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蜀文化的两个中心区域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中出土了数以千件温润细腻、制作精美的玉器，统称为古蜀玉器。对玉器材料的检测分析表明，古蜀玉器主要以透闪石玉为主，同时还有少量的阳起石、透辉石、斜长石、闪长石、滑石等，材料种类丰富，选料较为广泛。通过对成都平原西北龙门山脉一带玉料矿源分布情况的初步调查，以及对中国其他区域矿源产地玉料标本的观察与对比，初步明确古蜀玉器绝大多数材料明显区别于其他区域玉文化玉料，三星堆、金沙遗址中绝大部分玉器应为就地取材、就地制作而成。
古蜀文化的两个中心区域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出土了数以千件温润细腻、制作精美的玉器。这些玉器的发现，为研究古蜀王国宗教祭祀内涵、古蜀国玉器工艺以及中国玉文化发展谱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数量庞大的古蜀玉器群［1］玉料为何？具有哪些材质特征？以及这些玉料来自哪里？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围绕古蜀玉器研究必须要认识与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因此，对古蜀文化出土玉器材料的检测分析和玉料矿源产地的调查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认识蜀玉，寻找蜀玉，我们一直在探索中……
一 对出土玉器玉料的分析与认知
对古代玉料的检测鉴别方法，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传统的目验法，即通过肉眼对玉料的物理性质，如质地、颜色、光泽、透明度等进行观察。该方法主要依据鉴定者的经验，简单易行，但存在较大局限性。由于古玉表面曾经抛光，又历经次生变化及后期因埋藏环境而产生的受沁影响，出土时可能已面目全非，故而并不能完全准确地确定玉器的矿物结构成分。二是仪器检测，即用现代科学仪器对玉料的物理结构和化学成分进行观察和化验，再依据检测数据来判断玉料的矿物成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质工作者便将科学仪器和技术鉴定的方法引入了古玉鉴定领域，如偏光显微镜、化学分析、光谱分析、油浸法、X光照相分析等。近年来，学界又开始采用室温红外吸收光谱、扫描电子显微镜和拉曼光谱仪等鉴定方法来对玉器进行检测与科学分析。室温红外吸收光谱是利用分子振动模式与频率特征，具有对矿物分辨能力较强和用量较小的特点，其标准样量为1毫克，就可计算铁和镁的占位率以区分透闪石与阳起石。扫描电子显微镜一般只需几个粉末颗粒即可制样观察其结构，只要粉末颗粒显著大于显微结构的基本组成单位就可。以上两种方法的优点是样品用量极少，若在出土玉器原有伤残或不起眼处小心取样，可达到近似无损分析的效果。拉曼光谱仪则可对玉器进行无损分析，测定器物的质料［2］。
（一） 三星堆玉器的玉料测试与分析
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的一批玉器是1929年广汉燕家院子的一个玉石器坑所出，据说当时出土玉器的数量达三、四百件之多［3］。以后在三星堆遗址中又陆续有零星玉器出土［4］。1986年三星堆遗址内发现两个大型祭祀坑，其中出土的玉器数量多达600余件［5］。1997年末，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墓地中再出土61件玉器［6］。此外在三星堆遗址内外还先后有十余次的采集和发现玉器［7］。2020年至2021年随着三星堆考古新一轮的发掘，在原一、二号祭祀坑周围再次发现6个新的坑状堆积，目前考古发掘仍在进行中，但已发现的玉器数量已有不少。从上述情况统计，三星堆遗址出土玉器数量总计应有数千件不止。三星堆出土玉器制作精美，体型巨大，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特色，其发现也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了古蜀国制玉工艺的繁荣与发达。
对三星堆玉器的玉料鉴定与分析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次：
1.1995年，刘兴源、巫声扬、王德生等对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298件玉石器进行了肉眼分类观察，并对其中19件玉石器标本做了显微观察及薄片鉴定。此次检测玉器仅3件，其中1件玉凹刃凿鉴定为阳起石化绢云母化角斜长斑岩；1件玉凿鉴定为阳起石透闪石岩；还有1件玉璋鉴定为阳起石蛇纹石岩。另2件“石斧”鉴定为阳起石透闪石岩，1件“石戈”为大理岩（汉白玉）［8］，因此这3件石器实则也应归于玉器类［9］。
2.苏永江对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中出土的10件玉器残片，进行了薄片显微光性鉴定、显微照相、化学分析、硬度测定、密度测定等。经分析，10件标本分析样本均由以透闪石为主的矿物成分组成，且透闪石呈显微纤、粒状结构，即软玉结构。并提出可从矿物学的角度将分析样定名为闪石玉或透闪石玉，从宝石学角度均可将之定名为软玉［10］。鉴定报告还将上述数据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成分进行了对比，认为两者非常相近。而因“妇好墓”的玉器有一部分被认为是用新疆和田玉制作的，那么三星堆的玉也有相同的可能性［11］。
3.2004年11月，陈启贤利用近红外矿物快速测定系统扫描方法对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10件玉石器进行了矿物物相检测，本次检测涉及的玉器有4件，仅做了近红外光谱测试图，鉴定名称仍沿用1995年刘兴源等人的结论，未见有新的信息补充［12］。
4.2020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与故宫研究院玉文化研究所、故宫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所联合对三星堆遗址早期出土的134件玉器进行了检测，检测手段主要是利用便携拉曼光谱仪、便携红外光谱仪、便携能谱仪和三维超景深显微镜，确定大部分玉器为透闪石软玉，另有一部分蛇纹石玉、石英、长石等［13］。
5.2021年4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玉器进行了科技检测。检测主要运用手持式X射线荧光分析仪和手持式拉曼分析仪，对三星堆博物馆馆藏364件玉石器进行了检测和分析。结果显示三星堆玉石器的玉料以闪石玉（“软玉”）为主，其他玉料包括蛇纹石玉、玛瑙、大理岩、石英岩等。材质的组合和比例符合四川地区闪石玉的成矿原理，具备原料“就地取材”条件。在主要器形中，玉凿的玉质显著好于玉璋和玉戈，体现了玉料选取与器形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此外，检测分析结果还表明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玉器的玉料和器形多样性均较二号坑低［14］。
从以上鉴定结果看，对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的检测数量和范畴已日渐加大，分析方法也日益增多，但对20世纪30年代燕家院子、华西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早年发现的玉器、仁胜村地点出土玉器和遗址内其他地点采集的玉器开展数据检测与分析还显不足。
（二） 金沙玉器的玉料测试与分析
2001年发现的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文化消亡后接踵而来的十二桥文化中心遗址。目前遗址内已经出土了3000余件玉器，其巨大的体量、丰富的种类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再次彰显了古蜀玉器制作业的发达与昌盛。金沙玉器主要发现于遗址东南部的“梅苑”地点东北部，该区域文化堆积层厚，延续时间长，出土遗物最为丰富。该地点也是遗址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器物等级最高的一处。从2001年初发现时的机挖沟中采集清理出玉器558件［15］，考古发掘出土玉器1460件。金沙遗址范围内其他发掘地点仅出土玉器70件，数量极少，种类极其简单，器形也都较小，制作也较为粗糙［16］。
2001年金沙遗址发现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先后与国内外各科研机构展开广泛合作，对祭祀区出土的部分玉器玉料材质进行了多次的检测与分析，主要工作有以下几次：
1.2001年至2003年，与成都理工大学团队合作对金沙遗址出土的600余件玉石器采用碎屑油浸法晶体光学鉴定，同时为确认油浸鉴定结果的正确性，以及解决个别油浸鉴定无法解决的问题，又抽选50多件样本进一步做扫描电镜微形貌和能谱元素分析，还选择有代表性的玉器残片作了少量X射线衍射晶体物相分析。根据鉴定分析，金沙玉器的主要材质有20多种类型，所检测的样本中由透闪石软玉集合体构成的软玉型材质占比80.58%，初步确认透闪石玉为金沙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材质［17］（图一）。
2.2002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团队合作采用近红外线光谱仪，对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193件玉石器进行了鉴定，其中玉器共154件。初步鉴定结果表明其中122件为符合条件的透闪石软玉和阳起石软玉，其余还有个别为大理石、绿松石、绿泥石和滑石［18］。
3.2007年，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与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检验中心（现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检验研究院）合作，采用X射线粉晶衍射仪和红外光谱仪对5件残玉料及收集到的和田玉料、岫岩玉料、四川龙溪玉料、彭州龙门山镇玉料各1件进行了分析。鉴定结果是5件残玉料均为透闪石玉。收集的现代和田玉标本成分为透闪石；岫岩玉料成分为透闪石；龙溪玉料成分为透闪石、滑石；彭州龙门山镇玉料成分为蛇纹石、方解石和白云石［19］。
4.2007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成都理工大学向芳等人合作，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对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5件透闪石软玉，野外采集的汶川龙溪玉料及现代和田青玉料的稀土元素特征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金沙出土软玉材质相同，不仅在宏观上具有不透明，材料疏松，多孔缝隙，表面硬度很低，内部多以白、灰、浅黄为主，以及极少为微绿的基本无色或浅色色系等特征；其在显微特征上还表现为鳞片状滑石与柱状或细粒状透闪石组成的集合体，具有相同的稀土分配模式和特征的铈和铕亏损。这些特征和收集到的和田玉玉料及金沙遗址出土良渚十节玉琮的玉料特征［20］具有明显区别，但却与2002年野外调查团队采集的四川龙溪玉料标本最为接近（图二）［21］。
5.2018年，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与中山大学地球物理实验室团队合作，就金沙遗址113件出土玉石器样品，采用肉眼观察、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PXRF）方法，对龙溪玉料与金沙遗址古玉器进行了表观形态、矿物组成、主微量元素分析。并对其中108件样品利用漫反射红外 PRXF进行无损测试。结果表明，有70件全部含有透闪石（阳起石），占比64.8%，其中59件为纯度较高的透闪石（阳起石）矿物集合体，其余11件含有滑石、石英、长石等杂质矿物；不含透闪石（阳起石）的其它玉石样品数量有38件，占比约为35.2%［22］。
6.2020年9月，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与故宫研究院玉文化研究所、故宫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所联合对金沙遗址出土的48件玉器和5件龙溪玉料进行了检测。检测手段主要是利用便携拉曼光谱仪、便携红外光谱仪、便携能谱仪和三维超景深显微镜，初步确定大部分玉器为透闪石软玉，另有一部分蛇纹石玉、石英等。龙溪玉料成分为闪石、滑石和方解石［23］。
以上各次检测与分析结果表明，金沙玉器材料是以透闪石软玉为主，还有少量的阳起石、透辉石、斜长石、闪长石、滑石、大理石、绿泥石、叶腊石、绿松石、玛瑙和含水磷酸盐、碳酸盐的多金属矿物，可见金沙时期玉料种类极其广泛。这些玉器多数不透明或半透明，材料内部颜色为白、灰、浅黄褐的基本无色系列，但表面色彩丰富（图三），透闪石软玉器材料的矿物组成单调（除透闪石外为滑石和方解石）、颜色平淡（无色系列）、风化强裂、质地疏松且透明度差［24］。由于金沙遗址出土玉器数量巨大，目前的测试分析数据还远远不足以呈现金沙玉器材料特征的全貌，因此还需要利用多样化的技术手段加大对金沙玉料标本的数据检测，进而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与加强对玉料材质特征的认知。
二 玉料矿源产地调查工作的开展
对古代玉器原料产地的调查与研究是中国玉器及玉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对古代玉料的物理特征、矿物成分、显微结构进行检测与分析，再结合区域地质调查和文物记载，即可推断或确定部分古玉产地。根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玉矿很多，仅《山海经》记载的玉料产地就多达259处。目前世界范围内也有多个产地出产透闪石质玉，其中比较著名的透闪石质玉料产地有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韩国春川地区、加拿大、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等地。国内发现的透闪石质玉料产地主要有新疆和田、且末、若羌、玛纳斯地区；甘肃马鬃山、马衔山、敦煌旱峡地区；青海格尔木地区；辽宁岫岩地区；四川汶川（龙溪）、雅安地区；河南栾川地区；贵州罗甸地区；广西大化地区；江苏溧阳（小梅岭）地区；湖南临武（香花岭）地区；台湾花莲地区；黑龙江铁力地区等。从中国古玉材料来源来看，新疆和田、辽宁岫岩、河南南阳独山和陕西蓝田等地都是中国古代玉料的主要产地。另外，江苏溧阳小梅岭、四川汶川龙溪、台湾花莲所产玉料，以及缅甸度冒的翡翠等也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某一阶段的玉料产地［25］。中国古代玉料情况如表一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