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关注我们
2018年11月22日，中国嘉德秋拍“邮品”专场拍卖中一枚中国60年代的未发行邮票拍出了1380万元的天价，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贵的邮票。它就是60x40版本的“全国江山一片红”。也被人称为“大一片红”，除此之外，30x40版本的则被称为“小一片红”，市场价格也在百万以上。
这两枚邮票之所以如此天价，因为它们不是简单的稀有，也不是简单的“错版”。它们身上还带有着60年代的特殊禁忌属性、也带有着权力博弈的余波。正是中国人这些最禁忌但也是最狂热的驱动力，带来了“大一片红”和“小一片红”的天价。
而要走近它们的故事，我们需要先走近它的作者，万维生。
“大一片红”
“小一片红”
生在日本的中国人
1932年万维生出生在日本神户。他祖籍本是福建人，但传闻他父辈曾在日据时期在东北生活。解放后他留在东北，并在1955年从东北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鲁迅美术学院顺利毕业。
万维生
对于这段经历，万维生一直讳莫如深。他父辈的身份，他们选择留在东北的原因，他都鲜少有人提起。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他毕业后顺利进入邮票发行局从事邮票设计业务。而回溯那个混乱动荡的年代，我们可以猜想万维生能够在美术领域有所发展，其家庭想必也是有相关背景作为基础的。
在邮票发行局万维生度过了十二年还算平静的岁月。他并不是一个很有“政治格局”的人，比起政治他更在意自己创作。
这份纯粹让他能够在那十二年享受着与邮票为伴，钻研绘制自己心爱天鹅的生活。但随着1967年的到来，他和大部分人一样被迫卷入了那场浩劫之中。
漩涡中的万维生
1967年时局变化。在邮票发行局首先改变的是每年的生产流程。过去邮票局的年度设计计划是需要层层文件审批，最后得出指示。但自67年起，主管邮政的局长被打成“走资派”，此流程最终被外行出身军代表的口头传达取代。与最高领导的交流也从过去的发行局内部领导的文件，变成了不透明不了解的军代表口头传达。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因为这意味着邮票生产的政治风险从这一刻开始转嫁到了设计师自己身上。万维生或许清楚这一点，也或许他还没有料想到这个变化会对整个发行局带来的影响。
终于，一项特殊的任务落到了万维生的头上。由于万维生参与过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邮票设计，上级让他根据全国各地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一盛况创作邮票。这次任务安排非常特殊，因为不同于以往的介绍信制度，这次的任务直接由军代表口头传递。是一个让人不安的安排。
万维生接到任务后开始了创作，发现主管发行和印刷的同事都被批斗了。于是他必须自己拟定版式，确立尺寸。在这之后，万维生三易其稿，如坐针毡。最终以30x40版本大小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通过设计，他可以回家了。
当时的发行局负责编排日期的邓连普同志也被批斗，失去了职权。万维生无从知道自己设计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否确定印刷，何时印刷，谁来印刷。直到1968年十一月末，万维生听到了一个让他绝望的消息，“全国山河一片红”已经印刷发行，但被举报存在政治错误被勒令收回。
万维生后来回忆自己听到消息的那一天，他不敢和任何人打听消息，脑袋天旋地转的。艰难走回家里以后一头栽进被子里。随后的几天，他在恐惧中等待，等待着军代表带着那顶“反革命”的帽子来到他家。
往事的真相
万维生这一等就是好几天，但他一直没见过那位军代表。关于他的去向无人可知，唯一知道的就是这枚邮票的风波并没有波及万维生。随后，整个邮政发行局因为批斗问题集体被送到长兴劳动改造。
多年后，万维生回到了邮政部门继续从事设计工作。而关于那段往事，大量记者媒体曾经找到他希望能够了解个中原委，但他一直没有开口，这个纯粹且随性了半辈子的艺术家在经历了这十年磨难后，开始变得谨言慎行，开始注意政治的风向。直到90年代，风向稳定后。万维生终于在一些场合开口了，这一开口也解开了当时众说纷纭的那段往事。
万维生的第一稿“全国山河一片红”采取的是60x40的大版面设计，由于当时很多红卫兵提出要让所有邮票都带上主席形象。所以万维生选择了红色山河和主席像为主体设计。此版交上去后杳无音讯，良久以后上级批复“不能出现主席像”。这与街道上的红卫兵宣传刚好相反，这背后传递出的信息再明确不过，那就是上级领导和那些红卫兵其实存在分歧。简单的一个批复让万维生对于这项任务更加谨慎。
第二稿他上交了红卫兵和红色山河为主体的设计。此稿也就是后世的“大一片红”。由于第一稿的审批时间过长，所以第二稿提交后很多印刷单位为了能够完成上级生产任务，偷偷印刷了一些样品。这些样品后来大部分被销毁，少部分流传下来，就成为后来拍出千万天价的“大一片红”。
这一版的审核大约几天时间，但这次审核的结果却让万维生惊讶。因为根据军代表的传达，此次审核的意见是总理亲自批复的“贪大求全”四个字。在与军代表商议后，万维生认为此批复是对版面大小有看法。所以他当时立刻进行了修改，改为了30x40版本的尺寸，也就是后来的“小一片红”。军代表拿上稿子就离开了。
总理的亲自批复不得不让人联想起第一次审批的漫长等待以及批复结果上与红卫兵宣传上的巨大差别。万维生不敢多想，回家了。再之后听到这枚邮票的消息就是被举报收回了。万维生没有被追责，而多年后他才领会其中缘由。
当时引起争议的理由传闻有两点，一是有人发现邮票上全国地图轮廓不准确，尤其是中苏、中缅边境段，也没有南海诸岛。二是有人认为敏感地区的涂白会有问题，当地作为祖国的一部分，他还没有建立革委会又怎么能称为“全国河山一片红”呢？
保住万维生的应该是这第二个理由，因为如果问题仅仅出现在第一点，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设计问题。但如果问题出在第二点，那是本身立意上就有错误。在顶层的追责中，追责万维生比之于追责提出设计的人，显然把矛头指向万维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宁静的晚年
万维生的晚年重新找回了自己年轻时的那份纯粹。他依旧在绘制天鹅邮票，创作了很多流传后世的作品，但是在外面介绍自己时他从来不会提起那对大小一片红。
2003年，晚年的万维生将自己的大小一片红原始画稿捐给了艺术院。2015年，83岁的万维生离开人世。死前的两天，他还在绘制自己钟爱了一生的天鹅邮票。
万维生的天鹅邮票作品
回看万维生的一生，他有着自己卓绝的绘画天才，也有着那个时代每个个体身上都会留下的十年印记。在这印记中他留下过价值千万的天价邮票，但其实也不过是与普通人一样，在那些无常的波涛中被别人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那些他的苦难、他的恐惧、他的幸免于难、他的幸运，都不过是他的命运无常，身不由己。
欢迎关注
