酬待遇？
吴凡：我建议人社部、财政部切实加强疾控机构人员薪酬保障，提高保障水平。建议参照同地区、同级的综合性医疗机构平均水平核定疾控机构薪酬，并形成确保薪酬动态增长的长效机制。
有地方县级疾控中心十几年来没进人
南都：有没有一些地方疾控人员的待遇是做的比较好的？
吴凡：有一些地方会说，疾控中心的平均水平不低，甚至比中心医院的平均水平还高。我们调研中发现，这些地方的疾控中心往往中高职称的人员占比较大，怎么会这样呢，是因为虽然这些地方疾控有编制，但上级管理部门不给你招人，特别是在西部的一些贫困地区，县级疾控中心十几年来没进人，没有初级人员补充进来，所以留下的都是中级以上职称的人，一平均，薪酬水平还挺高的。但问题是，人一少，活还在，就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恶性循环，结果就是留不住人。
南都：这几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从2016年的45元已经提高到了2020年74元。
吴凡：这是干活的钱，不是给人发工资的钱，现在缺的是吃饭的钱，不是缺干活的钱。逐年增长的工作经费就意味着工作量逐年增加，在没有人员补充的情况下，实际就变成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了。
疾控中心高级岗位比例偏低
南都：除了待遇太低留不住人，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人才流失？
吴凡：我们调研中也发现，疾控中心高中初级岗位设置比例不合理。
由于疾控机构没有大量的类似医疗机构的护士、检验技师等中初级人员，入职人员基本都是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尤其是国家、省级疾控机构入职门槛高，需要的是大量的高级职员，比如说同样1000人的医院和疾控中心，疾控中心需要高级岗位的比例应该要高得多，但问题是现在疾控高级岗位比例偏低，这导致专业人才晋升渠道狭窄，职业前景暗淡。
据我了解，国家级机构中，疾控机构高中低岗位比例确实是4:3:3，高级岗位比例是较多的；医疗机构，这一比例是3:3:4；科研研究类机构是3:4:3。但在大部分地方，疾控中心高级岗位比例是偏低的。很多博士招进来几年后，由于没有高级岗位，就可能走了。
薪酬保障涉及薪水问题；岗位比例涉及前途问题。建议中编办会同卫健委、财政部等督查各省落实三部委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编制标准指导意见》要求，尽快补足、动态调整各地各级机构编制，健全准入、考核和激励机制，优化队伍结构，合理调整国家和省级机构的高级岗位比例。
南都：你也建议，公卫医师应该有一个规范管理体系？
吴凡：进入疾控机构的专业人员职业发展规划路径不清晰。公共卫生医师是执业医师法规范的四类医师（临床、中医、口腔、公共卫生）之一，其他三类都有规范的注册、登记、使用、考核、培养制度，但公共卫生医师至今没有形成完整清晰的规范管理体系，也就是说，怎么使用、怎么培养、怎么评价、怎么晋升，这套制度现在是不健全的，对公共卫生医师的管理缺乏规范。长此以往，队伍就难以维系。
抓住正在修订《医师法》的契机，建议卫健委制定完善我国公共卫生医师制度，纳入修法内容。规范注册、登记、使用、考核、培养、晋升等，衔接好医学院校教育、公卫医师规范化培训、继续医学教育和专题培训，构建公共卫生医师全执业周期培养体系。
目前科技激励政策无法惠及疾控专业人员
南都：要稳住公共卫生人才队伍，你还有什么建议？
吴凡：要尽快制定完善公共卫生领域各项激励制度。借鉴新冠肺炎疫情临时性补助和奖励的经验，完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现报告、应对处置等奖励制度。落实*“两个允许”讲话精神，允许疾控人员合理获得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量的科研劳务报酬。参照教育部长江学者等人才计划，设立国家和省级公共卫生杰出人才岗位，完善高等级人才和有杰出贡献人员的奖励和休假等制度。
南都：疾控的科研有什么特点？
吴凡：有一些人觉得疾控中心不是一个科研单位，而是一个办事机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疾控和应急领域的科研有一个特点，它是根据现场情况和处置所需，解决实际问题的，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科研。而这种科研也需要靠平时人才和技术的储备，才能在应急时承担得起应急科研任务。比如新发传染病疫情，能否在第一时间迅速明确病原体，能否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和研究探明传播渠道以及病原体的传播力和疾病自然史等等，这些都需要疾控团队超强的科研能力。
2013年上海很好地控制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疫情。H7N9禽流感病毒是全球首次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我们在很短时间内调查清楚，H7N9禽流感病毒来自于活禽市场，市政府随后决定关闭活禽市场。后来，我们拿这一成果去申请科研奖项的时候，有一位专家就提出来，关闭活禽市场没有什么科技含量。想想也是，但他要知道确定新型禽流感病毒来自于活禽市场，这可是有科技含量的。如果不研究清楚，当时新的感染者就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小苗子就会发展成大疫情。
南都：这反映了你说的疾控的社会认同的问题？
吴凡：疾控的最高境界不是发明一个高精尖的技术或产品，而是用最简便、易行、最符合成本效益的办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现在的问题，一是这样科研成果得不到认同；二是花了精力研究出来的成果，没有任何激励，全凭觉悟在干，长此以往怎么会留得住人呢？
南都：现在疾控的科研成果没有报酬上的激励吗？
吴凡：有的地方也允许发科研劳务，但是科研劳务发多发少，在执行中要求其纳入单位绩效工资总额核算。这就是之前说的，总的蛋糕就是这么大，拿了张三的蛋糕给李四发科研奖励。这造成科创激励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根本无法落地实施。
此外，国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等科技激励政策，除一个省外，全国其他各省在制定具体政策时均未将各级疾控机构纳入其中，科技激励政策无法惠及疾控专业人员。
南都：你在疾控系统工作很多年，怎么看现在疾控工作面临的尴尬？
吴凡：我读书上公共卫生课的时候，老师第一堂课就讲，“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座上宾”。意思是火灾过后，曾经建议把烟囱改弯，把柴草移开去的人得不到感恩，只有因救火被搞得灰头土脸的人才受到款待。这仍然是疾控现今面临的处境。
要改变国家传染病疫情直报系统的部署方式
南都：你这次也提交了《关于升级改造国家传染病疫情报告系统的提案》，现在的直报系统有什么不足？
吴凡：一个问题是，传染病疫情直报系统是以业务为主线的“烟囱”系统，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只能通过登录系统直接上报传染病疫情数据至国家数据中心。这种中心服务器式直报系统与医疗机构通过单位信息平台部署的电子病历系统不能对接，数据无法自动实时抓取，医生只能手工填报，医院安排专人收集各部门传染病报告单后手工输入。这不仅增加一线医护人员和医院的工作量，还造成线下的空间无限大，传染病信息是否报告、报告是否及时、报告质量是否符合要求等都很难评估或控制。
南都：直报系统目前无法与其他系统对接？
吴凡：主要是信息系统部署的方式问题。国家传染病疫情直报系统建于2003年SARS后，基于当时全国信息化的基础，为尽快建成使用，该系统建设时采用了国家级部署中心服务器的解决方案，即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通过登录系统直接上报传染病疫情数据至国家数据中心。该系统当年建设当年启用，对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及时报告、统计发挥了关键作用，推动了我国传染病防治的跨越式发展，也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学习效仿的榜样。
近十年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全国各级医院普遍建设了HIS，各省基本建成了省级卫生健康信息平台，而传染病疫情直报系统未能同步进行架构的调整和完善，其不足和局限性日益突显。如：系统内部业务协同困难，与省级/区域卫生健康信息平台脱节，无法进行本地开发应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方对传染病疫情的实时分析研判与早期预警。
南都：你的建议是什么？
吴凡：改变国家传染病疫情直报系统的部署方式，建设国家级传染病报告、监测预警、疾病管理等综合信息平台，改造传染病疫情报告与管理信息系统，整合现有各相关业务系统。全面推广使用电子签章/签名，层层压实传染病报告责任。横向上实现本级防控实际情况对传染病及相关信息的综合利用与共享，纵向上实现基层的源头数据及时、准确汇聚。
同时，也要加快推进全国各省级和区域卫生健康信息平台建设，部署对接医院信息系统(HIS)，为各类医疗卫生数据汇聚和业务应用创造先决条件。
采写：南都记者吴斌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