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近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成都理工大学、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对三星堆遗址区北端发现的4件灰褐色大玉料，通过溯源调查方法，由近及远从三星堆遗址循湔江往上游根据河流漂卵石成分进行示踪研究，初步确定玉料产地靶区后刻槽取样，对比分析靶区岩层、河流漂卵石及三星堆大玉料的岩石薄片测试数据，寻找与玉料生成环境相匹配的矿带。溯源调查及详细的岩矿薄片鉴定表明：彭州红岩山蛇纹石矿区附近存在与三星堆大玉料的体量、蛇纹石含量相当的矿石。通过对比二者的矿物组成、原岩类型、结构、构造、硬度等指标得出了两件大玉料原岩均属于超基性岩中产出的蛇纹石，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玉料（实为蛇纹石）产自四川彭州红岩山蛇纹石矿区的结论［40］。
三 结语
通过总结古蜀玉器历年来的玉料测试分析工作情况，我们对古蜀玉器的玉料特征有了一些初浅的认识：古蜀玉器主要以透闪石为主，同时还有少量的阳起石、透辉石、斜长石、闪长石、滑石、大理石、绿泥石、叶腊石等，这一结果表明古蜀玉器的材料种类丰富，选料较为广泛。通过对成都平原西北龙门山脉一带玉料分布情况的初步调查，以及对中国其他区域矿源产地玉料标本进行的初步观察与对比，明确了古蜀玉器绝大多数材料明显区别于其他区域玉文化玉料，可以看出古蜀玉器除极少数系由其他外部区域文化直接输入外［41］，绝大部分玉器应为就地取材、就地制作而成。材料的来源一部分可能是成都平原西北的龙门山脉，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在遗址附近周围的河漫滩地和山间谷地中采集而来。
从以上工作的总体情况来看，目前形成的对古蜀玉器材料及产地来源的认识还相当不充分并存在着较大局限性：首先对现有古蜀玉器的检测样本和分析数量还极不充足；其次对龙溪玉的调查范围还较狭窄，采集的样本数量也较少；此外对近年来在四川雅安宝兴、石棉等地区新发现的一些闪石玉矿的调查工作也尚未开展，因此要形成一个全面可靠的科学鉴别结果，必须更加深入地开展测试分析与实地调查。具体地说，首先要建立起一个古蜀玉器的玉料数据库，再建立起龙溪玉的材料数据库，同时还要和中国其他地区玉料产地的材料数据进行观察与对比，只有这样才能使古蜀玉器的检测数据可以“对号入坐”，“身份清晰”。其次对玉料的检测手段也还需要进一步扩展，必须充分应用现代化科技方法，除常用的偏光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矿物化学成分分析、X射线粉晶照相之外，还要采用微量元素分析、稀土元素分析和稳定同位素分析等方法，使分析的数据更加科学严谨。只有从玉料的表观特征、宝石学特征、矿物岩石学特征以及地球化学成分特征等进行综合研究，才能掌握古蜀玉器的产地标型特征和古蜀文化出土玉器的玉料来源地，然后再以可确认的玉料产源地为线索，去深入探究古蜀社会从玉矿开采、选料、运输到生产加工等一系列的产业链条发展情况，进而推演出其背后的社会生产形态、技术发展状况以及四川地区与同时期周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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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方：《古蜀玉器简论》，刘国祥、陈启贤主编：《玉文化论丛4：红山玉文化专号》，第176页，（台北）众志美术出版社，2011年。
［2］员雪梅等：《中国史前玉器原料产地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探讨》，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第897～928页，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3］冯汉骥、童恩正：《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4］朱亚蓉：《天地之灵 祀神之器——三星堆玉器的发掘与研究》，广东省博物馆编：《考古人的兴奋》，第115～127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
［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考古》2004年第10期。
［7］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编著：《三星堆研究》第4辑，巴蜀书社，2014年。
［8］刘兴源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玉石器岩石类型薄片鉴定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500～514页。
［9］关于玉的定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玉料主要指软玉和硬玉。但在中国古代，先民们以“石之美者为玉”，说明在古人心中凡是美丽的石头就可称作玉。因此广义上的中国古代玉器，其玉料的品种应较为宽泛，包括透闪石、阳起石、蛇纹石、水晶、玉髓、玛瑙、斜长石、黝帘石、汉白玉、石英岩、芙蓉石、松石、青金石等，都可能在古玉的范畴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玉、石之次玉、石之似玉、美石、普通之石”等认识。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今天认识古玉、鉴赏古玉以及研究古玉，即是要尽可能以古人的立场、古人的标准来界定与辨识。
［10］苏永江：《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玉器残片鉴定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515～521页。
［11］苏永江：《广汉三星堆出土玉器玉料来源的讨论》，杨伯达主编：《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第48～56页，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12］陈启贤：《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出土玉器矿物物相检测报告》，三星堆研究院等编：《三星堆研究》第3辑，第96～106页，（台北）众志美术出版社，2009年。
［13］检测结果由故宫研究院玉文化研究所徐琳所长提供，报告待发表。
［14］鲁昊等：《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的成分检测及相关问题分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9期。
［15］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Ⅰ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文物》2004年第4期。
［1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金沙玉器》，第13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17］杨永富等：《金沙遗址玉器、石器材料研究鉴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编：《金沙遗址考古资料集（三）》，第47～80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18］此次玉器鉴定报告尚未发表，文中所描述材质情况系现场测试时结果。
［19］检测资料未形成报告。
［20］杨永富等：《金沙村遗址玉、石器材料鉴定及初步研究》，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编著：《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第194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21］向芳等：《成都金沙玉器的稀土元素特征及材质来源》，《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2008年第1期。
［22］检测及调查报告正在整理中，待发表。
［23］检测结果由故宫研究院玉文化研究所徐琳所长提供，报告待发表。
［24］杨永富等：《金沙村遗址玉、石器材料鉴定及初步研究》，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编著：《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第193～200页。
［25］古方主编：《中国古玉器图典》，第14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26］邱晓辉：《红山良渚等玉文化与辽宁闪石玉的应用浅析》，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玉学论丛四编》，第975页。
［27］黄可佳：《贡纳与贸易——早期国家的玉石器生产和流通问题初探》，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编：《早期中国研究》第1辑，第198～211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
［28］〔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962页，巴蜀书社，1984年。
［29］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第2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
［30］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第19页。
［31］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1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2］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汶川县志》，第108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
［33］古方：《昆仑山玉矿探源》，《中国宝石》2003年第4期。
［34］同［33］。
［35］同［21］。
［3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金沙玉器》，第18页。
［37］幸晓峰、王方：《成组石璧考古调查与音乐声学测量》，《成都文物》2008年第2期。
［38］张钰岩等：《甘肃马衔山软玉成矿及玉料产地来源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分析》，《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年第2期。
［39］检测分析报告正在整理中，待发表。
［40］刘建成等：《三星堆遗址出土大玉料溯源研究》，《四川文物》2021年第6期。
［41］通过肉眼观察，燕家院子所出的2件玉璧［四川大学博物馆藏（3.1）439和（3.1）131玉璧，见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第138、139页］，1件玉琮［四川大学博物馆藏（3.1）113玉琮，见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第124页］，明显具有甘肃马衔山、马鬃山玉料特征，且这几件器物的造型特征也为典型的齐家文化玉器风格（参见王方：《玉汇金沙——试析古蜀玉器中的多元文化因素》，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编：《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95～304页，科学出版社，2018年），因此可以推测这几件玉器应为外部直接输入。另外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块度大、透明度高（半透明）、表里均为绿色、质地致密、风化程度轻微并保持了原石较高的硬度和强度，虽然表面也有滑石生成，但蚀变十分轻微。其稀土元素特征也与金沙其他玉器明显不同，再据其造型、纹饰、雕刻等特征看无疑具有典型良渚文化晚期玉琮风格（王方：《试析古蜀玉器中的良渚文化因素》，杨晶、蒋卫东执行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四）》，第281～29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因此该件玉器也应是由外部直接输入。
（作者：王方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原文刊于《四川文物》2022年第1期）
来源：中国考古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